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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正是中國的政治穩定、經濟快速平穩的發展,給外商創造了一個良好吸引外資的投資環境。從硬環境的資源稟賦來看,中國農業資源豐富,農林牧漁等各類種植業、養殖業都很發達,品種齊全,生產體系完備。數十種礦產資源居世界前列,自然資源儲藏量大,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資源大國之一。
關鍵詞:東南亞華商,投資環境,SWOT
中圖分類號:F27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華商企業在中國的SWOT分析——基于企業微觀角度的東南亞華商分析
收錄日期:2012年4月11日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進一步對外開放,各國華人華僑與中國的經濟文化聯系將進一步增強。20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東南亞華商與港澳臺資本,大舉進入中國大陸,構成了中國大陸實際利用外資的重要主體,在中國經濟建設乃至整個亞太經濟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一、華商對華投資歷史回顧及最新動態
華僑在中國大陸投資興辦企業,大約始于19世紀七十年代。它對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曾起過積極的作用。據統計,在近代時期,海外華僑在中國的投資約為1.28億美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投資約為1億美元。其中,東南亞華僑的投資約占70%。此后,由于政治、經濟等原因,東南亞華僑、華人在中國大陸的投資活動一度中斷。
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對外貿易條件及投資環境不斷改善。同時,東南亞各國逐漸放寬其華裔公民到中國旅行經商的限制,中國又開始成為東南亞華人企業貿易與投資的重要對象。在東南亞各國與中國發展新的經濟合作過程中,華人企業起著帶頭和中介的作用。同歷史上東南亞華僑在中國所創辦的企業相比,當前東南亞華人企業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地區已不局限于傳統的閩粵僑鄉,而是向內陸各省市發展,投資的領域也擴大到各種行業。特別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東南亞華商認定中國政局穩定,經濟發展勢頭強勁,市場具有開拓潛力,認為向中國投資的利潤要比向所在國及其他國家高、風險小。加上東南亞國家對華關系日益改善,對外開放程度逐步擴大,對華商到中國投資的限制減少。這些因素都激發了東南亞華商對華投資的熱情。另外,中國經過多年的改革開放取得重大成就,對待外商的投資行為也越來越規范。因此,1992年后東南亞華商的投資步入了比較成熟的穩定發展期。
1979~1994年間,外資在中國大陸直接投資952億美元。其中,來自東南亞的華人資本為48億美元,占中國大陸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5.04%。1995年實際利用外資375.21億美元,來自東南亞華人資本26.16億美元,占6.97%。1996年,實際利用外資417.26億美元,來自東南亞華人資本20.6億美元,占7.53%。此外,據《資本家》雜志統計數字估計,1993年東南亞大約有1/3的華人企業集團與中國大陸有直接或間接投資關系。另據美國國際財務咨詢公司1997年的調查報告,新加坡有45%的公司在大陸投資。東南亞華人企業集團在中國大陸的投資項目范圍很廣,例如三林集團在廈門、武漢等城市投資于工業、地產、酒店等項目,金光集團從1992年起就通過香港中策在泉州等收購大量的國企經營權,力寶集團、郭氏兄弟等著名華人企業集團在中國大陸也有大量投資。
在經過了1996年和1997年連續兩年的增長之后,1998~2000年中國利用外資出現了三年的停滯,1999年還出現了50億美元的絕對下降。這期間我國利用外資總額從1998年的455億美元下降至2000年的407億美元,降幅為10.5%,而全球跨國直接投資流入量的增長率則高達115%,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增長率也為27%。根據中國新聞網《2009年世界華商發展報告》,東南亞聯盟(東盟)各國華商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世界華商500強中約三分之一分布在東盟。在東南亞地區證券交易市場上市的企業中,華人上市公司約占70%。在東盟最大的經濟體印度尼西亞,華僑華人占總人口的5%左右,但是華人經濟在印尼國民經濟中卻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據印尼廣肇總會總主席陳伯年介紹,80%的印尼華僑華人都有自己的產業,主要從事零售超市、房地產、紡織、漁業、農業、旅游業和金融業等,遍及印尼經濟的一二三產業,近乎掌握印尼經濟命脈的50%。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國內政局穩定,匯率穩定,諸多外資優惠條件等,中國大陸依然成為外資的重要投資場所。根據中國投資指南網站數據顯示,2008年全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923.95億美元,同比增長23.58%。2009年全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900.33億美元,同比下降2.56%。其中,亞洲十國/地區對華投資新設立企業18,321家,同比下降15%,實際投入外資金額731.48億美元,同比增長1.69%,占全部外資流入資本總額的81.25%。2010年1~11月期間,中國吸收外資917.07億美元,同比增長17.73%。其中,亞洲十國/地區對華投資新設立企業19,545家,同比增長21.8%,實際投入外資金額759.32億美元,同比增長20.9%,占全部外資流入資本總額的82.80%。從最近十年來看,中國吸收外資的集中度較高,吸收能力強。
二、中國的宏觀經濟及投資環境分析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以更開放的姿態迎接全世界的資本。我國GDP從2001年10.9萬億人民幣到2010年40萬億人民幣,每年增長速度均超過世界其他新興國家。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后,GDP占全世界的比重日益增加。根據中國社科院預測,中國在2030年可以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如此的經濟發展勢頭,必然吸引更多的外國投資者前來淘金。
這使中國吸引資源尋求外商投資具有很大優勢,同時豐富的自然資源也為各種制造業甚至服務業外商投資者提供極好支撐。近年來,中國的基礎設施也有了大幅改善,交通、通訊、水電、天然氣供應等基礎設施建設基本完備,能源、原材料、零部件供應能力和質量明顯提高,為外商投資生產經營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
從軟環境來看,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為外商投資提供了適宜的生產經營環境。中國政局穩定,人民安居樂業,為吸引外商投資創造了必要的社會條件。市場經濟體系初步建立,法律法規逐漸完善,為外商投資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對外開放度的擴大,人民素質提高,語言、文化、風俗習慣差異縮小,為外商投資提供了適宜的社會環境。豐富的廉價勞動力,所產生的成本優勢為投資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外國投資者提供了巨大的機遇,事實上,中國一半以上的外商投資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同時,中國還擁有相當數量受過良好培訓和教育的熟練勞動力,能夠滿足高新技術產業外商投資的需求。企業管理、法律服務、財會等領域專業人才的缺乏狀況也有了良性轉變。外商投資政策也越來越符合市場經濟要求和國際規則。產業政策成為中國調控外商投資的重要手段。2002年4月,中國政府發布了新修訂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鼓勵外商投資更多地流向目標行業和產業,如農業、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出口和高新技術產業,但同時也具體規定了一些不允許設立外商獨資企業的產業和中方必須控股的戰略性產業和投資領域。根據中國加入WTO的承諾,產業開放度大幅度擴大。如電信服務業從禁止類成為限制類,金融、保險、商業、外貿等行業的地域和業務領域進一步擴大等。為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開始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政府已經公布了《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錄》,對這些優勢產業的外商投資實行優惠政策。在外貿管理方面,中國大幅度降低關稅、逐步取消計劃、配額和許可證管理。此外,外匯管理限制也將逐步放松。 三、東南亞華商企業在中國SWOT分析
(一)SWOT分析理論。SWOT分析法(也稱TOWS分析法、道斯矩陣)即態勢分析法,20世紀八十年代初由美國舊金山大學的管理學教授韋里克提出,經常被用于企業戰略制定、競爭對手分析等場合。SWOT分析包括分析企業的優勢(Strengths)、劣勢(Weaknesses)、機會(Opportunities)和威脅(Threats)。筆者試在本文中從企業的微觀層面來分析東南亞華商在中國的投資優勢及劣勢。
(二)東南亞華商企業在中國SWOT分析
1、優勢
首先,東南亞華商大多是中國早期移民或新移民,對中國的文化和國情有較深入的了解。比如,1923年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羅溪鎮的黃奕聰,自1992年起,APP以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為投資重點,先后斥巨資建立了以金東、寧波中華、金華盛、金紅葉、海南金海等為代表的、具世界領先水平的大型漿紙業企業,以及建立大規模的現代化速生林區。
其次,中國國內市場廣闊,消費潛力大。2000年我國全國消費支出6.2萬億元,到2008年該指標上升為14.9萬億元,市場規模相應地擴大了1.4倍。如圖1顯示,中國的消費對GDP的增長貢獻率還很低,特別是“十五”以來,GDP的增長更多的依賴于投資及出口的拉動。2010年底的“十二五”規劃提出,經濟增長需要內需的拉動,通過從擴大內需和分配公平角度關注經濟發展的結構調整。在政策利好情況下,中國廣闊的國內市場將被激活,這也是諸多外資流入的重要原因之一。(圖1)
再次,中國國內豐富的自然資源及礦產資源也是重要的優勢條件。中國是世界礦產種類多、分布廣、儲量大、大部分礦產資源能夠自給的少數國家之一。生物資源、水資源、能源等也相當豐富。在我國進行綠地投資的原材料等成本相對較低。
最后,廉價勞動力供給。豐富廉價的勞動力供給是我國早期引進外資的重要因素,并且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然存在。根據保守估計,我國仍有2億多潛在剩余勞動力。截止到2008年底,以美元計算,我國制造業每小時人均勞動報酬不足2美元。按照劉易斯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理論,中國勞動力成本在2015年結束“人口紅利”10前不會有太大的波動。
2、劣勢。首先,東南亞華商來華投資的動力很足,但考慮到資金來源國的輿論壓力導致許多華商的資金借道香港進入中國大陸。東南亞國家大多是發展中國家(新加坡除外),國內儲蓄率本來就不高,國內的投資資金缺乏。如果華商企業直接將資本投于中國大陸,將很大程度上影響其在資本來源國的聲譽。比如印尼的金光集團,就通過在香港成立香港中策子公司進行對華大陸投資;其次,主要從事科技含量低、勞動密集型行業,比如三林集團在中國大陸主要投資農業、建材、食品、酒店與度假村及汽車等。在我國“兩稅合一”的背景下,未能夠享受到與原來相同的優惠條件;再次,華商企業與中國國內公司合作開發房地產項目在最近一輪房地產調控中可能受到沖擊。從房產稅到嚴厲的銀行信貸調控,再到土地拍賣環節的控制,都對華商的地產項目有一定的沖擊。
3、機會。首先,中國正處于經濟轉型的重要時期,可以參與到新興產業等投資。“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開創科學發展新局面,出臺了一系列對于新興產業的政策。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其中,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積極有序地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產業,加快形成先導性、支柱性產業,切實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和經濟效益。發揮國家重大科技專項的引領支撐作用,實施產業創新發展工程,加強財稅金融政策支持,推動高技術產業做強做大。根據規劃作出的各個產業的具體執行綱要中,對各個新興產業也做出不少鼓勵政策。華商企業可以利用這個契機,參與到中國新一輪的產業轉型中來,分享中國產業轉型發展所帶來的利潤;其次,稅收方面優惠。按照規定,外資企業在中國的名義稅賦與內資企業都是25%,但是外資企業的實際稅負水平比內資企業要低得多。這是因為外資企業還享有多方面的稅收優惠:外資企業全部的工資都在企業所得稅的稅基之外,這一差異為外資帶來了用人成本上的優勢。外資企業是從盈利之日起納稅。特殊行業優惠差異,生產型外商企業如果投資基礎設施產業,經營期10年以上,經審批可享受在“二免三減半”的基礎上再延長5年減半征收的特殊優惠。再投資退稅待遇,外商如果將利潤就地轉為投資,可享受退稅。“兩稅合一”對這些已設立的服務型外資企業來說,不僅不會增加稅負,反而還會減少5~8個百分點,是個利好消息;再次,商務部修訂《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擴大開放領域,鼓勵外資投向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等產業;最后,中國-東盟自貿區正式實行也給東南亞華商企業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中國目前已經是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但中國-東盟自貿區所帶來的投資刺激效應將進一步促進中國吸引外資的增加。自貿區建成后,將形成一個統一的大市場,到中國投資生產就可以方便地進入東盟市場,而且中國投資的軟硬環境要比大部分東盟國家好,投資中國要比投資東盟更容易取得成效,因此中國在吸引外資的競爭中處于更加有利的位置。
4、威脅。首先,2008年新《勞動法》實施對于外資企業影響較大。新《勞動法》在維護用人單位合法權益的同時,側重于維護處于弱勢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以實現雙方力量與利益的平衡,促進勞動關系和諧穩定。在尊重用人單位用工自主權的基礎上,勞動合同法要求用人單位必須與勞動者訂立勞動合同、規定用人單位必須全面履行勞動合同、引導用人單位合理約定勞動合同期限、規范用人單位解除和終止勞動合同行為、要求用人單位在解除和終止勞動合同時必須依法支付經濟補償,從而在勞動者十分關心的問題上,有效地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許多在華投資企業與企業員工的勞資合同不正規,對員工的合法權益保護不夠。新《勞動法》的實施,提高了企業的用工成本,使企業的成本優勢下降。根據報道,珠三角許多企業在實施新《勞動法》后,紛紛倒閉,除了資本轉移外,不乏成本提高的原因;其次,新《企業所得稅法》終止外資優惠稅率。“兩稅合一”對于一些高科技外資企業以及在開發區的外資企業,其稅率還是15%,依然比較優惠。東南亞華商主要是食品、工商業以及一些高耗能的產業。加工貿易政策的調整對勞動密集型外資企業可能會有較大的不利影響,因為新增限制類商品類別主要涉及塑料原料及制品、紡織紗線、布匹、家具、金屬粗加工產品等勞動密集型行業。過渡期后,這類外資企業的營業成本可能會上升較大,從而造成不利影響;再次,2007年8月中國頒布了《反壟斷法》。該法案明確規定了對于經營集中的限制。對于達到申報標準的集中經營,必須向主管機構申報。這增加了外資在華并購的程序,變相增加了并購成本。
四、華商在中國未來的投資方向和展望
中國的投資環境相比東南亞其他發展中國家,甚至在東亞地區,無論在資源稟賦上還是在人力資本,抑或是在市場廣度上,均對各國華商(包括東南亞華商)有較大的吸引力。華商在中國的投資可以根據中國政府的政策導向對存量投資進行調整,減少高耗能產業的投資,增加對政策大力扶持的產業進行投資,如對新能源、節能環保等產業,實現對華投資的良性循環和可持續性發展。
華商經濟是引進外資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改革初期還是在新世紀的今天,中國經濟的發展均與華商經濟的發展息息相關。在中國經濟穩定發展和外部環境趨好的情況下,中國應該針對不同外資進行引導,實現招商引資的結構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