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媒介技術的推動，帶來了網絡輿情在流程、形態、話題和敘事層面的輕化，使得主流媒體面臨急迫的輿論引導壓力。主流媒體要以個體的信息接受和情感認知為基點，重塑主流信息的傳播體系，使得主流聲音第一時間進入公眾的閱聽空間和心理空間，實現有效的輿論引導。

　　【關鍵詞】輕化;社會公共事件;輿論引導;情感框架;精準傳播

　　一、引言

　　法國哲學家吉勒·利波維茨基指出，當代社會處在一個“輕文明”的時代，各種形態的“輕”已經滲透進我們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長久以來，技術經濟領域的重心都依賴于重型設備，如今，它轉向了超輕化、微型化、非物質化……輕的規則不再局限于個人對待生活和他者的態度，現在，它儼然成為全球經濟、文化的運作模式。”[1]因為新媒體技術的推動，媒介形態微型化、傳播的微敘事和輿情信息的碎片化、流動性，網絡輿情趨向輕化。輕化帶來了輿情生成機制的“形變”，即公共性議題輿論熱度的快速生成、社會情緒的擴散和裹挾;“全世界都在看”帶來巨大的圍觀壓力，危機處置等待時間和容錯空間被壓縮，考驗著主流媒體第一時間的解釋框架建構和情感融通能力。在輕化背景下，主流媒體要以個體的信息接受和情感認知為基點，重塑主流信息的傳播體系，改變到達率低下、解釋力弱化和影響力邊緣化的問題，主導輿論的信息認知和情緒走向，對社會熱點事件實現有效的輿論引導。

　　二、輿論輕化：社交媒體時代網絡輿情的傳播表征及影響

　　在社交媒體情境下，網絡輿情在流程、形態、話題和敘事層面趨向輕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輿論的形成機制，對主流媒體的輿論引導提出了新的挑戰。

　　(一)流程輕化：社交媒介的私人使用和主體性提升了輿情風險

　　網絡事件的發生主要源自社交媒體，而社交媒體主要是私人媒體，體現為個體意志和主體性。熱點事件輿論爆料多源自網絡平臺，原因在于網絡輿論發生流程的輕化，即“人人都有麥克風”，受眾作為媒介的使用者，可以獨立、迅捷地發起輿論。輿論多主體、多節點，流程上的輕化使得輿情具有急迫性;同時因為個體的“主體性”，言論具有戲謔、反諷、娛樂色彩，使得網絡輿論的發生和演變具有不確定性，容易形成熱點效應，提升了輿情事件的風險維度。

　　(二)形態輕化：碎片化和瞬間效應塑造感性輿論

　　麥克盧漢認為，“媒介本身才是真正有意義的訊息”，“從漫長的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來看，真正有意義、有價值的訊息不是各個時代的傳播內容，而是這個時代所使用的傳播工具的性質、它所開創的可能性以及帶來的社會變革。”[2]網絡輿情的形態表征，主要是以網帖、微博、微信傳播的“漂浮的碎片”，具有淺薄、非凝重的特點，形成強大的速度效應和社群效應，沖擊個體的社會認知，影響著社會情緒走向。然而碎片化也帶來了瞬間的欺騙性，“有圖未必有真相”，形態的輕化容易帶來輿論誤讀，形成大量的“后真相”事件，增加了主流輿論的解釋難度。

　　(三)話題輕化：“對美好生活的希冀”加大輿情事件的情感訴求

　　英格爾哈特“世界價值觀調查”中多國比較的結論認為，代際價值觀已經從強調經濟和安全的“物質主義”轉變到了強調自主和自我表現的“后物質主義”，人們的歸屬感、尊重、審美等“后物質主義”目標開始出現。[3]當前網絡輿論的主題聚焦于日常生活，“更多地表現為對民眾日常生活的關注，或僅是對民眾具體、細小甚至瑣碎訴求和問題的回應”，[4]如“南昌市管道煤氣價格上漲史上最短新聞發布”、“南京中小學減負問題”、“武漢一社區用垃圾車為居民配送豬肉”等在網絡上成為“熱搜”，此類議題的傳播和擴散，意味著個體意識的覺醒、個體權利的彰顯， 個體不僅訴求物質利益，更為深層的是精神訴求，即對美好生活的希冀，對社會安全感、社會舒適感的期待，也因此輿情事件具有鮮明的情感訴求和較強的代入感，影響社會心態的走向。

　　(四)敘事輕化：戲劇性、娛樂化敘事影響網絡事件的社會記憶

　　敘事影響輿情事件的建構，關系受眾認知和社會記憶。網絡輿情在敘事層面往往具有戲劇性、娛樂化特征，如青島天價大蝦事件被演繹為段子、呼和浩特城管正月初七撕春聯、山東棗莊官員就河南校舍假水泥事件接受央視采訪“只張嘴不出聲”，其中蘊含著沖突、反常、煽情，此類輿情在形態上具有“媒介奇觀”的特征，容易引發網民的圍觀。網絡輿情中的娛樂化跟帖和評論，置換、扭轉新聞報道內容與價值取向，對主流媒體報道形成調節效應，固化政府部門的刻板印象和負面記憶，影響溝通效果。

　　三、主導網絡輿論場：輕化背景下主流媒體的輿論引導

　　在輕化背景下，網絡輿情具有放大效應、擴散效應和溢出效應，影響個體的情感認知和社會心理。主流媒體要以個體為基點建構解釋框架，回應輿論關切，舒緩社會情緒，贏得公眾的情感認同和價值認同，以實現有效的輿論引導。

　　(一)價值層面：傳遞積極的價值導向

　　社交媒體時代，主流媒體面對輿情事件應表現出積極的態度和正能量。一是第一時間呈現對事實的調查，還原真相，回應輿論關切。網絡輿論對于公共性議題常常以“懷疑論”、“陰謀論”界定，主流媒體的宣傳效果被解構，這需要主流媒體以擔當的姿態，直面網絡輿情進行正面界定，澄清事實，引導網絡輿論。二是強化意義建構，傳達積極的價值導向。轉型期社會心態具有幸福感與焦慮感、無力感復雜并存的矛盾狀態，使得公共輿論“眾聲喧嘩”。為此，面對房價上漲、教育減負、校園凌霸等社會熱點事件，需要積極的價值導向和明確的意見表達，即對傷害人民群眾物質利益和情感利益的現象予以堅決遏制和法律懲處，重視個體價值、生命關懷和社會公平，在一個廣度范圍內契合社會的情感需求，舒緩公眾焦慮、不安感、社會不公感等社會情緒，構建社會認同，從而提升第一時間對輿情事件的詮釋權、定義權和引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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