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穆青是有膽有識的新聞大家。他歷經了他那個時代的曲折與磨難，其中，既有戰爭年代加給他的艱難困苦的重壓，又有新中國建立后(以下簡稱“建國后”)特定政治經濟環境對他的嚴峻考驗。在戰爭年代，要當一名好記者自然有不易之處;而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當一名優秀記者，決不會比在戰爭年代當一名優秀記者來得容易。

　　【關鍵詞】穆青,新聞膽識,敏感話題,主流意識形態

　　一

　　作為新聞大家，穆青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是很多的。而尤為重要的，是他終生秉持的“毋忘人民”的理念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膽識。穆青在新聞工作中，充分體現出有膽有識的特點。而對于每一個新聞人來說，既有膽又有識至關重要。

　　曾有業內人士撰文指出：“‘有膽有識’，在辦報時可不是套話，是要落到實處的。有膽，就是一個破除陳見的題目，你敢不敢做?一篇有棱角的文章，你敢不敢發?有識，就是要識貨，有眼力，知道哪個題目的價值大，還要知道做了這個題目之后，稿子能否發得出去，發出去后又是什么效果。”此言大致不差。然而筆者以為，用于檢驗新聞工作者是否有膽有識的，不僅僅是“破除陳見的題目”“敢不敢做”和“有棱角的文章”“敢不敢發”的問題，還應當包括對敏感的題材是否敢于觸及和對采寫、刊播以后可能帶來的風險是否敢于承擔責任等一系列問題。

　　一般而言，新聞工作者擁有使用媒體發言的一定的話語權(在媒體上刊播作品是發言的一種方式)，享有權利就須擔當起與此相對應的責任。穆青生前作為國家通訊社的高層領導和資深記者，擁有相當大的話語權和話語支配權，他擔當著比一般記者和編輯更大的責任。因此，在報道什么和不報道什么、對所報道的題材如何進行處理的問題上，不能不有更多、更審慎的考慮。因此對兼記者與領導者二任于一身的穆青而言，不僅要有記者所應具有的膽識，而且要有領導者所應具有的膽識，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落實到從事新聞工作的具體個人，是否具有膽識，情況會有比較大的差異。有的記者，既有膽又有識，因而達到了很高的境界;有的記者，“膽”有余而“識”不足，則不免顯出魯莽;有的記者，“識”有余而“膽”不足，頭腦清醒然而裹足不前;還有的記者，“膽”和“識”都有所欠缺，因而無法擺脫平庸之境。

　　就建國后的政治環境而言，階級斗爭在較長時期內成為社會生活的主旋律，黨內斗爭數度達到白熱化的地步。“反右”、“反右傾”、“文革”等等，都曾經是給當時社會進程帶來過嚴重負面效應的重要內容。每一個新聞人都身處社會進程中，直接面對眾多的負面題材;上述斗爭或運動，同時也是新聞報道無法回避的現實背景和實際內容。特定政治環境對穆青的考驗，既包括政治運動的頻繁和殘酷對他靈魂拷問的深度，又包括政治局面的復雜和多變給他把握題材所帶來的艱難的程度。

　　在建國后比較長的一段時間中，有責任、有良知的新聞工作者，往往會在堅持真理和良知與違心地順從大勢兩者的矛盾中艱難地進行選擇。一次次急風暴雨式的政治運動，使階級斗爭不斷擴大化，從而損害了諸多公民的合法權益，違背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規律和人民政權自身的運行規律。在此情勢下，要保持相對清醒的頭腦并非易事。穆青在與他的同仁合作撰寫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之前，毛澤東提出“階級斗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要以階級斗爭為綱”。這一觀點后來被發展為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基本路線，抓不抓階級斗爭成為區分革命不革命的分水嶺。“在這種形勢下，如果不寫階級斗爭，風險很大。但是穆青想，蘭考當時面臨的主要矛盾是餓死人還是靠雙手改造環境，確實沒有搞階級斗爭。沒有的東西怎能亂寫?穆青終于做出決定：‘蘭考沒有階級斗爭，我們不寫!’”這當然是尊重客觀事實的體現，但又不是僅僅用尊重客觀實際就能解釋的，驚人的膽識在其中切切實實地發揮了作用。作為典型報道的報道對象，縣委書記焦裕祿抓與災難和貧窮的斗爭而不抓階級斗爭、階級敵人，這是嚴重有違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并為此所不容;作為典型報道的作者，穆青和他的同仁是隨時可能要為堅持真理而付出代價的。正如該通訊的作者之一周原很多年以后所說：“沒有穆青參加，這篇稿子是發不出來的。他的地位和權勢決定了他在這中間要擔當很多東西。”?“擔當很多東西”，也就包括了承擔政治風險，此言可謂意味深長。

　　上文還提到了特定的經濟環境。具體是指：先前實行束縛生產力發展的計劃經濟體制，后來實行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在計劃經濟年代出現過“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等極端性的事物，違背經濟發展本身的規律，或者是動用行政的力量支配資源、干預經濟，或者是采用政治運動的方式進行超越實際能力的經濟建設。“大躍進”所創造的神話在今天看來委實可笑，但當時大多數人往往并不置疑。在以浮夸風、瞎指揮為特征的經濟建設中，高產捷報頻傳，新華社對一些離奇之事也進行了報道而未能幸免。當時，作為新華社國內部的主任，穆青先是深信不疑，后來漸生懷疑，最終就此類助長虛火的報道提出質疑并向分管經濟工作的薄一波副總理建言：“不能再發了!再發，沒人相信了!”可見，在當時情況下，穆青仍然表現出膽識過人之處。在反思大躍進以及1960至1962年一些地方因“遇自然災害而餓死人”的過程中新華社的表現和自己的作為時，“穆青心情極為痛苦、內疚，他意識到新聞界在這個問題上是犯了罪的，甚至從某個角度講是犯了殺人罪的。他曾痛心疾首地說：‘這是我在1958年干下的一件壞事’”。穆青的自我責備之甚和自我解剖之深，令人欽佩，這從一個重要方面折射出他的膽識。

　　得益于改革開放的大環境，得益于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經濟體制的轉軌，使社會生活和人們的觀念形態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在農村改革初起之時，穆青到河南農村深入調查采訪，通過以《搶“財神”》為代表的一組“河南農村見聞”，為農村涌動的改革春潮鼓與呼。這是穆青和他的同仁站在時代前列的見證，其膽其識再次得以清晰展示。當有人對改革開放提出質疑時，穆青等的《風帆起珠江》，堅持用有說服力的事實說話，回答了這些質疑。市場經濟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不可避免地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官員腐敗現象日趨嚴重，追求奢靡之風日盛，勤儉節約美德受冷遇，金錢拜物教呈現泛濫之勢。在此情況下，穆青在通訊《人民呼喚焦裕祿》中發出了如題所示的強音。所有這些，都體現出了穆青的膽識。

　　在拉開了時間距離以后再來看建國后穆青所寫的新聞作品，應當說其中大部分在當時就產生了很大的積極影響，后來也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如《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為了周總理的囑托——記農民科學家吳吉昌》《一篇沒有寫完的報道》《鐵人王進喜》《兩張閃光的照片》《歷史的審判》《搶“財神”》《中原“金三角”紀行》《風帆起珠江》等，今天看來，依然多熠熠閃光之處。這是難能可貴的，由此體現出了大家風范，有膽有識是他之所以成為大家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

　　穆青去世后不久，曾經有人撰文對他提出批評。批評涉及三個方面。

　　批評之一，是建國后穆青從事的是“‘零風險’編寫”：“建國后穆先生的所有新聞名篇，可以說全部都是‘零風險’編寫，如《焦裕祿——縣委書記的榜樣》《為了周總理的囑托——記農民科學家吳吉昌》《歷史的審判》《鐵人王進喜》《一篇沒有寫完的報道》《搶‘財神’》《誰有遠見誰養牛》等等，都是追憶性、總結性與回顧性的，確實是健康的、積極的、正面的、向上的、鼓舞人心的。但既沒有驚心動魄、深入虎穴的采訪，更沒有啟蒙思想、兀現精神的編寫，可以說，只要是文字功力上乘與新聞業務嫻熟的普通記者，能及與可為者人莫多焉。”

　　批評之二，是穆青作為新聞名作的作者，大都不是最先采訪和報道者：“穆青的新聞名作，極少有獨立完成的。如最有名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就是三人合寫的，并且這三個人還都不是焦裕祿事跡的最先采訪、報道者。”

　　批評之三，是國家生活中的若干重要時刻未見穆青發揮記者應有的作用：“我們這條‘國家之船’在幾次關鍵的轉向時刻，都沒有發現穆青的‘瞭望’與領航。如否定‘文革’，如思想界的真理標準大討論，經濟上的包產到戶;還有改革開放后膠著狀態下的姓‘社’、姓‘資’爭執，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的傳播等，首創者不僅與他本人無關，甚至與他所在與主政的媒體也無關。”

　　這位批評者已經隱含、沒有明說的意思是：穆青在新聞工作中或缺“膽”，或缺“識”，或兩者皆缺。　然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首先，穆青及其同仁采寫的若干通訊都有著高風險。

　　如前所述，采寫《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就是冒著巨大風險而為的，違逆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頂著政治上的高壓，不寫蘭考當地的階級斗爭和階級敵人，這只是風險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真實報道蘭考的災害情況，堅持在作品中講真話，同樣是犯忌和有風險的，當時有很多人認為這是給社會主義抹黑。前面就有彭德懷等黨內高官因講真話而被整、丟官的先例，因此認為《焦裕祿——縣委書記的榜樣》的編寫是“‘零風險’編寫”，實在是過于武斷而且也不合乎事實。

　　穆青等撰寫的、發表于1978年3月的人物通訊《為了周總理的囑托——記農民科學家吳吉昌》，觸及了當時的一大禁區：對“文革”進行了否定。當時的情況是：黨中央和國務院的主要負責人仍要人們正確對待“文革”，還在說“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而這篇通訊的末尾寫道：“歷史揭開了新的一頁，像吳吉昌這樣的遭遇，連同產生它的時代背景，都一去不復返了。”穆青事后寫道：“盡管表達的方式比較含蓄，敏感的讀者，還是聽懂了話中的‘潛臺詞’的。”這就意味著，穆青和他的同仁在中央做出否定“文革”的決議之前，就已經對“文革”進行了否定，其膽識是常人所不及的。　這里涉及幾個問題。

　　問題一：作“追憶性、總結性與回顧性的報道”是否定然“零‘風險’”，是否無需膽識?筆者認為，這不是一個可以一概而論的問題。如果按照黨的已有決議進行“追憶性、總結性與回顧性的報道”，則非常穩妥，確實可以說是“零‘風險’”的。然而《為了周總理的囑托——記農民科學家吳吉昌》，恰恰發表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革”做出否定性評價之前。在發出不同聲音的人招致扼殺成為常有的事的情況下，其風險是可想而知的，我們不得不佩服穆青的驚人膽識。

　　問題二：報道“健康的、積極的、正面的、向上的、鼓舞人心的”的題材，是否定然“零‘風險’”，是否無需膽識?答案也是否定的。在黨的指導思想發生嚴重偏差乃至錯誤的特定條件下，特別是對“文革”所造成的思想和理論混亂尚未來得及進行撥亂反正的情況下，對正面題材進行實事求是的報道，由于隱含著正義與邪惡對決的意味，而邪惡勢力在當時又相當猖獗，因此報道“健康的、積極的、正面的、向上的、鼓舞人心的”的題材反而是充滿風險的，例如前面提到的對焦裕祿和吳吉昌的報道就是這樣。

　　問題三：“沒有驚心動魄、深入虎穴的采訪”，是否定然“零‘風險’”，是否無需膽識?筆者的回答是：“驚心動魄、深入虎穴的采訪”，當然要求記者歷盡艱險、舍生忘死，由此而存在風險是確定無疑的，這時極需記者的膽識。然而，對于新聞工作者來說，風險不僅僅存在于這一類采訪之中，同樣也存在于其他環節之中，例如：涉及敏感問題的選題、策劃、編寫和拍板等等各個環節。而穆青參與采寫的若干篇通訊，上述重要環節都對其膽識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穆青也總是交出了令人民滿意的答卷。

　　其次，穆青的作品往往不是由他作為最先采訪者和最早作者的身份寫成，這并不是他缺乏膽識的證明，而恰好說明經過他和同仁的采訪、開掘、編寫、深化，對原題材的把握和表現較先行采訪和編寫者有超越之處。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先行發布的作品，產生的影響有限;經過穆青及其同仁的采訪編寫，作品產生了極大影響。我們不得不承認：穆青及其同仁所進行的，是一種更有賴于膽識的、更為艱辛的和更能體現創造性的勞動，對此加以否定或不予尊重都是說不過去的。

　　最后，在國家“幾次關鍵的轉向時刻”都見不到穆青作品的蹤跡，都見不到新華社的作為，這并不合乎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