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采用文獻研究法, 系統梳理義利觀在企業管理實踐中的應用研究。運用詮釋學方法, 在研讀先秦儒家《四書》、《荀子》等經典著作的基礎上, 闡述了先秦儒家“以義為上”義利觀核心思想主旨, 分析“以義生利”、“以義制利”的道德追求對物質利益的生成和制約作用, 指出經營理念上的見利思義、行為準則上的取之有義、經營效果上的先義后利是先秦儒家義利觀思想的表現形態。
企業文化是企業在經營活動中形成的文化形象, 包含物質、制度和精神三個層面的內容, 物質文化處于表層, 由企業的廠房、生產設備、產品等構成;制度文化處于中間層, 是企業制定的各項規章制度;精神文化處于核心層, 指企業所踐行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企業文化各層次所包含的內容不同, 發揮的作用也存在差異, 但其在企業發展進程中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能對企業行為起到引導、激勵和約束的作用, 是推動企業發展的關鍵因素, 因此企業文化建設至關重要。
企業文化建設的目標由兩方面內容構成:一是實現經濟利益最大化, 體現企業的經濟屬性, 追求“利”的原則;二是培育企業成員的文化素養, 使其具備高尚的人格, 使其行為符合道德、正義的要求, 體現企業的倫理屬性, 與“義”的原則相吻合。因此, 處理“利”和“義”的關系, 實現“利”和“義”的和諧成為現代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任務。我國先秦儒家義利觀思想為現代企業協調義利關系、處理義利沖突, 為構建具有較強競爭力的企業文化提供可行思路。
義與利存在統一面, 又相互對立:統一面指企業在商業活動中, 能夠依據遵循的道德標準實現經濟收益最大化;對立面體現在義與利不可調和的沖突, 指企業為實現經濟利益最大化必須犧牲道義, 或是企業遵從道義, 而減少經濟收益甚至造成虧損。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為孔子、孟子和荀子, 重視義利之辨, 從不同角度論述了義利的關系問題, 提出“以義為上”義利觀核心思想, 認為企業的義與利是一個矛盾統一體, 當義與利沖突時, 應遵循“以義為上”準則, 推崇“尚義”價值觀。
建立“尚義”價值觀, 是現代企業文化建設的客觀要求。堅持以“以義為上”思想進行現代企業文化建設, 有助于企業處理好各種關系, 實現企業、員工、客戶、競爭者多主體共贏的目標, 推動形成“尚義”現代企業文化特質, 促進企業的持續健康發展。改革開放40年以來, 我國涌現出華為、阿里、中車、騰訊等大批世界領先的企業, 在相關領域實現由“跟隨”到“領跑”的轉變。與此同時, 我國的商學理論研究也在不斷推進, 處于從“一味模仿”到“理論創新”的重大轉折階段, 試圖提出中國管理方案, 為世界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在此背景下, 深入挖掘先秦儒家義利觀思想, 依據“以義為上”的思路, 提出構建現代企業文化的路徑, 為企業文化建設的實踐提供有價值的理論參考, 契合探索中國氣派、構筑文化自信、貢獻中國方案的時代要求, 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一、文獻回顧
有關義利觀思想的研究早已成為海外儒家文化研究的熱門課題。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 日本著名企業家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等十分重視研究儒家義利觀思想, 并將儒家義利觀確立為企業經營活動的準則。進入本世紀, 國內學者積極參與研究先秦儒家義利觀思想及其現實意義, 深入探索義利觀的應用價值, 并取得豐碩的成果。王澤應 (2016) 強調, 正確義利觀超越關切國家利益的國家中心主義和關切個體利益的世界主義, 主張將國家利益與國際道義、國際正義有機結合, 倡導各國共同利益的實現, 反對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 是對國際關系倫理的正確把握, 為各國處理國際爭議、解決國際爭端提供行為準則。
朱貽庭 (2017) 指出中國古代義利觀對政治倫理的審視是其社會價值的重要體現, 對以義為重的倡導要求個體在面對利益沖突時遵循必要的道德準則, 同時要求國家管理層應秉持以義為本的思路, 按照“重義”、“由義”、“公正”的價值導向, 從國家長治久安的目標出發, 兼顧全體社會成員的利益, 推行仁政, 促進社會的穩定發展。樊婧 (2000) 認為, 先秦儒家義利觀提倡的“利不傷義、見利思義、以義制利、見義勇為”等倫理思想, 對遏制市場經濟負面效應和規范市場經濟行為具有積極意義。陳曉龍 (2001) 認為, 孔子、孟子和荀子的義利觀思想注重道義原則和群體發展, 對重建現代社會價值體系具有啟示意義。
張喜英 (2014) 、秦興俊等 (2003) 指出, 先秦儒家義利觀“義第一”的積極因素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構建和市場經濟建設具有重要意義。確立正確的社會價值觀, 是義利觀理論研究的重要使命。嚴琳 (2014) 認為, 義利之辨涉及理論和現實兩個層面的問題, 其中現實層面主要指的是社會價值導向。上述研究主要立足國際關系、國家治理、社會經濟秩序和社會價值觀視角, 分析義利觀在實踐領域的應用問題。有關義利觀對企業發展影響機制的探討也是該領域研究的重要方向。吳穎 (2010) 指出, 西方通過多年探索和實踐, 在其中心文化價值觀基礎上, 找到被廣泛接受的衡量企業社會責任的標準, 提出用“雙贏”的思路代替企業盈利與社會責任相沖突的傳統邏輯, 主張實現企業、消費者、社會和環境等多方利益的平衡。趙薇 (2013) 認為, 西方的企業社會責任理論對我國企業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但我國企業面對的外部環境及文化背景與西方企業存在較大差異, 我國企業應該基于中國文化和價值觀, 積極引入孔孟思想, 完善企業家個體人格, 培育企業家以義為先、見利思義與取之有道的義利觀, 實現從“企業家”到“社會的企業家”轉變, 構建適合自身發展的企業社會責任理論。楊同衛、陳曉陽 (2011) 對員工薪酬滿意度影響因素展開研究, 結果顯示, 物質主義價值觀負向影響員工薪酬滿意度, 即物質主義價值觀越強, 薪酬滿意度越低。
研究進一步指出, 為充分調動員工工作積極性, 企業家可借鑒孔孟義利觀, 從個人道德、職業操守、精神追求等方面著手, 改造員工價值觀, 將員工物質追求控制在一個合理的范圍, 進而提升員工精神境界和生活幸福感。張玉靜 (2012) 指出, 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民營企業取得顯著發展, 但還存在不少問題亟待解決, 如民營企業過度擴張, 涉足民間借貸等高危領域, 另有一些違規排污或生產不合格食品等惡劣行徑, 對經濟秩序、生態環境和公民健康造成不利影響, 同時損害企業自身形象, 阻礙企業持續發展。因此, 有必要應用儒家義利觀重塑民營企業價值觀, 推動民營企業建立以人為本、追求誠信、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堅持創新進取的經營理念, 使其“求利”時兼顧“守義”, 實現企業長遠發展。肖捷、歐陽潤平 (2010) 深入剖析義利共生機理, 認為企業是一個分工協作的利益集合體, 兼具經濟性與倫理性, 其經營行為及其結果也具有經濟價值和倫理價值, 因此, 尋求義與利的統一是企業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而義利統一理論的持續演進, 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階段:義利共存———企業義利統一的起點;義利共溶———企業義利統一的主流;義利共生———企業義利統一的最高境界。
綜上可知, 在外交、政治、經濟、社會領域, 義利沖突普遍存在, 我國學者深入挖掘儒家義利觀思想的精髓, 提出解決義利沖突的可行路徑, 夯實了我國傳統文化的現代應用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經梳理發現, 在義利觀相關研究中, 有關義利觀在企業經營管理過程中的應用研究是該領域研究的重要方向, 學者立足多個視角, 論證義利觀建設的重要性, 并試圖在儒家義利觀框架下提煉出解決企業經營困境的可行方案。但綜觀現有研究, 多數成果將重點聚焦在傳統義利觀內涵的探討, 對義利觀在企業經營管理具體領域的應用分析仍較為有限, 鮮少關注其在現代企業文化建設中的實際應用。基于上述現狀, 文章專注分析先秦儒家“義利觀”核心思想主旨, 提出“以義為上”現代企業文化命題, 并探討“以義為上”現代企業文化建設的內容及對策。研究結果有助于進一步豐富該領域的學術研究, 具有一定的實踐參考價值。
二、先秦儒家“以義為上”義利觀核心思想主旨
一般認為, 義就是道德追求, 利即物質利益。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 重視義利之辨, 從不同角度論述了義利關系問題, 提出“以義為上”義利觀核心思想, 認為企業的義與利是一個矛盾統一體, 當義與利沖突時, 應遵循“以義為上”的準則, 推崇“尚義”價值觀。
1. 先秦儒家義利觀“以義為上”核心思想及其“生成-制約”機理
(1) 先秦儒家義利觀的核心思想是“以義為上”孔子說“君子義以為上” (朱熹, 1992) , 認為義處于第一位, 而利處于第二位, 義利一旦沖突, 就應該“義以為上”即“以義為上”。孟子云魚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 舍魚而取熊掌;性命和道義二者不可兼得, 舍生而取義, 就充分體現了“義以為上”的義利觀思想。荀子說:“請成相, 道圣王, 堯、舜尚賢身辭讓, 許由、卷善, 重義輕利, 行顯明” (張覺, 1995) 。堯、舜要讓天下, 許由和卷善均不愿意接受, 體現了兩人“以義為上”的精神。總之, 先秦儒家孔孟荀一致認為, 義利觀思想的核心是“以義為上”, 即“以義為上”是先秦儒家義利觀的核心思想。
(2) 先秦儒家“以義為上”義利觀核心思想的“生成-制約”機理第一, 義以生利———道德追求對物質利益的生成作用。孔子首先提出“義以生利”命題。據《左傳·成公二年》記載, 仲叔于奚援救孫良夫攻打齊國有功, 仲叔于奚不接受衛國城邑等物質饋贈, 而要求得到諸侯禮節朝見及代表諸侯身份的樂器, 衛侯卻答應了。孔子以為這種行為很不妥當, 還不如多贈送一些城邑。
孔子認為“名以出信, 信以守器, 器以藏禮, 禮以行義, 義以生利, 利以平民, 政之大節也” (楊伯峻, 1988) 。這段話充分表達了孔子“以義生利”的義利觀核心思想。孔子“以義生利”的思想, 說明了行義能夠產生利, 即道義追求也能產生物質利益。該思想源于《國語·周語中》, 周大夫富辰向襄王諫言:“義所以生利也, ……不義則利不阜……” (李維奇, 1994) , 就是說, 義是用來生利的, 如果不義財利也不會豐厚。《國語·晉語一》也提到:“義以生利, 利以豐民”。
第二, 以義制利———道德追求對物質利益的制約作用。荀子首先提出“以義制利”命題。《荀子·大略》說:“義與利者, 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 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 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利與義, 分別滿足人的物質需要和精神追求, 二者同時并存, 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但要厘清哪個起主導作用、“誰制約誰”的問題。荀子認為, 只有“以義制事, 則知所利矣”。就是說, 合乎道義的利益, 多多益善, 不會危害社會;反之, 不合乎道義的利益, 對社會有害無益。所以, 應嚴格管控人的求利欲望, 使其符合禮儀要求。
2. 先秦儒家“以義為上”義利觀核心思想的表現形態 (1) 經營理念上的見利思義
孔子指出:“見利思義, 見危授命, 久而不忘乎平生之言, 亦可以為成人矣”。孔子認為, 見利思義體現了人的道德底線。君子“九思”中, 就包含“見得思義”。面對個人利益時, 品行端正的人不會不假思索地獲取, 而會考慮該利益是否符合個人的價值取向。所以, 在經濟領域, 見利思義就體現為一種經營理念。決勝商場, 見利思義則勝利。春秋戰國大商人白圭, 樂觀時變, 遵循“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經營原則, 從來不取不義之財, 提出商人四品說———智、勇、仁、強。司馬遷評價白圭說:“其有所試矣, 能試有所長, 非茍而已也” (司馬遷, 1988) , 認為白圭經商理論是其長期實踐經驗的總結, 不是臆測的結果。明清徽商“賈而好儒”、“亦賈亦儒”, 博施于民而能濟眾, 也給民眾帶來許多便利 (姚會元, 1997) 。(2) 行為準則上的取之有義孔子認為, 追求物質利益是人的天性, 具有正當性, 即所謂“飲食男女, 人之大欲存焉” (《禮記·禮運》) , 并說“富而可求也, 雖執鞭之士, 吾亦為之” (《論語·述而》) 。但是, 一個人必須在道義框架下追求富貴, 即所謂“君子愛財, 取之有道”。
總之, 孔子贊成“義然后取, 人不厭其取”的“取之有義”行為準則。孟子相承孔子的想法, 主張謀求私利應符合道義。正如《孟子·滕文公下》中所指出, 要是不合理, 一筐飯也不能接受;要是合理, 舜接受了堯的天下也不為過。堅持“取之有義”的企業行為準則, 就是要求企業誠實守信, 光明正大經營, 在滿足顧客物質文化需求的前提下, 獲得合理的利潤, 不發不義之財。(3) 經營效果上的先義后利孟子說:“茍為后義而先利, 不奪不厭,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 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先利后義, 人人唯利是圖, 則社會紛亂;先義后利, 人人仁義知止, 仁者不遺棄其親, 義者不怠慢其君, 則社會和諧。荀子也指出:“先義而后利者榮, 先利而后義者辱” (《荀子·榮辱》) 。又說:“巨用之者, 先義而后利;小用之者, 先利而后義”。認為先義后利, 擁有大局觀, 則收獲榮譽和名聲;先利后義, 立足于個人小利, 只收獲恥辱。《史記》記載了先義后利的“義商”例子, 如弦高智勇雙全, 半途犒勞秦軍, 其“義”挽救了鄭國;卜式為了國家邊防安全, 把一半家產獻給國家。
三、先秦儒家“以義為上”義利觀核心思想的現代企業文化建設應用
1.“以義為上”現代企業文化命題的提出
企業具有經濟性與倫理性二重屬性, 現代企業文化建設講求義與利的統一, 即經濟與道德的統一。基于先秦儒家“以義為上”義利觀核心思想的現代企業文化建設應用, 文章提出“以義為上”即“尚義”現代企業文化命題, 包括義思、義取、義先三層涵義。
(1) 義思, 即現代企業倡導的“見利思義”經營理念現代企業必須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 在努力創造物質財富的同時, 必須自覺履行社會責任。實際上, 履行社會責任可以為企業帶來正面的口碑效應, 贏得公眾認可, 獲得推進企業發展的無形資產。閩商曹德旺遵循“見利思義”經營理念, 熱心慈善和公益事業, 2010年就為玉樹地震、西南五省區災民捐款3億元, 為福州市公益事業建設捐款7億元, 并捐出其家族所持有的福耀玻璃的70%股份給“河仁慈善基金會”。曹德旺的善舉使企業獲得廣泛好評, 企業知名度不斷提升。
(2) 義取, 即現代企業遵循的“取之有義”行為準則企業的重要使命是履行經濟社會職能, 即專注于生產經營活動, 提供社會所需的產品或服務, 不斷創造社會財富。企業通過誠信經營, 既滿足顧客需求又獲得利潤, 天經地義。松下幸之助的“自來水哲學”認為, 企業經營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消除世界貧困, 其責任在于為大眾生產像自來水一樣便宜的物品。松下幸之助的“自來水哲學”的影響至深至廣, 其著作也廣受企業管理者推崇。德國零售巨頭阿爾迪的經營理念與“自來水哲學”十分吻合, 阿爾迪通過壓縮商品種類, 提升單品種商品進貨量, 不斷降低商品進價, 同時嚴格控制經營成本, 使其售價明顯低于同行。阿爾迪堅持為顧客提供廉價商品的經營哲學, 使企業取得顯著發展, 銷售額逐年攀升, 進而促使其成為世界知名零售巨頭。
(3) 義先, 即現代企業追求的“先義后利”經營效果企業追求利潤, 必須誠實守信, 遵紀守法, 先義后利, 先舍后得, 方能獲得長久利益。蘭德公司研究發現, 優秀企業的一個共同之處在于其均確立了一個超越利潤的社會目標, 這個目標強調, 人的價值高于物的價值, 團隊價值高于個人價值, 企業對社會、生態、人類文明進步負責, 即社會價值高于利潤價值, 客戶價值高于生產價值。例如海爾為維護企業形象, 曾當眾砸毀存在缺陷的冰箱, 此舉體現海爾對產品質量的重視, 不僅能強化自身質量意識, 還引發了中國家電行業的質量競爭, 深刻影響中國企業及社會的質量意識, 推動中國家電乃至整個制造業質量的整體提升。
2.“以義為上”現代企業文化建設的必要性和內容
借鑒先秦儒家“以義為上”義利觀核心思想, 建立“尚義”價值觀, 是現代企業文化建設的客觀要求。“以義為上”現代企業文化的建設, 有利于創建企業品牌, 塑造良好的企業形象, 增強公眾對企業的信任, 推動企業經營業績的提升, 實現企業持續發展;有利于增強企業員工的認同感、歸屬感和進取心, 樹立積極進取的團隊精神, 激發企業員工的戰斗力, 充分發揮企業最佳整體效應;有利于協調企業和社會的關系, 緩和市場競爭矛盾沖突, 實現與合作伙伴和競爭對手的互利共贏。處理好員工、客戶、競爭者的關系, 形成“尚義”現代企業文化特質, 從而推動企業的持續健康發展, 是“以義為上”現代企業文化建設的題中之義。
(1) 企業與員工員工能動性的充分發揮, 是企業獲得生產經營成果的關鍵。馬克思 (1957) 說過:“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一是人才及其創意、創新和創造, 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源泉。以人為本, 將員工當做合作伙伴, 與員工結伴成長, 時刻關注員工滿意度。二是實行人性化管理。實行人性化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 能夠調動員工的積極性, 提升企業生產效率, 符合企業發展的需要。三是創建學習型組織。彼得·圣吉 (2002) 認為, 企業保持持久優勢的關鍵在于擁有比競爭對手更強的學習能力。現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應從決策、招聘、培訓、激勵等入手, 創建學習型組織。四是保證員工擁有自主權, 與員工共享企業資源, 樹立“使用而非擁有”、“越使用效率越高”、“放棄‘我擁有’、追求‘我創造’”的共享理念 (羅賓·蔡斯, 2015) , 探索共享模式、路徑及保障措施。
(2) 企業與客戶客戶是企業的戰略性資產, 努力提高客戶滿意度, 充分滿足客戶的需求。一是確立以客戶為中心的發展理念, 運用現代營銷手段, 為客戶提供優質產品或服務。二是協調各種營銷目標。企業營銷活動涉及諸多部門, 如財務、物流、傳播、公共關系、分銷渠道等部門, 面對不同的執行部門, 要統籌營銷資源和營銷支出。三是做好售后服務。四是建立信息反饋系統, 不斷優化產品和服務, 強化客戶忠誠。社交媒介的蓬勃興起, 品牌信息的控制權已從公司轉向客戶。客戶對品牌的評價主要來自消費體驗, 企業應把客戶當作戰略資產, 改善營銷環境和整體客戶體驗, 充分運用社交媒體、電商平臺收集客戶信息并加以分析, 掌握客戶的需求動向, 實現營銷信息的精準推送, 并與客戶展開深入溝通, 提高客戶對企業產品和服務的感知質量, 持續提升客戶滿意度。
(3) 企業與競爭者“以義為上”的現代企業文化價值觀認為, 企業應有大局觀, 積極履行社會責任, 通過自身的行為, 維護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競爭秩序。知識經濟時代, 科技進步、環境變化、需求變化等引發的各種不確定因素, 有利于新興企業打破舊有格局并迅速崛起, 產品更新換代加快, 市場生命周期縮短, 行業競爭加劇。企業可以通過技術創新、開發新產品、拓展新需求、提高管理水平等措施, 來降低經營成本, 提高競爭優勢, 獲取合理利潤;堅決反對損人利己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企業作為產業生態系統中的一員應有共生意識, 行業的競爭格局并不一定要擊敗競爭對手, 零和博弈的格局正在改變, 與有發展潛力的競爭對手共存, 互相施壓、互相學習、互相促進正成為主旋律, 良性的競爭有助于促進行業的轉型升級, 推動行業競爭力的全面提升。
3.“以義為上”現代企業文化建設的對策
(1) 走出義利對立的思維困境決策和執行是企業管理的兩大職能, 決策正確、執行到位, 企業運營才能成功。企業決策就是多種方案的抉擇, 而抉擇的重要依據是價值觀及其思維方式。企業決策者一定要走出直線性思維困境, 因為直線性思維非此即彼, 缺少中間道路, 嚴重阻礙企業的發展。因此, 企業決策應適時從直線性思維方式轉換到新型價值思維方式上。如發散性思維, 猶如樹狀, 能夠考慮到多方面相關者的利益;又如生態化思維, 具有多樣性、整體性和開放性特質, 講求人類與自然界各具存在價值, 共生共榮;再如中庸思維, 過猶不及, 和合共存, 是一種崇高境界和智慧。企業經營者應轉變追求完美的思維方式。現實中不存在完美, 不值得用一種虛擬的完美來捆住自己。因此, 要實現企業內外和諧, 達到義利統一, 就必須倡導和確立中庸思維方法 (呂慶華, 2006) 。
(2) 建立“以義為上”利益相關者決策監管機制模式決策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類:利益相關者決策模式、企業倫理化決策模式和“以義為上”利益相關者監管機制模式。其中, 主要針對決策的“以義為上”利益相關者監管機制模式, 要求建立倫理委員會, 在企業內部建立倫理管理監督決策機制, 對企業重大決策進行道德與法律裁量, 如引入社會審計SA8000, 開展360度審計、平衡記分卡審計等管理審計, 并定期發布社會責任報告。
(3) 實施“以義為上”現代企業文化建設工程隨著內外經營環境如政策法規、經濟社會、科學技術等的巨大變化, 企業價值觀也在轉變。企業價值觀的進步, 集中體現在義利觀思維方式的轉變上, 如守法經營意識增強, 道義論成為企業倫理進步的依據。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 現代企業不僅要提升經營能力和核心競爭力, 而且要實施“以義為上”現代企業文化建設工程, 樹立“尚義”價值觀, 積極培育和提升道義實力。“以義為上”企業文化的建設應由企業高層發起, 企業主和管理層作為重大決策制定者應充分理解義利觀內涵, 樹立“以義為上”的處事準則, 并將“以義為上”思想融入企業各項規章制度中, 通過高層引領和管理制度影響員工行為, 逐步構建“尚義”的企業文化。
四、結論
近年來, 我國積極營造有利于創新的政策環境和制度環境, 著力提升GDP增長質量, 提出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型的發展思路, 努力改變中國產品和服務的國際形象。在此背景下, 我國企業要轉變發展思路, 以創新驅動企業發展, 不斷實現技術和商業模式的創新, 建設大批具有較高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的知名企業, 為全球消費者貢獻眾多新的產品和服務。與全球知名企業相比, 我國的管理思想和理論對全球影響較為有限。因此, 有必要深入挖掘我國古代管理思想, 提出中國式管理方案, 為世界發展貢獻中國智慧。文章采用文獻研究法系統梳理義利觀在外交、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的應用研究, 著重分析義利觀與企業管理實踐的相關研究, 結果發現, 學者已就義利觀思想內涵展開了深入研究, 并從多個視角著手, 探討義利觀的應用價值, 但多數研究對義利觀在企業經營管理具體領域的應用分析較為有限, 鮮少關注其在現代企業文化建設中的實際應用。
基于上述現狀, 本研究采用詮釋學方法, 在研讀先秦儒家《論語》、《孟子》、《中庸》、《大學》、《荀子》等經典著作的基礎上, 闡述了先秦儒家“以義為上”義利觀核心思想主旨, 分析“以義生利”、“以義制利”道德追求對物質利益的生成和制約作用, 指出經營理念上的見利思義、行為準則上的取之有義、經營效果上的先義后利是先秦儒家義利觀思想的表現形態。針對企業義與利相對立、經濟利益與道德正義相沖突的困境, 提出“以義為上”即“尚義”現代企業文化命題, 包括義思、義取、義先三層涵義。義思, 指現代企業倡導的“見利思義”經營理念;義取, 指現代企業遵循的“取之有義”行為準則;義先, 指現代企業追求的“先義后利”經營效果。研究認為, 員工能動性的充分發揮, 是企業獲得生產經營成果的關鍵;客戶是企業的戰略性資產, 是企業產品和服務取得成功的決定因素;競爭對手為企業發展提供重要的外在驅動力, 是行業生態系統的必要組成部分。
為形成“尚義”現代企業文化特質, 企業須處理好員工、客戶、競爭者三者之間的關系, 從而推動企業的持續健康發展。企業可以通過走出義利對立的思維困境、建立“以義為上”利益相關者決策監管機制模式、實施“以義為上”現代企業文化建設工程等途徑構建“尚義”企業文化。研究專注分析先秦儒家“義利觀”核心思想主旨, 提出“以義為上”現代企業文化命題, 并探討“以義為上”現代企業文化建設內容及對策。研究結果有助于進一步夯實該領域的學術研究, 希望能夠為現代企業文化建設提供有益借鑒。然而本研究分析還不夠透徹, 對企業“以義為先”文化建設具體作法分析有待深入。今后將結合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 繼續研究相關問題, 如儒家義利觀的歷史演進、儒釋道三家義利觀的比較、義利觀評價指標體系建構及企業義利觀案例研究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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