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國內城鎮化發展速度減緩的背景下，農村人口轉移與勞動力非農就業對推動城鎮化可持續發展具有構成性功能，在產業結構視角下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也具有積極作用。利用中國人口普查分縣資料、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以及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梳理了我國1978年至2018年城鎮化發展與產業結構的時序變遷，分析了新型城鎮化發展與非農產業結構之間的關聯性，提出推動城鎮化可持續發展道路需以城市為主導，創造低技能勞動服務就業機會，吸引農村非農勞動力轉移，促進包容性就業增長的發展趨勢，為現階段我國城鄉統籌發展戰略提供參考建議。

　　關鍵詞：城鎮化;產業結構;低技能服務;非農就業

　　一、引言

　　自1995年起，中國城鎮化進入高速發展階段，現已取得階段性進展。根據國際經驗，城鎮化率在30%～70%間的增長速度很快;之后，則會進入緩慢發展甚至停滯階段。[1]目前，國內城鎮化發展正處于瓶頸期。一方面，城鎮化對國內人口結構、城市規模、產業結構和勞動力就業趨勢等均產生深遠影響。2014年后，農村16～19歲人口(最主要的新增進城人口)開始減少，而40歲以上的返鄉人口還在繼續增長。雖然當前城鄉人口結構仍保持平衡，但未來城市將面臨嚴重的勞動力資源匱乏。另一方面，為了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實現規模經營和提升農民職業發展前景，最終需要依靠農民數量的減少;否則社會支付給農業和農民的產出比例會隨著經濟的增長而下降，最終必然會使農民的相對收入下降。[2]由于勞動成本上升、低端產品出口競爭力下降以及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充分等原因，我國第二產業就業人數和所占比重在2012年之后逐年下降，造成勞動密集型產業比重逐年減少，開始向資本密集型轉變。

　　依托勞動密集型產業吸納農村勞動力的模式早已發生了根本性轉變，目前由第二、三產業構成的混合型產業結構更具競爭力。參照發達國家產業結構變遷規律，我國城市服務業的快速擴張仍是農村低技能勞動力轉移和加快城鎮化的主要動力源泉。而推動城鎮化發展也會促進第三產業發展，創造對低技能勞動力的引致需求。[4-6]相比人口聚集度不高的農村地區，城鎮通常擁有更高的人口密度和龐大的商品服務市場，勞動分工足夠細化，服務業細分種類和從業人員也就越多，這為城市發展低技能勞務性服務業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同時也更容易帶動提高居民的個體收入水平和時間機會成本，從而刺激服務型消費需求的增長。

　　在國內城鎮化速度減緩的背景下，本文通過研究城鎮化發展和低技能勞務服務業之間的關系，檢驗低技能勞務服務業的擴張能否提升城鎮化水平和推動城市經濟增長，并預測未來城市通過服務業擴張來吸納更多農村轉移勞動力在城市非農就業的變化趨勢，為城市轉移剩余勞動力、創造非農就業和推動城鎮化可持續發展提供現實路徑。

　　二、城鎮化發展歷程

　　自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水平不斷提升。國內城鎮化發展可分為五個階段：短暫發展階段(1949—1957年)、波動發展階段(1958—1963年)、停滯階段(1964—1978年)、快速發展階段(1979—1995年)和極速發展階段(1996年至今)。[7]各階段的特點可以概括為：過程波浪起伏;進度落后于世界水平;長期滯后于工業化;早期以中小城市為主;以政府推動為動力;區域發展不平衡。[8]而區域間發展矛盾、不平衡現象，是中央政府所實行的經濟體制改革與各轄區間的標尺競爭造成的。[9]各地方政府限制了市場機制發揮更多作用，片面地追求城鎮化發展速度，而忽略了社會與經濟、城鎮化與產業應同步均衡發展。[10]反觀城鎮化水平較高的英國、德國等西歐國家，強調以市場為主導實現城鎮經濟的產業化發展，充分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也注意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而美國則強調城鎮化發展應完全由市場主導，政府應較少地采取行政手段進行干預或調控，這種過度放任式的城鎮化發展模式也暴露出巨大的問題。中國城鎮化發展模式應從國外兩種城鎮化模式中汲取經驗和教訓，不發展單一模式，而是從各地區的實際需求出發，發揮區域內的比較優勢，因地制宜。[11]

　　1978—1995年之間，中國農村人口增長速度緩慢，但農村人口占城鄉總人口的比例極大，所以當計劃生育政策的滯后效果發揮作用時，農村出生人口規模將進一步縮減。如圖1所示，自1995年農村人口達到8.59億的頂峰后，增長的趨勢開始下滑，到2016年僅為5.77億。而1978年城鎮人口僅有1.72億，在之后的40年間持續增長，于2010年達到6.70億，幾乎與農村人口持平，之后又逐漸拉開差距，在2016年達到了8.13億。世界人口結構數據顯示，目前全球范圍內有超過40%的城市人口，而且依舊保持著較高的增長速度。1970年，發達國家的城市居民為6.95億，而發展中國家為6.66億;但是到1985年，發達國家的城市居民只有8.49億，而發展中國家增長到11.64億。發展中國家人口的高增長率是其城市化進程加速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國要實行開放的生育政策，繼續維持人口的高增長率，為城市發展提供必要支撐。[12]

　　在人口自然聚集以及相關政策扶持的背景下，中國城鎮數量在過去20年里大幅度增長。在1978—2017年間，地級區劃和縣級區劃分別從310個和2 653個增加到了334個和2 851個，其中，地級市從98個持續增加到了294個，縣級市則從92個快速增加到了1996年的445個，之后再逐漸減少到363個。從縣級市和地級市的數量變動狀況來看，我國城鎮化發展開始側重提升質量。近年來，中國城鎮化進程中出現了大規模及超大規模城市迅速膨脹、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相對萎縮的兩極化現象。經檢驗，在促進居民消費、加大政府公共服務供給和縮小城鄉差距的條件下，大規模提升城鎮數量能夠推動中小城鎮的質量發展，但這并不能有效解決城鄉的兩極化問題。[13]鑒于我國進入城鎮化發展的新階段，城市規模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國務院印發《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對原有城市規模劃分標準進行了調整。其中，新的城市規模劃分標準以城區常住人口為統計口徑，將城市劃分為五類七檔。1978—2017年城市數量變化情況如圖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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