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企業購買固定資產的價款超過正常信用條件延期支付，實質具有融資性質的。借：固定資產(購買價款的現值)、未確認融資費用(實際支付價款與購買價款的現值差額)，貸：長期應付款(實際支付價款);借：財務費用，貸：未確認融資費用(在信用期間內采用實際利率法攤銷);借：長期應付款，貸：銀行存款。

　　關鍵詞：企業經濟,新會計,經濟制度

　　企業取得與資產相關的政府補助，不能全額確認為當期收益，應當隨著相關資產的使用逐漸計入以后各期的收益。自相關資產達到預定可使用狀態時起在該資產使用壽命內平均分配計入營業外收入。借：遞延收益，貸：營業外收入。

　　相關資產在使用壽命結束時或結束前被出售、轉讓、報廢或發生毀損的，應將尚未分配的遞延收益余額一次性轉入資產處置當期的損益。借：遞延收益(尚未分配部分)，貸：營業外收入。

　　對上述經濟現象中“有限”與“無限”矛盾的客觀必然性，以及“不一樣”與“一樣”矛盾的現實可能性進行理性認識，于是就總結出了經濟效益這一范疇。其實質是在合乎目的共同生產中，以最小勞動消耗量和勞動占用，取得盡可能大的使用價值量。請注意，在這一定義中，除出現前述的勞動消耗量概念外，為什么又多出勞動占用這個概念?因為生產總是不間斷進行的，從而必須經常占用一定的勞動資料及貨幣資金等。假如勞動占用多了，雖然它不是一下子全部被消耗掉，但卻意味著有些財產物資被呆滯起來，不能投入到其他生產領域。因此，生產一定成果盡可能占用較少的資金或物資，有其獨立的經濟意義，這也是表明經濟效益優劣的重要方面。日本很早就有了無倉庫工廠。在對經濟效益范疇實質進行認識時，有必要強調兩點：其一，經濟范疇也是理論，即其背后都體現一定的經濟關系。如經濟效益的追求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關系之下進行的;同時，還必須對經濟效益進行科學分配，才能滿足人類對物質資料不斷增長的需求，它又同物質利益分配存在著內在必然的邏輯聯系。其二，由于經濟效益問題的極端嚴肅性，使它成為經濟學的核心范疇，并使經濟學界流行著兩句話：一是經濟學是一門研究“最大”與“最小”的學問;二是一切經濟問題，歸根到底是效益問題。

　　之所以現在我國提出經濟效益增長的課題，這是因我國現實經濟生活中出現了新的“有限”與“無限”矛盾而引起的。先說一說新的“有限”問題。有人說過，通過30多年的改革，我們得到了包括“政策紅利”和“人口紅利”等的“改革紅利”。所謂政策紅利，指的是通過調整生產關系，激發廣大群眾的勞動熱情，促進了生產力的大發展;而所謂人口紅利，是指一個國家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大，通過大量廉價的勞動力換來經濟的增長，等等。然而，時過境遷。就所謂政策紅利而言，隨時間的推移，原有改革政策的邊際效益正在下降。其原因是什么?也有人曾經說過，通過以往的改革，已使我國的思想和利益多元化、信息復雜化、公務員懶惰化、需求膨脹化，以及出現了既得利益群體等。這就使得現在哪怕是一項小改革，也可能會出現兩種人：一種是反對的、質疑的、看笑話的、挑刺的、聲東擊西的;另一種人，即所謂的“聰明”人，一般不敢觸及，怕自己受傷倒下。特別是既得利益群體的出現，讓它們放棄既得利益，比觸動它們的靈魂更難。這樣，就會使新的改革政策的出臺經常遇到困難，或是要付出更高成本，甚至會撞在前進的墻壁上。這表明我國經濟的進一步騰飛，寄希望于具有一般性政策號召及所帶來的紅利已經有相當的難度。至于人口紅利，據國家統計局所發布的201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統計資料顯示，我國60歲以上人口已超過2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5%左右，早就進入了老年化時代。我們已經看到和聽到，因我國人口老年化趨勢，產生了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春節后的用工荒，以及有些企業員工的罷工事件等問題。這就傳達出一個信息，我國人口紅利的基礎不復存在，依靠廉價勞動力賺取利潤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即進入了經濟學界所說的“劉易斯拐點”。上述說明，雖然今后通過深化改革，還會有“改革紅利”的釋放，但因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依靠政策的紅利已經相對“有限”。再來看看現實生活中所出現的新的“無限”的問題。經改革，我們的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雖都有極大提高，但仍然不富裕。比如，現時我國的國民收入只是韓國的大約四分之一。如果要達到韓國水平，至少得把年增長率保持在8%，并要花費20年的時間。正因為不富裕，人民群眾對物質需求仍然有許多新的期盼;又如，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所謂“新四化”尚在行進中，要有大量資金的投入;再如，面對嚴峻的國際環境，為保證國家安全，急需增加國防經費;此外，每年有好幾百萬的大學畢業生及其他方面的青年結婚需要住房，有相當多的人盼望改善居住條件，等等。這些均表明，老百姓的物質需求仍然存在著“無限”的問題。問題就是矛盾。以上所述的改革紅利相對“有限”與群眾新需求“無限”的新矛盾尖銳地展現在我們眼前。破解新矛盾的方法是什么?中央已明確指出，再不能走靠一般性號召、拼資源、破壞環境和依靠廉價勞動力，并以GDP的增長論英雄等老路;相反，必須把經濟工作的重心轉移到放權簡政、公平分配、調結構、保質量、增效益的軌道上來。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認為，當前所提出的經濟效益增長具有很好的現實針對性。

　　總的來說，經濟效益與會計之間是一種辯證關系。也就是經濟效益的增長離不開會計;反之，經濟效益的講求，促進了會計的產生與發展。前者又包含兩個方面：一是經濟效益的計算與衡量離不開會計;二是會計還可以能動地為經濟效益增長服務。限于篇幅，本文只討論經濟效益的計算與衡量離不開會計這個話題。經濟效益這個范疇，不是虛無縹緲的東西，而是來自前面所說的經濟生活現實，既可以定性又可以定量。人類在追求經濟效益增長時，必根據其質的規定性，找到能表明經濟效益大小或是優劣的計算和衡量方法，這是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否則，一切都是“胸中無數”。前面還說過，經濟效益范疇的背后，所體現的是人們之間的物質利益關系。也就是說，商品經濟總是社會化的大生產，通過生產實現經濟效益以后，還必須通過分配這一環節在國家、單位、個人等之間進行公平合理分配，以滿足各方消費的需要，這才能充分調動各方提高經濟效益積極性。怎樣才能進行科學、公平的分配，這同樣需要建立在對經濟效益的準確計量與衡量的基礎上。由于經濟效益計算與衡量中的勞動耗費、勞動占用、勞動成果等所包含因素眾多，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加上因物質利益多元化使不同利益主體所持的立場不同，并會為各自的利益最大化而奮斗，從而使經濟效益的計量與衡量可以有不同角度和表現形式。下面主要介紹筆者曾提到過的經濟效益的四種基本表現形式：

　　所謂財務效益，是按照現行財務會計制度計算出來的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結果，通常用利潤額來表示。因現行規章及會計核算方法存在局限性，這種表現形式不可能剔除不公平競爭環境，如產品定價明顯不合理、原材料進價不合理等所產生的轉移性效益。也就是財務效益是企業已實現的創造性效益及得到的轉移性效益二者的代數和。其中的轉移性效益是非市場機制作用的必然產物。現有的會計模式所提供信息，基本上屬于這種表現形式。

　　現金流入量與流出量的差額，就是現金流動效益。于企業來說，資金營運的暢通無阻是至關重要的。如有的企業，賬上有很多利潤，卻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出現了所謂盈利性破產。因此，現金流動效益也就成為企業經營管理好壞的重要標志之一，可視為企業效益的一種表現形式。上述三種形式，從空間上看，屬于企業微觀上的經濟效益。

　　企業國民經濟效益指的是從國民經濟的角度，計算與衡量企業的效益，屬于宏觀經濟效益。它與財務效益、經營效益相比較，具有以下四個特點：第一，立場不同。企業國民經濟效益的立場是企業生產活動對整個國民經濟所做的貢獻，計算上擴展到真實的價值量變化;而財務效益和企業經營效益，考慮的只是企業本身的盈利水平，計算上局限于實際的資金流入流出方面。第二，目標不同。企業國民經濟效益的信息主要用于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如價格政策、利率政策、財稅政策等，主要考慮的是國家利益。而財務效益的信息主要用于財務利潤的初始分配和企業內部的管理決策，主要考慮的是企業及個人利益;經營效益的信息則主要用于經濟利益的再分配，決定企業自負盈虧的數量界限等方面。第三，計算方法不同。在計算企業國民經濟效益時，可以不考慮稅金、上繳利潤和補貼等項目，因為它們屬于從企業到國家或從國家到企業的轉移性收支項目;而財務效益的核算是把工資、利息、稅金、上繳利潤看作支出項目，把補貼看作收入項目;經營效益核算雖也不考慮稅金、上繳利潤和補貼等項目，但它卻要利用其他指標反映轉進或轉出的轉移性效益。第四，核算基礎不同。企業國民經濟效益核算時，是以接近社會價值(商品價值)的影子價格作為其計算基礎;而財務效益的核算是以現實的、已發生的市場價格作為其計算基礎;經營效益核算則要以生產價格作為其計算基礎。同時，各種不同形式經濟效益的計算，其使用的匯率和利率也應有所不同，如使用官方匯率、影子匯率、實際利率和影子利率等。此外，在計算企業國民經濟效益時要利用機會成本。無論經濟效益采取何種表現形式，都離不開使用價值量、勞動占用量和勞動消耗量的計算與比較等。在價值量還不能加以直接計算的條件下，通過會計核算各種方法所形成的貨幣指標，就可以把不同形式的勞動占用量、勞動消耗量和使用價值量全面反映出來，進而可以綜合地反映社會和企業經濟效益，這是其他核算所不具備的優點。因此有人才說，會計核算的實質就是經濟效益計算。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經濟效益的計算與衡量上，采用什么樣的表現形式，又是怎樣進行物質利益分配的?對這些問題，要不要進行反思?當然值得反思!這既有思想政治路線問題，又有科學與否的問題。改革前，不承認國家、企業和職工有利益上的差別。在思想路線上認為，國家代表人民的利益，勞動所創造的財富既是國家的，也是人民的，有國才有家，要以國家利益為重等。在這種似是而非的理論指導下，前面所說的企業財務效益被認為是企業經濟效益唯一表現形式，并據以進行分配，即實行“職工吃企業大鍋飯，企業吃國家大鍋飯”的分配政策。這種分配政策所造成的惡果已眾所周知。通過改革，最大進步之一是承認國家、企業和職工可以有利益上的差別;分配上除了按勞取酬外，還有按資和按技術進行分配等。但它是否就沒有問題呢?事實表明，在國家與企業、各行業和職工之間各應得多少的問題上，仍然把財務效益當成經濟效益唯一的表現形式并據此進行利益分配已不適時宜，容易出現經濟利益明顯傾斜于一方的所謂“分配不公”的現象，并誘導出許多社會問題。

　　計算與衡量必須有相應多種表現形式，進而要求重新確立會計反映和控制的對象經濟效益計算的多種形式，要求會計反映和控制的對象，不能只局限于形成財務效益的企業經營資金運動方面，而是應擴展為經濟效益形成和分配的全過程及其各個特定方面。如形成現金流動效益的企業現金流動及其結果方面，以及形成國民經濟效益的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對整個國民經濟所作貢獻方面等。

　　需要將其分解為與資產相關的部分和與收益相關的部分，分別進行會計處理;難以區分的，將政府補助整體歸類為與收益相關的政府補助，視情況不同計入當期損益，或者在項目期內分期確認為當期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