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當前，中國新聞界大量采用隱性采訪手段。在這股“流行風”下，本文從隱性采訪成風的趨勢及其引發的爭議入手，著重討論采訪對象的合法權益及記者采訪方式的選擇，并最終呼吁記者慎用隱性采訪，呼喚法律與道德的雙重考量。文章發表在《新聞天地》上，是省級論文刊發范文，供同行參考。

　　關鍵詞：隱性采訪;公共利益;法律;道德

　　所謂隱性采訪，主要指新聞記者不暴露真實身份和采訪目的，以隱蔽手段對人物和事件進行采訪[1]。隱性采訪起源于100多年前的英美，近十幾年在中國迅猛發展，其多用于揭露性報道，它強調新聞的獲取結果和深層事實，卻在一定程度上違反相關法律規定和道德理念，引起諸多爭議。新聞記者在采訪方式的選擇上也面臨困境，但法律和道德的約束力仍不容小覷，因此筆者呼吁慎用隱性采訪，在冷靜、理性的環境下做出出色的新聞報道，為社會公共利益服務。

　　一、隱性采訪漸趨成風

　　打開電視機，到處可見搖擺不定的畫面，多在右上方標注“非正常情況下拍攝”，而翻閱報紙，也時常可見“記者深入……”、“記者暗訪……”的報道。中國人民大學陳力丹教授曾表示，偷拍已成為《焦點訪談》采訪的主要手段，這是一種新聞職業的悲哀，新聞工作者不是密探，新聞媒體是報道公開發生的事實。

　　一般而言，隱性采訪用于揭露負面新聞。如記者深入飯店和原材料市場，報道地溝油、注水肉等;在“城中村”體驗蝸居生活;隱蔽在娛樂場所，揭露燈紅酒綠的生活;甚至加入乞討人群、販毒團伙、盜墓團伙等進行深入報道……記者偽裝成某一身份，有時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同社會丑惡勢力作斗爭，完成其輿論監督的使命，但記者在上述行為中，尤其是深入違法犯罪行為的“洞穴”，記者自身是否構成違法犯罪也是難以界定的。

　　然而，當記者過多地采用角色扮演式的方式進行誘導新聞，甚至策劃新聞時，便會引來諸多爭議了。如2007年，有記者拿茶水當尿液送10家醫院進行藥檢，得出茶水“發炎”的結論，后來全國92家三甲醫院醫務人員群起反擊，實驗證明茶水當尿液檢查，9成化驗結果呈假陽性。另外，記者隔山觀虎式的隱性采訪也會招致批評，如2000年記者在湖南嘉禾一高考考點的對面高樓上拍攝考試兩天內考生集體舞弊的行為，便被指責只知拍攝而不知匯報和檢舉[2]。

　　二、采訪對象的合法權益

　　隱性采訪易觸犯采訪對象的隱私權、名譽權、肖像權等人格權利。昏暗的鏡頭或跳動的畫面若長期聚焦在采訪對象，并在媒體上公開傳播后，采訪對象感覺到其人格權利受到侵害，產生對媒體的厭惡感甚至引發法律糾紛，滋生公眾的疑問。

　　采訪對象在不了解記者的身份下，失去了知情權和面對新聞媒體的選擇性表達權利。新聞記者未經采訪對象的許可而進行的采訪，也牽涉到新聞媒體與社會公眾的相互信任及誠信度的問題。人們有時擔心被曝光、怕出名，當他們意外地發現自己的話語和形象出現在媒體上時，對媒體的信賴感降低，新聞媒體的公信力也因此下降。

　　筆者在假期進行新聞媒體實習時，曾利用隱性采訪的手段，面對筆者的提問，受訪者多會反問，“你是不是記者?”“你問這個干什么?”。最近，坊間流傳著“防火防盜防記者”的話語。當受訪者對外來的訪問保持警覺甚至“噤聲”時，新聞媒體的新聞資源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其為公眾服務的宗旨也會產生偏向。

　　三、記者采訪方式的選擇

　　新聞采訪分為顯性采訪與隱性采訪。顯性采訪與隱性采訪相對，即受訪者在已知記者身份下、雙方約定式的采訪。由于隱性采訪存在諸多爭議，當前有學者呼吁尋找隱性采訪的替代品。但考慮到隱性采訪在揭露黑幕、保證新聞真實性等方面的作用，筆者認為應當堅持顯性采訪與隱性采訪相結合，并在隱性采訪中注意尊重受訪者權利和明確相關法律界限。

　　在假期實踐中，筆者按照實習老師的要求去采訪一篇“真假黑芝麻”的報道。在農貿市場中，化裝成為一家面包店的老板，得到如下回答：“市面上黑芝麻中掉色較重的叫“糠芝麻”，賣到6.5到7元錢一斤，比其他正常的油芝麻便宜1～2元錢，有人工染色，一般只賣給做面包、燒餅和經營飯店的人。”而在其他店鋪采訪時，說明記者的身份，卻均被告知黑芝麻有天然黑色素，決不掉色。

　　隱性采訪確實存在一定欺騙性，但為了保障更多的公眾的知情權，在揭露性報道中我們可適當選擇隱性采訪，以保證新聞的真實性。

　　有人說，將獲得的成品或原料送到有關部門檢驗，一樣可以得出哪些是假冒偽劣產品或原料的結論，沒有必要深入作坊或車間去做可能造成新聞侵權的事情。但是，這樣只是做出了結果的判斷，而對于新聞更本質的東西卻更需要追根溯源。

　　四、呼喚法律與道德的雙重考量

　　在目前我國的法律體系中，并沒有對隱性采訪的明文規定，因此，是否具備合法性存在一定的爭議性。有學者稱，隱性采訪是法律盲區之一。在《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準則》(2009年修訂)第六條規定：“維護采訪報道對象的合法權益，尊重采訪對象的正當要求，不揭個人隱私，不誹謗他人[3]”。隱性采訪在一定程度上是忽視“采訪對象的正當要求”的，由此不能判定法律是提倡或鼓勵隱性采訪的。

　　記者在進行暗訪活動時，不能實施違法行為。2001年，某媒體播出暗訪節目《親歷盜墓》，由于記者喬裝成文物販子跟隨盜墓賊偷拍西漢古墓被盜掘的全過程，雖然最后記者花錢買下文物并捐獻給當地文物局，但顯然此行為已超出了法律的界限[4]。

　　采用此類“臥底”手段不僅易使記者遭受危險，也助長或促成了犯罪活動，記者不能以自己有特殊的采訪目的或任務而無顧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當記者實施了犯罪行為，造成了危害社會的結果，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當前，中國新聞媒體自身的出臺相關自律規定，如中央電視臺規定“對‘偷拍’我們慎之又慎，除非調查危害公共利益的重大隱情而又別無他法，且經制片人同意，否則我們決不采取任何涉嫌欺騙、侵權的拍攝方式”，南方日報報業集團《預防新聞侵權的若干規定》提到，“在特殊情況下，為了黨和國家的利益、人民和社會公共利益才能采用偷拍偷錄的方式進行采訪。采用偷拍偷錄的方式進行采訪，事前應向部門領導匯報;來不及匯報的，采訪完畢后立即報告。”

　　法律界限的模糊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新聞媒體對隱性采訪的盲從，記者在進行新聞采訪時也會對其主體行為的選擇存在疑問和顧慮。對于所有公民適用的法律禁區無需贅述，而在法律允許和禁止的邊緣，有關部門也要確保新聞從業者有著清醒的法律意識，知道哪些是能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

　　另外新聞媒體與新聞工作者應重視社會道德評價及自身職業道德操守。獲得和報道新聞不是其唯一訴求，新聞媒體應設法保護社會公共利益，伸張社會正義，揭露社會不公。一味制造新聞賣點，策劃甚至導演新聞，如，記者故意掉落錢包以試驗公民道德心，這種“戲劇”式的采訪也是對記者自身道德良知的考驗。有時，記者或置公共利益于不顧，作冷眼旁觀式的暗訪，如躲在遠處看往來行人掉進下水道等。

　　中國影星李亞鵬因不滿記者對女兒李嫣瘋狂拍攝而大打出手，事后他在聲明中說，“請鏡頭以后和我的孩子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這個距離就當做良心或道德的體現吧，不要讓我們之間再發生類似不良行為。”每名記者的心中都該有一種道德的約束力量存在，它是個人品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的集合，當記者的鏡頭或筆尖對向別人時，應率先對準自己的道德良知。

　　五、結 語

　　隱性采訪在當下新聞體制和社會環境下不可或缺，但不意味著新聞從業者可以隨意使用甚至濫用。新聞從業者應始終秉承為公眾服務的態度，尊重采訪對象的合法權益，做到自審與自律，慎用隱性采訪。法律與道德作為社會約束力量的存在，其界限的明晰化與時代情境的變化，更需要廣泛的社會認知和個體的嚴格遵守。隱性采訪成風，一定程度上窺見社會只顧結果而不顧方式的浮躁情緒蔓延，因此，更需要我們在冷靜中保持清醒的態度。

　　參考文獻：

　　[1] 魏永征.新聞傳播法教程(第三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2] 駱漢城等著.行走在火上——隱性采訪的法律思考[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

　　[3] 王松苗.隱形采訪何去何從[N].檢察日報,2010-03-17.

　　[4] 徐迅著.暗訪與偷拍：記者就在你身邊[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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