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高校廉政文化建設對培育立德樹人的校園文化和形成良好的社會政治生態具有重要作用。全媒體時代高校廉政文化建設既迎來機遇也面臨挑戰。全面從嚴治黨的新常態新要求、全媒體時代傳播媒體的多元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豐富性，為高校廉政文化建設提供了方向和動力。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主觀上對廉政文化建設的認知缺失和客觀上對廉政文化資源的開發不足兩個方面。因此，要充分運用全媒體時代的用戶思維、平臺思維和共享思維等打造廉政文化精品，夯實廉政文化建設物資人力基礎，進一步推進全媒體時代背景下的高校廉政文化建設。
關鍵詞：全媒體時代;高校;廉政文化建設
20世紀中后期至今，隨著計算機技術、互聯網技術、移動通訊、VR、人工智能的迅猛發展，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后，以移動媒體和數字媒體的廣泛應用為標識，傳播媒介出現傳統媒體與新媒體融合發展的局面，繼而出現了全媒體時代。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中學習全媒體時代和媒體融合發展時指出：“全媒體不斷發展，出現了全程媒體、全息媒體、全員媒體、全效媒體，信息無處不在、無所不及、無人不用”[1]，從不同維度深刻闡述了全媒體時代的內涵和特點。隨著全媒體時代的到來，輿論生態、媒體格局、傳播方式等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影響著人們的生存狀態和思維方式，繼而也影響了包括文化建設在內的社會生活層面。
十九大報告指出：“發展積極健康的黨內政治文化，全面凈化黨內政治生態”[2]，將廉政文化建設提升到新的高度。高校作為厚植廉政文化的重要載體，繁榮和發展高校廉政文化，是深入開展全面從嚴治黨的迫切需要，是實現五大基本職能的根本保證，也是推進素質教育、提高師生人文道德修養、營造風清氣正校園氛圍、增強社會輻射力的必然要求。全媒體時代的到來，對高校加強廉政文化建設，構建法治校園、和諧校園、美麗校園，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如何在全媒體時代加強高校廉政文化建設成為當前我們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積極探尋其制約因素和破解策略，具有重要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全媒體時代高校廉政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
“廉政文化”概念的正式提出肇始于2004年[3]，積極探索廉政文化建設的新舉措、新思路、新經驗，是高校近年來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重要任務。面對一個亟待解決的新課題，高校廉政文化建設在推進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
(一)對全媒體時代加強高校廉政文化建設的必要性和主體性認知缺失
全媒體時代，信息傳播“去中心化”，呈現出虛擬化、數字化、海量化特征，因此，受眾接收的信息表現為淺層化、碎片化、意象化。師生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多元多樣多變。[4]由于網絡的開放性、不可控性和隱蔽性等特點，部分網民的網絡失范行為沒有得到有效地管控，過度自由、偏激的表達得不到有力管控和約束，加上一些大眾媒體為追求經濟效益片面迎合庸俗、消極甚至不健康的思想文化潮流等，對傳統價值理念、道德觀念形成巨大的沖擊和挑戰，出現線上線下二元場景，一小部分干部師生甚至崇尚 “權力至上”“金錢萬能”，信奉“厚黑學”“潛規則”，網上網下反差大，多元認知、多元價值、多元目標跌宕沖擊，形成錯綜復雜的信息大爆炸時代。
與此同時，在高校內部一些迂腐過時的認知仍有一定的市場。首先，對加強高校廉政文化建設的必要性認識存在偏差或選擇性失明。極少數領導干部存在急功近利思想，認為抓廉政文化建設不如抓項目、抓科研等立竿見影，“出政績”“走形式”，工作流于表面。也有部分干部師生對全媒體時代高校反腐敗的新形勢認識不足，仍然錯誤認為：“高校承擔著‘立德樹人’的神圣使命，格局相對封閉，社會結構相對簡單，是‘象牙塔’‘凈土’，廣大干部師生把精力集中在教學上面，教師傳道授業、學生敏思篤行，都很清雅、純正、淳樸，高校出現的腐敗案例只是偶發的、極個別的。”然而愿望并非現實，事實上，在高校中，廉政并沒有成為師生所共同遵循的一種行為范式。相關數據表明，高校腐敗現象已然進入易發期、高發期，并呈現集團化、智能化、高職級、高學歷、高職稱化等特點。在行政權力領域，如物資采購、招生錄取、基本建設、財務管理等方面存在權力尋租問題;在學術權力領域，如論文抄襲、考試作弊、學術造假等存在學術不端失信行為。其次，對高校廉政文化建設的主體認識有偏差。許多人仍然錯誤認為，廉政文化建設“是紀檢監察部門的工作”“是領導干部的事”[5]。廉政文化建設作為一項系統工程，講求統籌謀劃、協同合作、整體推進，形成建設“共同體”“大宣教”格局。高校各級黨組織承擔著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對營造風清氣正的校園環境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廉政文化建設應該做到全覆蓋，其實踐主體包括領導干部、教職工和學生。紀委承擔監督責任，其參與廉政文化建設、發揮“橋聯”功能是分內職責，但不應該只是“單兵作戰”“單打鼓、獨劃船”“剃頭挑子一頭熱”。
(二)全媒體時代高校廉政文化建設的資源開發不足
第一，體現在制度文化維度的不足。一是滯后性，隨著中國社會步入轉型期，高等學校體制機制改革正在日益深化，利益主體日益多元，相關的管理制度和約束機制建設尚未到位。二是針對性不強，缺乏“用戶思維”。主要表現在以文件落實文件，以制度落實制度，缺乏充分的調研，不能及時將執行者的意見建議納入決策機制，難以做到“量身定制”，精準有效，一些制度的制定著眼管控而缺少服務，正當性、合理性有待提高。三是制度的執行和監督保障機制流于形式。“制度不長牙”“紀律不帶電”，缺少剛性，違反制度紀律所帶來的懲戒往往等同 “罰酒三杯”，難以起到震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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