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廣播是進行危機傳播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治宣傳中，基層廣播取得了良好的宣傳效果。本文從客觀條件、傳播特征、功能優勢三個角度對基層廣播在此次危機事件中獲得成功的原因進行探析，發現基層廣播具有傳播內容地域化、傳播策略共情化、傳播范圍擴大化等特征。相較于其他媒介，在危機傳播中，基層廣播在心靈撫慰、社會動員、輿論引導功能上更具有針對性。在發展上，建議基層廣播盡快融入全媒體傳播體系建設，聯動新媒體，深挖專業領域，贏得媒介市場。
關鍵詞：廣播;危機傳播;“新冠”肺炎
危機傳播是指危機事件發生時，政府、媒體、公眾之間信息交流的過程[1]，目的是減少危機帶來的損害[2]。在我國，特別是經歷“非典”“5·12”地震之后，政府對危機傳播的重視程度和應對能力逐漸提高，相應傳播機制開始走向完善。自20世紀20年代廣播誕生以來，其一度擁有大量受眾，但隨著電視、互聯網、智能手機等新媒體不斷更新，廣播的媒介市場受到動搖。麥奎爾認為，與新媒介競爭，使廣播開始思考差異化運營[3]。廣播具有成本低、機動性強、傳播范圍廣等特點，是危機事件發生時進行信息傳播的有效手段之一[4]。
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治期間，需要動員社會群眾實施預防隔離，基層廣播成為疫情防治工作的重要宣傳工具，傳播內容在社交平臺上引起廣泛關注，并取得良好的傳播效果，為基層疫情防治工作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在新媒體取得絕對優勢的背景下，基層廣播為什么能在此次危機事件中脫穎而出?其具有什么樣的傳播特征和功能優勢?是本文研究的重點。
一、疫情防治期間基層廣播應用的客觀條件
(一)春運“返鄉潮”使基層受眾數量急劇增加
2020年春運全國旅客發送量將達到約30億人次[5]，大量外出務工人員返鄉，基層鄉鎮成為人口密集地、人員構成復雜，以及春節期間走親訪友的習俗，使疫情存在擴大隱患。為遏制疫情擴散，避免交叉感染，鄉鎮等基層人口成為防疫工作的重要宣傳對象，需要媒介及時引導。其中，老年人作為易感群體是政策宣傳的薄弱環節，特別是在農村地區，大量老年人不會使用智能手機，傳統媒體仍是老年人獲取信息的主要來源。基層廣播較于報紙和電視，其針對性、即時性、應用性更強，利于當地政府政策執行和疫情防治信息推廣，使最新信息能第一時間傳播到基層并執行。
(二)人流密集地是基層廣播的建設場所
建設地點的合理性使廣播成為群體傳播工具，利于提升傳播效率。疫情防治重點區域也是基層廣播的覆蓋區域，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具有人傳人的特性，為防止疫情進一步加深，需要減少戶外人員流動，避免農貿市場、廣場、車站等人流密集區產生群體聚集。廣播作為戶外傳播工具，為提升宣傳效果，建設地點多位于人口密集場所。通過實時廣播，對人流密集區域人群進行疫情防治宣傳，一方面，能及時對當地政策進行解讀和安排;另一方面，對密集人流進行疏導和勸返，降低人群感染病毒的幾率。
(三)廣播具有強制性，易搶占注意力市場
新媒體時代，移動媒體成為受眾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用戶的媒介接觸與注意力集中在新媒體一端，傳統媒體影響力下滑。受眾的主動性與選擇性會造成信息繭房，使接觸到的媒介內容趨于個人化、單一化，同時信息爆炸使受眾注意力分散，移動媒體占據受眾視覺注意力市場。相比視覺注意力，聽覺注意力更易受到環境影響，廣播傳播范圍廣、速度快，穿透力強，巡邏車輛反復廣播，使內容收聽具有強制性和不可選擇性，吸引聽覺注意力，達到反復強調效果。
二、疫情防治期間基層廣播的傳播特征
(一)結合基層實際情況，凸顯地域特色
由于不同地區疫情發展狀況和政策安排存在差異，基層廣播宣傳內容并非統一播放官方通稿，而是由當地基層部門，如居委會、村委會相關管理人員進行播放，在防疫目標不變的情況下，結合當地實際情況進行宣講。將廣播內容撰寫權利賦予當地工作人員，使相關工作人員同時成為“傳播者”與“把關人”，自主性增強，內容因地制宜，涉及當地疫情、防治措施、辟謠等，呈現出多元化、地域化等特點。如四川達州市管村鎮居委會結合當地實際疫情，社區工作人員自己撰寫廣播詞，傳播內容貼合達州市政府最新政策與當地風俗習慣，通過方言進行廣播，有明顯的地域特色。
(二)傳播技巧側重訴諸感情
合理使用傳播技巧能有效提升傳播效果，基層廣播在此次疫情防治推進過程中，情感訴說應用大于理性述說，與“講道理”的訴諸理性不同，使用夸張態度的情感勸服在基層群眾中更易受到關注和重視。基層工作人員結合當地具體情況，使用當地受眾能接受的方言、俗語，以及帶有情緒化的符號進行勸服，甚至通過“懟”“罵”等形式進行廣播。如河南、安徽、山東等地，一些村鎮的工作人員通過方言，對不聽從勸導的人員廣播喊話，用“懟”“罵”等帶有強烈情感色彩的符號進行勸服，在線上線下都受到極大關注。
(三)短視頻的二次傳播，傳播范圍由地區升至全國
抖音、快手等短視頻應用的存在，讓基層廣播的傳播范圍不再限于當地，使一些有趣味，又具有現實意義的基層廣播傳播范圍擴大，獲得較強的社會傳播效果。包括《人民日報》在內，各大官方媒體在抖音等短視頻平臺，對各地村支書喊話等具有特色的基層廣播內容進行發布或轉發，獲得上千萬的觀看量。新媒體平臺的二次傳播，使基層廣播的“窄”播變為真正意義上的“廣”播。廣播內容在網絡上獲得關注后，實現娛樂效果的同時，也使疫情防治思想進行二次傳播，讓基層廣播的影響力擴大，同時滿足社會治理與應對疫情危機需求。
三、疫情防治期間基層廣播的媒介功能優勢
(一)傳受雙方的接近性，使心靈撫慰更有針對性
心靈撫慰是危機傳播中媒介的重要功能之一，危機事件易產生社會恐慌，適時進行心靈撫慰能緩解受眾焦慮，對恐慌情緒產生的壓力進行釋放。疫情防治工作具有長期性，部分受眾在家、小區隔離期間產生焦慮與不滿，一些地區甚至出現住戶在家中喊叫，進行打砸等行為，極易引起群體模仿，產生恐慌。基層廣播身處鄉鎮防疫一線，傳播者與受眾處于同一生活社交圈，兩者在生活習慣與社交關系上具有接近性，對群眾面臨的焦慮，基層人員能及時了解并通過廣播進行疏導，起到心靈撫慰作用。
(二)人群返鄉使受眾增多，社會動員更易發動
廣播作為社會動員常用的媒介工具，聲音屬性能喚起受眾的情感共鳴，合理使用廣播能調動社會成員的積極性與主動性，使社會成員參與到社會活動中。春運“返鄉潮”帶來基層人口數量增加，使疫情防治工作難度升高，不少鄉鎮存在防疫工作人員不足、群眾不配合等情況，多地出現對防疫工作人員進行辱罵，甚至毆打的現象，這就需要加入更多志愿者參與疫情防治引導。使用廣播進行社會動員，從“返鄉潮”帶來的大量年輕勞動力中，招募符合條件的志愿者參與疫情防治工作，同時動員普通群眾自覺待在家中，減少人員流動，避免產生感染。
(三)基層更易產生謠言，輿論引導更有接近性
危機事件發生往往伴生謠言，相比城市，謠言更容易在基層滋生，特別是在農村，信息獲取相對滯后，辟謠不及時容易引起小范圍恐慌。疫情防治期間，產生了如喝酒、吸煙或香油滴在口鼻能預防“新冠”肺炎等謠言，對部分受眾產生了誤導。在一些地區，謠言的產生對政府政策執行與疫情防治工作造成了一定困擾，在社會上產生負面影響。為了及時破除謠言，減少防疫工作面臨的阻礙，基層政府通過流動廣播針對當地流行的謠言及時辟謠，進行輿論引導，防止謠言進一步擴散。
四、基層廣播媒介的發展建議
(一)加快融入全媒體傳播體系建設
全媒體傳播體系是我國當前媒介體系發展的重要方向，重心在于內容建設、依托技術、創新管理三個方面。目前，基層廣播面臨發展模式單一、從業人員數量不足、技術更新不到位等問題，需要盡快融入全媒體傳播體系建設，從內容、技術、管理三方面實施全面改革，與其他媒介組成媒介矩陣。
(二)聯動新媒體實現內容二次傳播
完善基層廣播的建設，加大廣播與新媒體的聯動合作，傳統媒體與新媒體聯動可以實現網上網下全覆蓋，在“新冠”肺炎防治期間，抖音、快手等新媒體平臺讓具有地域特色的廣播內容得到二次傳播。通過新媒體將廣播中的情感勸服內容推廣，使廣播傳播范圍擴大，獲取更多潛在受眾。
(三)重點發揮媒介特長，深耕專業領域
發揮媒介特長，深耕專業領域，與新媒體進行差異化競爭，承擔分眾市場，是傳統媒體發展的必要道路。廣播特長在于群體化傳播，傳播方式具有靈活性與權威性[6]，其媒介屬性使廣播在汽車等專業領域占據市場。基層廣播能借助地理優勢，深挖傳受關系的接近性，使傳播內容具有貼近性，服務分眾需求。
五、結語
即使新媒體已經占據主流媒介市場，但傳統媒體仍在一些領域發揮著新媒體無法替代的作用。在危機事件發生時，特別是電力、通訊網絡中斷的情況下，廣播能及時作為應急媒體進行信息傳播，更具穩定性與可靠性。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治期間，廣播在基層的有效應用，再次印證了傳統媒體沒有被新媒體完全取代。此外，在對危機傳播研究中，如何有效結合多種媒介進行線上線下聯合傳播，提升傳播效果，最大限度減少災害造成的損失，仍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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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丹尼斯·麥奎爾著.崔保國，李琨譯.麥奎爾大眾傳播理論(第五版)[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29.
[4]韓鴻，莫尚凝.突發災害中廣播媒體的功能分析與問題反思——以2008年南方冰雪災害中的《愛心守望，風雪同行》特別節目為例[J].國際新聞界，2008(4)：91-96.
[5]安蓓.2020年春運全國旅客發送量將達約30億人次[EB/OL].http：//www.xinhuanet.com，2019-12-18.
[6]郭小安，王新濤.危機管理中有線廣播功能的挖掘及實現[J].電子政務，2014(8)：9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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