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疆形象是國家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媒體中的新疆形象對國家形象的構建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本文以2012-2016年《紐約時報》的涉疆報道為語料，從報道數量、報道體裁、報道議題、報道傾向性等方面分析報道特點，研究發現，《紐約時報》對新疆存在較深的偏見，以批判者自居，呈現了一個負面的新疆形象：采取壓制政策的政府，處于弱勢的少數民族，頻發的因“民族矛盾”、政府“壓制”政策而導致的“反抗”行為(暴恐活動)。在很大程度上誤導了受眾?；诖?，新疆形象的外宣工作亟待加強。

　　關鍵詞：涉疆報道;新聞語篇;言語轉述

　　新疆地處亞歐大陸腹地，自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獨特，同時匯聚了民族、宗教、人權等一系列敏感問題，一直備受西方媒體的關注。尤其是2009年烏魯木齊7·5事件發生后，新疆的民族團結與社會穩定遭到了重創，西方媒體對新疆的關注度又到了新階段。

　　新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問題是西方媒體勾畫中國國家形象的重要切入點，不可否認，新疆形象是中國國家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

　　《紐約時報》是美國乃至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報紙之一，是美國中產階級和精英階層的必讀報紙，也是美國國務院、國會等重要機構制定普遍性參考框架的重要依據，以《紐約時報》為研究語料來源能夠保證研究對象具有一定代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美國媒體及其受眾的認知狀況，分析價值較高。

　　本研究積極探索《紐約時報》中的新疆形象，能夠為新疆突發事件的輿情預警提供參考，有助于豐富中國國家形象，增強中國構建自身國際形象的主動性。

　　一、報道數量分析

　　在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紐約時報》數據庫中輸入關鍵詞“新疆”，設定時間段為2012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共得到報道494篇，經審讀，剔除非新疆主題的文章，實際以新疆為主題的報道數量為231篇，共計170926字。5年的報道數量及規模如表1所示：

　　從表1中可以看出，2012年《紐約時報》對新疆的關注度最低，以新疆為主題的報道數量只有10篇，2013年增加到34篇，2014年達到頂峰131篇，占報道總數的57%，之后又逐年回落，2015年下降到39篇，2016年為17篇。2014年涉疆報道達到高峰主要是因為這一年暴力恐怖事件數量多、傷亡人數多、影響惡劣，這一年的涉疆報道主要圍繞以下主題展開：托合提因分裂國家被捕、新疆阿克蘇襲警案、昆明火車站持刀殺人嚴重暴力恐怖案、烏魯木齊火車站暴恐襲擊案、公園北街嚴重暴力暴恐案、喀什清真寺大毛拉遇害、天安門金水橋暴恐襲擊案等，另外，新疆的維穩政策、措施、行動也都是報道的焦點。

　　報道數量隨著重大事件發生的數量增加而增多，這一點符合新聞選擇和新聞價值規律。另外，從2012年到2016年，《紐約時報》每年對新疆的報道都在10篇以上，平均每年46篇，這體現了該報紙對新疆持續的關注。

　　二、報道體裁分析

　　如表2所示，《紐約時報》涉疆報道體裁較多元化，主要有通訊、消息、特寫專訪、紀錄等，社論等因數量極少歸到“其它”類別中。從分析來看，通訊類的涉疆報道最多，有163篇，占比70.6%，接下來是消息，有39篇，占比16.9%，特寫專訪、紀錄、其它等均不足10%。

　　在新聞報道中，消息的語言最簡練、明了，它包括新聞的六個要素：時間、地點、人物、起因、經過、結果，客觀性應當最強;通訊是在消息的基礎上增加了背景介紹及細節描寫，在風格上更生動，也有助于讀者對事件有更深入的了解，主觀性較消息強。

　　從表2中發現，在163篇通訊類的報道中，負面報道高達151篇，占比92.6%，無明顯傾向性的報道為12篇，占比7.4%，這符合通訊類報道的特征;在39篇消息類的報道中，無明顯傾向性的報道為12篇，占比30.8%，負面報道為27篇，占比69.2%，雖然無明顯傾向性的消息類的報道占比較通訊高，但負面報道的消息比例實際上違反了消息類報道的原則和特征。由此可見，《紐約時報》對新疆有較深的偏見，在客觀性上并不令人信服。

　　三、報道議題分布

　　本研究根據目標語料，參考了劉繼南、何輝(2006)等對議題的分類，將具體議題分為：經濟、外交、政治、人權、文化、社會法律等。其中，“外交”指的是中國政府因新疆問題跟它國進行的外交互動，如2015年外交部就非法出境泰國的維吾爾族偷渡者與泰國政府交涉等;“政治”主要涵蓋政局、暴恐事件、民族問題、政府對不同政見者的態度等;“人權”主要包括宗教權利、新聞及言論自由、犯人權利等;“文化”指的是新疆的古跡、人文歷史、藝術等;“社會法律”包括新疆的社會生活、政府對不法分裂分子采取的法律手段等;“其它”包括自然災害、事故等。

　　如表3，《紐約時報》對新疆政治類的議題關注最多，達到71篇，占比30.7%;其次是人權，61篇，占比26.4%;社會法律類的報道有30篇，占比13.0%;政府類的報道的有23篇，占比10.0%;文化類的報道有22篇，占比9.5%;外交類的報道有13篇，占比5.6%;經濟類的報道有8篇，占比3.5%;其它報道有3篇，占比1.3%。

　　報道主題就是議題的中心，方建移等(2017)認為，它反映了新聞生產者對新聞的選擇和取舍，即哪些議題是他們希望受眾關注的，而相對的其它議題則是他們所不希望被討論或關注的。

　　從數據中可以看出，《紐約時報》最關注新疆的政治、人權議題，也最希望受眾關注和討論新疆的此類議題。政治類的議題主要關注點是暴恐案件、民族關系，如2014年頻發的暴恐案件;人權類的議題主要關注新疆的分裂分子受到法律制裁，如伊力哈木背叛無期徒刑等。

　　社會和法律議題也占有一定比例，主要關注點是和暴恐事件相關的施事者受到法律制裁等;政府議題的關注點也主要集中政府的反恐措施上;文化議題比例很小，主要關注點是新疆的歷史遺跡、風俗和藝術，如坎兒井、南疆群眾養鴿子的愛好、錫伯族的語言等。在主要議題中，對經濟的關注度最低。由此可見，《紐約時報》最希望受眾看到政治、人權上為負面形象的新疆，不希望受眾了解新疆的經濟、文化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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