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間情懷的淋漓揮灑。很多散文的主題是對生命本體本質意義的求索，是對生命終極關懷的探尋。也是當代人個體生命意識自覺和強化的表現。這類帶有強烈的理性色彩和哲學意味的散文，往往是作者生活中有著無法彌補的人生缺憾，因而在孤獨、寂寞和困苦中經歷了艱難的精神跋涉才抵達心靈彼岸的結晶。

　　關鍵詞：散文熱,原因解析,時代環境,公民文化素質,消費市場,文體特征

　　世紀之交的散文熱潮，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面對如此的文壇勝景，值得我們思索的問題很多。但是最首要的問題是，散文熱發生在當今之世，有什么必然性和偶然性?使它“熱”起來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文學體裁的“熱”與“冷”與眾多的因素有關，不僅有文學的因素，更多的是非文學的因素。本文試從以下幾個方面分述之。

　　一、改革開放的時代為散文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九十年代的散文之所以興盛，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時代的大環境。寬松自由民主的政治環境，對文學的發展，對散文的興盛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任何一個文化現象的形成，它背后毫無例外地依存于一定的社會環境，依存于錯綜復雜的文化背景。世紀之交的散文熱也是如此。新時期以來，黨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實現了政治上的撥亂反正，進行了重大理論問題上的正本清源。其中最主要的事件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和真理標準的討論。這些都給長期思想禁錮中的人們以二次解放之感，獲得了思想上的如沐春風之感。既然大家生活在寬松的政治環境中，思想自由和民主的空氣大大加強，大家便產生了傾聽和傾訴的欲望，產生了直抒胸臆的激情，自由環境允許大家自由地傾吐;有了感慨，可以自由地抒發;有了不平和意見，可以自由地表達;有了思想的火花，可以自由地點燃。

　　我們應該感激這個時代。這是一個敘事的時代，上一個世紀的很多年份，苦難的中華民族是在戰火中度過的。歷經戰爭之后的人們分外珍惜寧靜和安詳，大家享受著和平，享受著豐衣足食。因此振臂高呼、痛心疾首已經不是我們經常需要的表情。在表達時也不再以吶喊為傾吐的唯一方式或主要方式。只有外部環境的安寧，大家才有時間和心情檢點內心世界，挖掘對自身的發現。因此大家選擇了散文，用以表達自己自由的內心。可以說，是社會環境孕育了新時期的散文，催生了散文繁榮興盛。換言之，新時期就是一個散文的時代。

　　社會環境對散文的影響和推動作用，具體說來，有以下幾點表現:

　　1、編寫主題多樣化。

　　思想的解放，人性的高揚，社會的進步，輿論的民主，對探索的鼓勵，文化政策的適宜，為編寫者提供了一個寬松的文化環境。比如以下幾個方面的主題經常唱了主角。

　　知識分子價值的重新發現。十年浩劫帶給知識分子的心靈創傷是無法彌補的。而一旦暗夜過去，光明來臨，知識分子的身心得以徹底解放，這無疑成為一股強大的推動力，鼓舞著廣大的知識分子唱出一曲曲心靈的慨嘆:既有對生活經歷的回顧，對歷史的反思，也有對民族命運的憂慮，對古老文明的眷顧，更有對新生活的禮贊……這是一支支生命之歌。作為1999年散文排行榜的首推篇目，季羨林先生所作《站在胡適之先生的墓前》一文，把這一切寫得很透徹，他寫道:“改革開放之風吹綠了中華大地。知識分子的心態有了明顯的轉變。身上的枷鎖除掉了，原罪之感也消失了。潑在身上的污泥逐漸清除了，再也用不著夾著尾巴過日子了。這種思想感情上的解放，大大提高了他們的獨立性。愿意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貢獻自己的力量。”(見《散文選刊》2000-1)這既是季老在胡適先生墓前的真摯心聲，也可以看成是對散文多產原因的一個注腳。

　　憂國憂民意識的高揚。我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優秀的知識分子。他們有著濃厚的憂患意識，以自己的良知和責任感對歷史、民族、人類命運進行著深刻的反思，寫出了許許多多內容厚實、思想深刻、境界高遠、氣勢磅礴的優秀篇章。世紀之交的散文創作，將這樣的大胸襟、大關懷推向了極致。他們往往以重大的政治事件、歷史偉人、英雄悲劇為題材，寫出了一篇篇視野開闊、意境高遠、分析透徹、氣魄雄渾的大散文力作。典型的代表作有:梁衡的《大無大有周恩來》《覓渡，覓渡，渡在何處》，林賢治的《胡風“集團”案:20世紀中國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夏中義的《渴吳晗書》，鄧瓊瓊、張建偉的《第十二座雕像》，卞毓方的《凝望那道橫眉》，李存葆的《沂蒙九章》等等，他們無不以獨具的情感，獨特的文化視角，透辟的理性分析，將主人翁的精神高度，人格風范躍然紙上，字里行間無不浸透著作者對往昔人物的景仰、贊揚、惋惜、浩嘆。在對逝者人格精神的追憶中凸現出作者的大情感、大智慧、大胸襟、大境界，將讀者引入歷史的深層，共同關注人類的命運，令人嘆為觀止。這些都體現出知識分子作為文化建設的中堅力量所肩負的重任—引導讀者面對人生，面對歷史，面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共同思索，共同奮進。這是傳統賦予他們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大襟抱、大氣魄。也是普天下的蕓蕓眾生以為參照奮勇向前的典范。

　　作者因為現實世界中的缺憾而不懈地追求著完美，又因人生的種種局限，而幻化出對生命遠離功利、超越利害的欣賞態度，最終超越了悲劇，獲得了自由。這是對人類命運、人性深層意識的另一種關懷和思索。這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史鐵生的《我與地壇》中表現最為突出。而在近幾年的散文創作中龐培的《西藏的睡眠》、徐治平的《仰望布達拉》周同賓的(文化的鄉野》等篇什中也透出幾絲與之相近的氣息。

　　女性意識的新覺醒。關注女性是關注人類生存、關注人性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新時期散文中有一道惹人注目的美麗風景，那就是當代女性散文和女散文家群的出現。興起于80年代中后期的女性編寫，至90年代漸趨成熟。王安憶在散文《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中認為:“男人的理想是對外部世界的創造與責任，而女人的理想則是對內部天地的塑造與完善。就在男人依著社會給予的條件全面地發展的時候，女人只有一條心靈的縫隙可供發展，于是女人在這條狹小的道路上，走向了深遠的境界。”這種見解有一定合理成份。如果站在這樣一個基點上說，散文是最適合女性的一種文體，當不為過。“相對于男性來說，女人的情感世界更封閉因而也就豐沛。這就像江河截流后修筑的水庫，只要給她一個缺口，就會看到她積蓄的能量是多么的強大，和多么地渴望傾瀉。”(見何大草《世界的兩個春天—我眼中的新生代女性散文》(《當代文壇》1999一5)

　　為這種繁榮提供了充分自由和題材的時代，則無疑是鼓勵女性搏擊風浪的大舞臺。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進一步深化，人性高揚的旗幟在女性散文的編寫中成為其行文的實質和精髓。女性意識的覺醒使她們的精神處境有了相當大的改善。體現在作品中，有對自然、人生、愛與美的謳歌，對生活對藝術的熾熱真情，對女性生存境遇的關注，對人生意義的探詢……這在80年代中后期的女性散文中表現突出，如斯好的《心的形式》、筱敏的《下雨的時候》、蘇葉的《素箋》、葉文玲的《寂寞城池》等。她們無不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細膩，或低訴、或淺吟著一支支心曲。陳染和林白在90年代的女性散文編寫中較為突出。她們更加偏重于傾訴一己的喜怒哀樂，個人感觸。可以說她們的編寫是處在極端孤獨狀態下的編寫，是自我封閉、自吟自唱式的編寫。如陳染的《重返舊時光》、《獨自在家》等，讓我們在冷寂、幽怨的氛圍中體味到她追求孤獨、逃逸現實的無奈。也許她們的藝術生命將在艱難的跋涉中延續，但這別致的一處風景畢竟可以反襯出時代所具有的寬容和豁達。

　　2、編寫素材多樣化。

　　物質文明的高度發展，社會前進的步伐加快，人民生活日益豐富多彩，域外信息以多種方式傳人，多種思想觀念交匯融合，隨之而來的是多層面的思考和從未遇到過的新問題。再加上人心的浮躁，欲求的增長，人心的內視，為許多的有識之士提供了大量的編寫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