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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農民就業與法律父愛主義關系與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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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農民就業如此之難,但社會對他們的關注度卻依然不夠。與近幾年受到人們關注的大學生就業問題相比,對農民的關注顯然更少。[15]而從數量上來說,大學生需要就業的人數顯著低于農民務工人數,也遠低于農民隱性失業人數。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2009年12月曾介紹,當年應屆高校畢業生達611萬。

  關鍵詞: 法律父愛主義,就業促進法,農民,就業權

  不愿意他們都如閏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

  —魯迅《故鄉》

  哪些是當今中國現代化道路上最需要關注的群體?答案恐怕是兩個字—農民。[1]網絡上所謂“農夫、山泉、有點田”的理想,不過是摩登時代的成人童話。男耕女織,自給自足,根本就不是現代化所需要的農民生活方式。農民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同樣面臨就業的重重困難與挑戰。農民就業是這個國家向前邁進的征途上必須慎重、妥善解決好的問題。[2]法律人必須正視、并高度重視這個問題。在就業問題的解決上,《就業促進法》曾引發人們熱忱的期待,我們不妨以此為例展開討論。

  一、農民不只是農民

  前面筆者明確使用了“農民就業”而非“農民工就業”,[3]對于這一點,關鍵是要從更深刻的背景來理解“農民”。應該說,現時代我們常常談論的農民群體,已經不完全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了,他們總體上超越了單純的“黃土地里刨食”的階段。工業革命近200年后,中國土地上的農民翻身做了主人,他們和這個土地上的其他人一起在為追趕工業化國家而辛勤勞作。這種追趕的努力是柄雙刃劍,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在近幾十年來飛速發展,與此同時,中國農民也被工業化和現代化所改變,甚至在這個“歷史的加速”[4]進程中被甩出現代化軌道。[5]農民祖輩賴以為生的土地已經不足以維持他們的生計,不足以應對子女教育、父母養老和疾病救治。更為特殊的是,中國的工業化是建立在農業剩余價值的基礎上的,長達數十年的工農業剪刀差和城鄉二元結構,已經將中國的農民遠遠地拋在了現代化的尾巴尖上。他們不得不在戶籍制度藩籬的孔隙里尋覓生存、生活的新機遇。這群卷起褲腳走出田地的人,年末年初,來來回回,創造了“世界制造工廠”的奇跡。

  我們不禁要問,這群走出田間地頭、走進廠礦車間的人,其社會身份到底是農民還是工人呢?對此,我們一直是不太清楚的,從開始的“盲流”到后來的“打工仔”、“外來妹”,都說明我們沒有給這個群體一個準確的定位。時至今日,“農民工”這個稱謂也是不尷不尬、不清不楚。有人認為他們并沒有成為工人,有人有保留地將他們界定為“現階段我國工人階級中的特殊部分”,并在理論上將其定位為“轉型期工人”。[6]而事實是,近年來40%以上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了非農產業,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主體。[7]很難說不包括這一群體在內的“工人”概念是完整的。其實,早在2004年中央1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中就明確了這一點:“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止于此,從法律身份上來說,農民包括前面所說的進城務工的農民,還是國家和地方的納稅人。他們同樣直接繳納各種流轉稅、所得稅,也通過消費稅等方式間接承擔稅負。就其納稅人地位來說,2004年的中央1號文件也確認,進城就業的農民工“為城市創造了財富、提供了稅收”。而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曾經繳納過多年的農業稅,現在也依然為國家和地方的財政收入做著直接或間接的貢獻。

  正因為如此,農民雖然從經濟上看是勞動力,而且是廉價勞動力,但是我們必須超越“廉價勞動力”這個經濟定位,方能進一步認識農民在國家生活中的主人地位和社會生活中的主體地位,方能充分理解憲法中農民作為國家公民所具有的神圣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8]方能在我們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中,找準農民的位置。[9]

  二、農民就業與法律關愛

  公民就業問題,大的方面關系到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小的方面關系到個人生計、家庭幸福。歷年來,下崗工人再就業、大學生就業等問題備受政府和民眾關注,而近幾年,農民就業尤其是外出務工農民的就業問題越來越成為大家討論的熱點,連續幾年的中央1號文件都對此給予了高度重視。人們常用來形容“三農”困境的一句話“人到哪里去,錢從哪里來”,就都與農民的就業困難息息相關。

  農民就業難,難在兩個方面:一是農民外出務工難。農民文化層次和受教育水平相對較低,他們外出就業往往缺乏必要而充分的就業信息,沒有完善的組織機構,又面臨著城鄉二元體制形成的社會保障、子女上學、居住落戶等一系列難題。[10]二是農民隱性失業率大。農民群體的基數非常大,而農業生產并不需要如此眾多的從業人員,即便外出務工分流了很大一部分農民,但留守農村的并非就是婦女、兒童、老人,仍有不少是有就業能力和就業意愿的農民,只是由于無法滿足現代工業生產的要求,不得不成為隱性失業的群體。盡管學者們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估算各不相同,[11]但是“到了21世紀,人們對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絕對數量和比例的估計不僅幾乎沒變,甚至還有所提高”。[12]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則可能更樂觀:農村4.14億就業人口中,在第一產業就業的占比67.4%。[13]不過也要注意,沒有在第一產業就業的農民并未全部轉移到非農產業中去,學者們的推算是,“在現有的勞動力市場狀況和制度環境下,農業中可供轉移的勞動力規模約為4300多萬人”。[14]這期間的隱性失業人口數量之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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