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久病成良醫，可是我們的職稱評審都病了好多年了，也沒見它能自救。評職稱要經過怎樣的歷程?不少高校教師對此諱莫如深。今年以來，由高校職稱評審引發的社會關注不斷：武漢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因不滿職稱評審，揮拳打向評審委員會的教授;湖南省高校職稱評審中，有評審委員在賓館“開房收錢”;西北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在網上公開宣布，以后不再參加“職稱游戲”……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稱，大學職稱評審制度“病得不輕”。

　　職稱評審制度到底患了什么病?它的程序是否公平?問題究竟出在哪里?

　　病癥一：程序“外緊內松”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其實，職稱評定并不像它表現出來的那么“亂象叢生”，甚至，它的過程可以用“程序合理、規則嚴謹”來形容。

　　北京某大學副教授李易向記者還原了評職稱的大致經過。“如果年底要進行職稱評選，那么在6月份的時候，學校會把相關規定發到院系，大家根據條件做準備;8月份，校方一般會確定名額、出臺細則，并給予老師一兩周的時間準備材料報名。材料一般一式三份，這時，報名的老師要先經過第一關，就是‘盲審’。

　　‘盲審’制度是雙向匿名，彼此不會知道對方的信息。這個過程會‘淘汰’掉少量的報名者，相對公平。通過‘盲審’后，老師們要通過第二關‘專家評議組’的審核。如果是經濟管理專業，一般是中文、金融等‘文科評議組’專家進行評審，如果得到了全部選票的三分之二，就進入第三關——學校學術委員會的評議。學術委員會根據各項條件以及得票等標準綜合考慮，評議出最終結果并進行公示。整個過程會歷時3到4個月的時間。”

　　于是，出現種種亂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病癥二：關系網的“侵蝕”

　　關系網，是職稱評定繞不過去的坎兒。

　　“發稿子要找人，申請課題要找人，報名要找人，投票還要找人。總之，找不到人寸步難行。”李易說，“有幾篇論文、有多少課題都是評職稱的硬性條件，而這些，都要靠找人。”

　　廈門某大學老師李興(化名)告訴記者，按學校規定，講師評副教授要在權威期刊上發三篇論文，還要有幾篇核心期刊論文。“就權威期刊發的論文數，達到的可能性非常小。”他說，院里有兩位青年教師工作六年還沒完成任務。為了在評職稱的先決條件上高人一籌，這個暑假他打算不回家看父母了，留在學校專心寫論文。

　　任教于上海某著名高校的一位知情人告訴記者，找關系發論文和國內學術期刊的評審制度有關。他說，國外有一套比較好的制度來分配各種學術機會，比如學術期刊要進行雙向匿名評審。“他們一般是編輯初審，然后送出去給專家審，用稿的權力在專家。而我們是編輯辦刊，用不用稿子權力在編輯。”

　　后遺癥：學風浮躁

　　自從當大學老師以來，課題、職稱的壓力一直伴隨著李興。

　　每年學校都要制定一個總目標，然后分解到各學院，學院分解到各系，各系又分解到各個老師。“我們老師就要到處去找課題。”李興說。

　　“大學職稱評審的本質是對教師學術能力和教學能力的評價，可是我們的大學職稱評審被異化了。”熊丙奇說，高校以課題、論文數量作為評職稱的標準，“這看似很公平，但學術貢獻的大小能用論文的多少來衡量嗎?”他說：“我們的標準是關注論文發表的數量及論文發表期刊的檔次，至于論文在講什么內容，評審時很少有人看。”

　　熊丙奇把課題比作“學術化肥”：“現在職稱評審比的是拿到國家學術化肥的能力，而非產生學術成果的能力。它不管產生成果的好壞，后果是滋生了浮躁的風氣，破壞了學術生態。”

　　目前高校的職稱評定標準大多是量化的，有人認為它只認論文不認人，相對客觀，但李興說：“這種量化的考核體制，從學術發展的角度來說，最大的問題是助長了學術浮躁。”李興說，要發一類核心期刊，就要想方設法去拉關系，這對教師來說，“成何體統”?一些刊物辦得不規范，而學校又要有數量，就只能給那些刊物寫。李興說：“這對你的研究約束性很強，你只能跟著他的指揮棒走，而自己感興趣、有意愿做的研究往往因此耽擱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