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是解決城鄉發展面臨困境的重要戰略，明確兩大戰略的發展現狀及其互動關系，對西部地區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促進城鄉融合有重要意義。基于我國西部地區12個省份2013-2018年的面板數據，建立了西部地區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的評價指標體系，運用熵值法和耦合協調度模型測算出西部地區兩大戰略的發展水平及其耦合協調度。結果發現，2013-2018年，西部地區的新型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鄉村振興的發展水平低于新型城鎮化水平;兩大戰略發展存在空間差異，且發展水平高的地區其耦合協調度也較高，在內蒙古、重慶、廣西和四川等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兩大戰略實現良性互動，在青海和西藏等比較落后的地區，兩者勉強協調。西部地區需要加強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注重交通通信的發展，重視人力資源，加強生態環境建設，加快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實現兩大戰略的高水平協調共振和城鄉融合發展。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耦合協調度

　　Abstract: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re important strategies to solve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western region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2 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Western China from 2013 to 2018,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Western China, and calculates the development level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the two major strategies by using entropy method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from 2013 to 2018, 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lower than that of new urbanization; there are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wo strategies,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is also high in the areas with high development level. In Inner Mongolia, Chongqing, Guangxi and Sichuan.the two strategies achieve positive interaction, which is relatively low in Qinghai and Tibet in the latter area, and the two re barely coordinated. The western region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infrastructure,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pay attention to human resource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r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peed up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realize the high-leve coordination and resonance of the two strategi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scheduling

　　0 引言

　　我國經歷了大規模、高速度的城鎮化，到 2013 年我國的城鎮化率達到了 53.7%，年均提高 1.3 個百分點，城市人口增長到 7.3 億人，國內生產總值達到 52 萬億元。快速城鎮化帶來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但也催生出一些負面效應，如城鄉和城市之間差距逐步拉大、第三產業發展滯后、城鎮化成本過高等問題逐漸顯現，傳統的城鎮化不再適應我國的國情。2013 年，黨的十八大提出要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 ;2014 年 3 月，《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 年)》正式發布，對新型城鎮化的指導思想、發展目標和實施重點等作出明確部署，我國開始推進"以人為本”綠色可持續發展的新型城鎮化"新型城鎮化傳承了傳統城鎮化的優點并且彌補其缺陷，強調發展的可持續性以及發展的質量和水平，在發展重點上，堅持在各個層面統籌協調發展、區域共建。

　　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現在城鄉之間的發展不平衡和農村的發展不充分，“三農”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環節，關系國民生計。為更好地解決我國當前的“三農”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部署。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在于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堅持以農民為本、農業農村優先發展，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為要求，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

　　新型城鎮化是鄉村振興的基礎，鄉村振興戰略是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必然結果。兩者都是實現城鄉融合的重要途徑，新型城鎮化戰略中體現了對鄉村振興的關懷，鄉村振興推動解決了當前大城市發展中的“城市病"問題和新型城鎮化中的就地城鎮化問題。鄉村振興戰略與新型城鎮化戰略在內涵上存有共鳴，在戰略行動上存在交集，通過彼此協同發展，必然促進各自戰略實施效果的提升。

　　在發展不平衡方面，我國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發展差異是主要問題，我國的西部地區占我國國土面積的71.4%，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22.99%，但是GDP總量僅占全國的20%左右，西部地區大多數省份的城鎮化水平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當前，我國東部地區的經濟增長進度放緩，加快西部地區的建設，才能縮小區域間的差異。相對于東部發達地區的轉型和升級，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兩大戰略的實施對西部地區的建設和發展尤其重要。研究我國西部地區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戰略的發展現狀和兩者之間的互動情況，對推動西部地區城鄉融合，發展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等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價值。

　　1文獻綜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工作重點在城市，農村的發展較慢，城市和農村的差異逐步加大，“三農"問題突出，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2。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戰略提出以后，兩大戰略的關系成為討論熱點。

　　新型城鎮化主要是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業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以及發展的協調為基本特色，新型城鎮化自開始實施以來取得了顯著成效，傳統城鎮化留下的人口、土地和融資投資等問題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人口落戶制度逐步完善，戶籍和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差距逐漸縮小，推動了人口流動和人口城鎮化。大中小城市的和諧發展、城市群建設的不斷推進正在逐步改善城市規模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大多數城市逐步形成以第三產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就業能力不斷增強，城市的治理水平顯著改善，市政設施水平不斷提高，居民的居住水平也得到改善。雷娜和鄭傳芳1認為，新型城鎮化是發展我國經濟的主要動力，同時也在不斷提升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通過城鎮產業的發展來帶動周邊農村的產業化和工業化發展，吸引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充分利用鄉村的土地和人口等資源，不斷優化城鄉結構。不過從全國范圍來說，現階段我國的新型城鎮化存在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李雪濤和吳清揚從人口、社會、生態、土地以及經濟五個方面來測量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強度，結果表明，我國的城鎮化發展存在空間差異，東部地區城鎮化水平最高，東、西部地區社會和土地城鎮化水平較低，中部地區人口城鎮化水平較低。李恕洲和何剛15)從經濟、人口、社會、城鄉統籌以及生態宜居五個角度測評了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水平，發現城鎮化發展存在空間差異。

　　到2017年，我國的農村常住人口有5.76億人，人口城鎮化率58.52%，我國的農村人口仍然占較大比重，且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推進，“三農”問題逐漸突出，城鎮和鄉村發展不平衡。楊佩卿1認為，城鎮化提高了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但同時農村開始出現勞動力流失、農業技術匱乏、資源相對短缺、農村“空心化”等問題，“三農"問題亟待解決。張泉等7認為，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是對資源的再配置過程，鄉村振興最終是為建立繁榮互動的城市鄉村關系，新型城鎮化在不斷的發展過程中不斷提高城鄉發展質量，實現鄉村振興。顏家瑤1認為，城鎮化為鄉村振興的實施提供支撐，鄉村振興又為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提供新的機遇，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最終都作用于農民。有觀點認為，只要不斷推進新型城鎮化，“三農”問題就會逐步解決，但是目前我國“三農”

　　問題的解決不僅離不開城鎮化，更需要立足于農村。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要解決好“三農”問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從產業、生態、文明、組織等方面提出要求和目標，調動多方面要素實施鄉村振興。

　　俞云峰和張鷹19認為，兩大戰略之間存在長期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關系，有正向耦合和負向耦合兩種結果，城鎮化和鄉村振興協同發展的核心是資源要素的合理配置，資源配置有效合理為正向耦合，資源配置不合理導致兩者發展互相掣肘、互相摩擦的時候為負向耦合。尹曉水和毛宏黎[10認為，新型城鎮化助力鄉村振興，鄉村振興的核心在于鄉村產業的興旺，新型城鎮化能夠帶動農村的產業不斷發展，通過城鄉經濟發展的優越性帶動鄉村經濟，吸引鄉村的剩余勞動力，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加快發展市民化，重點解決農村轉移到城市人口的落戶問題，掃除城鄉之間人口流動困難的障礙，讓農村轉移到城市的人口真正融入城市，實現真正的城鎮化居民而不是簡單的人口城鎮化。同時，新型城鎮化為鄉村輸入新經濟、新理念，為鄉村產業振興提供一流的科技、設備以及資金的支持，提高鄉村的勞動生產效率，農村住民的收入提高，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及生活質量逐漸出現高水平差異的平衡狀態[1。鄉村振興是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必然結果，以城鄉統籌和城鄉一體化為特征的新型城鎮化最終是為了實現城鄉協調發展。

　　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和奮斗目標，要求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兩大戰略齊頭并進，發展城市和農村，共同解決現階段城市和農村發展正在面臨的困境。但是由于兩大戰略出現相對較晚，對兩者之間的關系研究還有待進一步加深，本文通過建立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兩個評價指標體系，用耦合協調度來測評西部地區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的發展水平以及兩者的協調度，了解目前西部地區兩大戰略的協調情況，為未來兩大戰略的發展提供建議。

　　2研究方法

　　2.1指標體系的建立

　　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側重點有所不同，但都是以人為本，旨在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兩者相互影響、相互滲透。一方面，新型城鎮化帶動鄉村發展，從勞動資源來看，城鎮化的發展離不開人口，鄉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城市推動城鎮二、三產業和經濟的發展，同時鄉村人口的減少在一定程度上會促進農業機械化和現代化，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農村居民的收入;從資本來看，鄉村振興需要大量的資本投入，來解決鄉村因資本匱乏面臨的產業發展困境。另一方面看，資本也需要優秀的投資項目，鄉村振興戰略為城鎮化發展提供了廣闊的農村市場;從土地來看，城鎮化的發展需要土地，能使鄉村的閑置土地得到有效利用，農業現代化的發展也能減少土地拋荒現象。

　　根據已有文獻觀點，遵循可行性、系統性、代表性等原則，參考相關學者在文獻中1521建立的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的評價指標體系，構建了適用于我國西部地區12個省份兩大戰略的評價指標體系。

　　2.1.1新型城鎮化評價指標體系何仁偉[2]指出，新型城鎮化以人為核心，以高質量發展為向導，最終實現城鄉社會、經濟和生態等從不平衡發展到相對均衡。文豐安11提出新型城鎮化以農民利益為核心，以人為本，旨在促進大小城市、農村等主體之間的無差別發展。

　　根據已有文獻觀點，選用人口、經濟、社會、環境、城鄉一體化五個層面，構建西部12個省份的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測度指標體系(表1)。第一，新型城鎮化以人核心，所以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應以人的發展為指引1人口城鎮化選用的三級指標有城市人口密度、城鎮人口比重。第二，發展離不開經濟，經濟的發展是其他方面發展的先決條件。經濟城鎮化選用的三級指標有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三產業增加值。第三，社會服務的完善程度是新型城鎮化的重要考核部分。社會城鎮化選用的三級指標有普通高等學校在校學生數、城市建設用地、城鎮登記失業率、城市用水普及率、城市燃氣普及率、人均城市道路面積。第四，城市發展要可持續，要將生態文明建設融入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全過程中，生態城鎮化以社會可持續發展為目的，使城市經濟、社會、生態效益實現最佳結果。環境城鎮化選用的三級指標選取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生活垃圾清運量、城市污水處理率、人均公園綠地面積、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森林面積。第五，城鄉一體化是新型城鎮化的發展目標，新型城鎮化也是實現城鄉一體化的必由之路和根本動力。城鄉一體化選取的三級指標有城鄉居民人均可收入比、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比。

　　2.1.2鄉村振興指標評價體系對鄉村振興的評價指標主要從鄉村振興戰略的發展要求來選取，如表2所示。產業興旺，選取的三級指標有人均農業機械總動力、單位面積糧食產量：生態宜居，選取的三級指標有農村衛生廁所普及率、森林覆蓋率、農用化肥施用量;鄉風文明，選取農村寬帶入戶情況、農村廣播、電視節目綜合人口覆蓋率、藝術團體農村演出場次等三級指標;治理有效，選取的三級指標有鄉村委員會數：生活富裕，選取的三級指標有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住房面積、養老保險覆蓋率、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數、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

　　2.2 耦合協調度模型

　　建立耦合協調度模型來分析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兩大戰略的協調發展水平，耦合度是指兩個系統之間相互作用的影響，是兩者實現協調發展的動態關聯關系，反映兩個系統之間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程度。用 F1、 F2 表示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兩個子系統的評價函數，計算系統的耦合度 C ：

　　其中，耦合度 C 的取值范圍為 [0, 1]，C 越接近 1，表示各系統間耦合度越來越大 ;C 越接近 0，表示各系統間耦合度越來越小。耦合度表示兩個系統間相互作用的強弱，不能反映兩個系統間協調程度的高低。耦合協調度是指兩個系統相互作用中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可以反映兩系統協調情況的好壞。耦合協調度 D 的計算公式為

　　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都是促進城鄉融合的重要手段，二者相互促進、相輔相成，所以本文取 α=β=0.5。

　　耦合協調度 D 的取值范圍為 [0, 1]，將兩大戰略的協調等級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如表 3 所示。

　　3實證分析

　　3.1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發展現狀本文利用選定的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的指標數據對兩個子系統的耦合協調度做測評，計算兩者的耦合度、綜合評價指數和耦合協調度，本文的數據來自西部地區12個省份各自的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以及中國經濟社會大數據研究平臺。自2013年我國開始實施新型城鎮化以來，西部地區的新型城鎮化水平發展快速。

　　2013年，我國的城鎮化水平為53.7%，西部地區12個省份中，城鎮化水平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僅有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和陜西5省，與東部地區差異較大。

　　但是，較低的城鎮化水平也意味著較大的上升空間，到2018年，廣西、四川、貴州、云南、西藏和甘肅等省份的城鎮化水平提高了10%以上，重慶、陜西、青海和寧夏的城鎮化水平也有明顯的提升。

　　到2018年，西部地區12個省份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分布情況如圖1所示。城鎮化發展較高水平地區有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和陜西。內蒙古在經濟城鎮化、環境城鎮化和社會城鎮化三方面的得分高于其他地區，從五個方面的得分情況來看，內蒙古的城鎮化不僅僅發展經濟，更加注重人口城鎮化、社會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的發展。與內蒙古相似，廣西的人口城鎮化、環境城鎮化和人口城鎮化水平得分有所上升，廣西的城鎮化發展全面。重慶在人口、經濟、社會、環境和城鄉一體化五個方面都表現良好，城鄉一體化得分僅次于四川。四川的環境城鎮化得分為12個省份中最高，說明四川注重發展的可持續性，且四川其他四個方面的得分也都較高。陜西的環境城鎮化得分提升較多，但是城鄉一體化得分最低。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五個方面整體都有很大提高，在經濟城鎮化和人口城鎮化發展穩定的同時，環境城鎮化、社會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都有很明顯的提升。

　　貴州、云南、寧夏和新疆是城鎮化發展中等水平的4個省份。貴州的五個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環境城鎮化得分提高最多，在經濟、社會和城鄉一體化方面得分較低。云南的環境城鎮化在4個省份中得分最高，其他四個方面得分也高于另外3個省份，不過在經濟和城鄉一體化兩個方面的得分均低于較高水平的5個省份。寧夏是人口城鎮化得分最低的地區，但環境城鎮化和社會城鎮化發展較好。新疆在人口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的得分稍有降低，其他三個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中等的地區在經濟、社會兩方面得分較低，是城鎮化發展需要重點關注的地方。新型城鎮化發展低水平地區有西藏、甘肅和青海。

　　西藏地區的人口城鎮化得最低，且相比2013年，有所下降，但經濟城鎮化、社會城鎮化和環境城鎮化的發展較快。甘肅是3個省份中城鎮化水平最高的地區，各方面得分均高于青海和西藏，不過甘肅的城鄉一體化水平不高。城鎮化發展較低的地區，相對來說，各個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地理位置、人口、理念等各種因素影響著三個省份的城鎮化發展水平。

　　到2018年，我國西部地區的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整體較低，分布情況如圖2所示。西部地區12個省份中鄉村振興發展較高水平地區有重慶、四川、甘肅和內蒙古4個省份。重慶是鄉村振興水平最高的地區，在生態宜居、鄉風文明以及治理有效三個方面得分較高。四川的鄉村振興水平得分排名第二，除產業興旺得分較低外，其他各個方面得分靠前。甘肅地區的生態環境雖然比較脆弱，不過鄉村發展快速，生活富裕得分高。內蒙古產業興旺方面得分最高，其他三個方面還需要繼續發展。就得到的結果來看，我國西部地區12個省份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整體要低于新型城鎮化，4個鄉村振興發展水平較高的省份還有不足。

　　陜西、寧夏、新疆和廣西屬于鄉村振興發展中等水平地區，其中，廣西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最高，廣西各方面發展比較均勻，后續需要注重生態宜居和治理有效兩方面的發展，廣西在這兩個方面水平偏低。新疆在生態宜居方面得分較低，在生活富裕方面得分較高。寧夏在治理有效方面得分較低，在其他方面發展較好。陜西鄉村振興的發展水平在4個省份中相對較低，陜西還需要重點發展生態宜居方面，在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以及鄉風文明三方面，陜西得分較高。鄉村振興發展水中等的地區各二級指標有較明顯的發展不足情況。

　　西藏、青海、云南和貴州是鄉村振興發展低水平的地區，4個省份的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相近，西藏在產業興旺和生態宜居兩個方面發展水平較低，其他幾個方面表現較好，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的綜合得分排名靠前。青海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在4個省份中排名第四。鄉村振興發展水平低等的地區各項發展較弱。

　　3.2耦合協調度的測量

　　根據公式計算得到兩系統耦合度，如表4所示。由表4可以看出，2013-2018年，西部地區兩大戰略的耦合度非常高，除了寧夏和新疆兩大戰略的耦合度有所上升外，其他地區的耦合度水平稍微有所下降。盡管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兩者的發展重點和內容不同，但兩者之間的關系十分密切，兩者會相互影響，都是為了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更好促進城鄉的融合，解決我國城鎮和鄉村之間的協調發展問題 [16]。

　　西部地區兩大系統耦合協調度結果(圖 3)表明，到2018 年，西部地區 12 個省份兩大戰略的耦合協調都是協調的，耦合協調程度有明顯的差異，但整體都是逐漸提高，其中增長較快的有甘肅、云南和貴州。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內蒙古、廣西、四川、重慶兩者的耦合協調程度也比較好，這幾個省份的耦合協調度在 0.7 ～ 0.9 之間，增速也比較快。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戰略兩者的耦合協調度較高的是四川。內蒙古、廣西和重慶都是中級協調，貴州、云南、陜西、甘肅、寧夏和新疆的耦合協調程度為初級協調，西藏和青海兩地的耦合協調度為勉強協調。

　　四川的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兩大戰略的發展已達到優質協調的狀態，形成良性的耦合互動，鄉村和城鎮的發展會越來越好。在內蒙古、重慶和廣西3個中級協調地區，兩大戰略的發展水平也較高，各個二級指標的得分均勻。在初級協調和勉強協調的地區，雖然耦合協調程度在不斷提高，但是受脆弱的生態環境以及落后的基礎設施限制，城鄉的發展較為緩慢。

　　綜合來看，從2013年到2018年，西部地區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的耦合協調程度在穩步上漲，新型城鎮化的發展程度也在逐步提高，不過鄉村振興的發展水平還處于低于新型城鎮化的階段。

　　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兩者之間是相互影響、相輔相成的關系，兩者雖然在側重點和內容上有差異，但最終目標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進城鄉融合。兩者耦合協調度高，一定程度上說明兩大戰略實現了資源的合理配置。城鄉間的資本產出是有一定差異的，各要素之間的分布情況又會影響要素的生產率1，耦合度不高時，會出現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為發展“爭奪資源"的現象，這種現象又會反過來影響兩大戰略的發展。西部地區兩大戰略的耦合度較高，且都已達到協調程度，說明西部兩大戰略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已經形成了良性的耦合協調機制。

　　4結論與建議

　　4.1結論

　　城鎮和鄉村是一對命運共同體，只有城鎮和鄉村之間協調融合的發展，才能實現城市和鄉村的共榮。西部地區多為內陸交通設施不發達、經濟開放水平較差的多民族地區，受歷史條件、地理位置、自然條件等因素的限制，西部地區發展水平與東部地區有一定的差距。本文通過建立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兩大戰略的發展水平測度體系，建立耦合協調度模型測評西部地區兩大戰略的發展水平以及耦合情況，得出以下結論：1

　　(1)實施新型城鎮化以來，我國西部12個省份的城鎮化水平大幅度提升。新型城鎮化發展較高水平的地區有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和陜西，這5個地區重視發展上的可持續性和各要素在城鄉之間的有效配置。新型城鎮化發展中等水平的地區有貴州、云南、寧夏和新疆，這 4 個地區人力資本、基礎設施等落后，限制了地區的發展，在經濟和社會城鎮化兩方面發展水平較低。新型城鎮化發展低水平的地區有甘肅、青海和西藏，不過這 3 個地區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提升較快，進步空間大。

　　(2)西部地區鄉村振興比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水平低，各省的鄉村振興發展也不平衡，四川、重慶、甘肅和內蒙古是鄉村振興發展較高水平的地區，其次是陜西、寧夏、新疆和廣西，最后是貴州、西藏、云南和青海。(3)兩大戰略發展水平的高低和耦合協調度相關，兩大戰略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的耦合協調度也相對較高。不同地區之間發展水平有明顯的差距，內蒙古、四川、廣西和重慶是西部地區城鄉發展較好的地區，兩大戰略的耦合協調度也相對較高，四川耦合協調度達到0.827，西藏和青海兩個省的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水平低于西部地區其他省份，耦合協調度也較低，只達到勉強協調。總體上來看，西部地區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的耦合協調程度在不斷提升，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不斷加強。

　　4.2政策建議

　　西部地區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發展的基礎都比較差，在推動兩大戰略發展的同時，應該重視兩者的協調發展，促進城鄉融合，加快實現城鄉一體化。

　　西部地區整體與東部地區有較大的差距，人力資本不足，技術和知識水平不足，且大多集中在大城市;通信設施和交通設施相對不發達;生態環境脆弱，環境問題嚴峻等問題限制了西部地區的發展，但同時西部地區是我國資源的富集區，土地面積占全國的71.4%，自然資源也十分豐富，開發的潛力大，且西部地區旅游資源也豐富多彩，極具開發價值，這些給西部地區帶來發展的無限潛力。

　　對于地域遼闊極具特色的西部地區，各地區的發展要因地制宜，揚長避短。發展比較快速的地域如四川、重慶，兩個地區人力資源豐富，交通發達，基礎設施完備，要重視技術創新，加快構建產業新體系，促進兩大戰略協調共進。廣西、云南和內蒙古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發展水平較高，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旅游資源，還需要在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上加大投入，提高對資源的合理有效配置，也要看重對人力資源的開發，培養高素質人才。陜西旅游資源豐富，高校云集，人力資源豐富，但是城鄉環境和城鄉一體化水平不高，需要加強生態環境建設，促進經濟、社會、生態的全面發展。寧夏、新疆、貴州、甘肅需要加強基礎設施的建設，加強城市與城市、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密切聯系，重點發展優勢產業，同時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青海和西藏人口較少，勞動者素質相對較低，基礎設施相對落后，應加大交通等基礎設施的投入，提升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的水平。

　　西部地區的發展，要充分利用自然資源的優勢，加強基礎設施的建設，重視人力資源，加大科技創新和人才培養，利用自身優勢加快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實現城鄉高水平協調共振和城鄉融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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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稱： 西部地區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互動關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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