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工智能的發展促使原有的勞動關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道德法律規制的嗣后、規范體系的缺漏、數據誤差與匯總缺失等都使得人工智能的發展與勞動就業、法律及社會倫理與原有規制準則之間產生了沖突。面對人工智能發展的沖擊與不確定性，現行勞動法應從創新勞動關系的界定模式與調解機制、創新對勞動者保障救濟方法等層面作出回應，通過對現有制度法則的革新改良，加強前瞻預防與約束引導，解決人工智能視域下的理論與實踐難題。

　　關鍵詞：人工智能;勞動法;勞動權益保護;法律規制

　　當下，人工智能逐漸成為加速產業落地與促進技術變革的重要手段，給科技、產業與社會變革帶來巨大影響。2019年，人工智能被廣泛應用在機場、奧運會等綜合性場景中，2020年，人工智能又與醫療衛生、教育、應急處置等領域深度融合，已然開創了人類勞動的新世界，使得勞動領域呈現智能化發展態勢，“云勞動”成為創新就業趨勢，成為促使原有的勞動關系發生深刻變化的重要因素。

　　一、人工智能的發展促使原有的勞動關系發生了深刻變化

　　勞動的智能化帶來了任務的重新排序與劃分，以及勞動功能和意義的轉變。勞動智能化使就業結構產生巨大轉變——更多勞動力涌向彈性大、創造性強的領域。從功能層面看，勞動從最初通過人力勞動與自然界進行能量轉化，到部分利用智能機器完成能量交流，勞動者逐漸由參與者轉換為協調者。作為人類的本質活動，勞動的意義在其與人工智能的不斷交融中發展出諸多變革——由滿足基本生存需要，到逐步向馬克思主義的終極關懷靠攏，達成以自我價值為取向的自主選擇模式，實現全面發展，與此同時，新型勞動崗位大量出現[1]。

　　“云勞動”輻射行業中的用人單位，逐漸從原有的管理與支配角色向任務發布共享平臺轉化，以共享為宗旨的工作方式使得以“滴滴”網約車、“大醫匯”線上醫療服務為代表的平臺經濟迅速繁榮。“云勞動”平臺內，各行業有意識地形成職業社團，以集體協商形式注冊為平臺勞動者，逐漸自有自營職業化。同時，勞動樣態由傳統的“企業為市場服務”轉變至“企業為平臺服務”，勞動關系靈活度不斷上升，生產力得到進一步解放。

　　新科技革命背景下，互聯網平臺產品與服務更為多樣多元，原有的勞動關系也隨之發生一系列轉變。

　　其一，勞動關系的穩定性與靈活性產生轉變。互聯網平臺的出現降低了市場準入門檻，同時促進用人單位的管理向扁平化靠攏。信息平臺使得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由直接關聯式的雇傭模式轉變為平臺與勞動提供者自主選擇的就業形態[2]。同時，數據的流通性與易得性使得勞動者能夠跨越信息不對稱的行業壁壘，更為自主、靈活地選擇就業方式、薪酬與場所，自由職業者群體規模進一步擴大。在這一趨勢下，一定數量的勞動者與用人單位選擇建立非標準用工關系，而勞動者對自身發展的規劃由長期積累轉變為短期獲利，企業則更多將勞動者視為勞動成果的“零售商”，不再按時計工，而是按量計價。

　　其二，勞動關系的傳統從屬性逐漸改變。在互聯網平臺經濟中，各類信息數據能夠通過移動終端準確、高效流通，勞動者對用人單位的人身依附性也相應降低。在“互聯網+”工作模式中，勞資雙方的溝通與管理均可在線實現，勞動者甚至可以自主選擇生產任務或自行購備生產資料，其工作方式具備獨立勞動色彩，此時用人單位對于勞動者的人身管理更為隱性和松散，在某種程度上，二者僅存有經濟依附性。

　　其三，勞資收入差距增大。大數據與互聯網平臺造就新一波經濟態勢，在促使勞動者更為自主、自由就業擇業的同時，也通過降低交易費用、減少人力資源成本與提升固定成本周期性折半速率等，運用更為低廉的成本與流通手段催生資本的加速累積。綜上，在平臺勞動者受制于低廉收入困境的同時，資本實現勞動成果的最低成本所有化，資本收益率顯著高于勞動者報酬增長率，雙方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

　　二、人工智能對勞動法的沖擊與挑戰

　　“人工智能不僅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也極有可能是最后的事件。”作為一項顛覆性的客觀技術，其對人類社會發展產生的效益不僅體現為娛樂、便捷，更在宏觀的戰略制度層面得以展現[3]。當下，弱人工智能已演進至根據工程師的算法指令，依托使用者社群的大數據為商業平臺提供個性化推薦服務階段。人類對人工智能操作的依賴程度逐漸加深，而由此衍生出的需求又催使技術不斷革新。

　　人工智能為社會生活帶來愈加廣泛的效益，但技術的先進性難掩其負面效應的現實存在。由于弱人工智能時代的數據溝通與匯集并未發展至最為理想的狀態，算法運行及最終結果會根據其所依賴的一類數據的特點呈現出偏好性，這將成為該項技術無法規避的黑洞[4]。此外，人工智能的應用風險隨其發展層級的不斷精進而愈發突出。強人工智能時代，又或是超人工智能時代，在輔助運算之外，人工智能是否能夠利用自身螺旋式累計的知識性能反身更改人類設計的源代碼及算法程序尚未可知，若其確有該能力，則該情形下其規則制定者與運行者的雙重身份極易導致公正抉擇的困境。

　　由此來看，人工智能的“雙刃劍”屬性已然顯現。道德法律規制的嗣后、規范體系的缺漏、數據誤差與匯總缺失等都使得人工智能的發展與勞動就業、法律及社會倫理與原有規制準則之間產生沖突風險[5]。人工智能對于勞動法的沖擊與挑戰可總結為其主體資格爭議和應用過程中產生的規制救濟兩層面。

　　(一)“機器吃人”——以智能系統代替人力勞動

　　2016年，上海某百貨公司以其內部ERP人工智能系統的數據整理效率遠高于同崗位的數據分析師桂某為由，取消其工作崗位，并于次年解除雙方勞動合同。桂某向當地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申請，要求公司支付賠償金差額與休假折算工資，而該公司則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該案爭議焦點有二：一是ERP的出現可否被認定為客觀情況產生重大變化;二是該公司以“ERP工作效率顯著高于勞動者”為由提出解聘是否違法[6]?！秳趧雍贤ā吩诘谌?、三十七、三十九、四十四條以羅列形式規定了勞動合同解除與中止的各類情狀，顯然“勞動者工作效率顯著低于人工智能系統”并未被含括在內。據判決書內容，該案最終以“公司協商變更合同內容行為正當，其確已履行用人單位誠實磋商的義務，雙方未能就變更合同內容達成協議系被告桂某所致，因而公司解聘正當”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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