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健康的企業家階層和健全的企業家精神，企業家精神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真正來源。西方企業家精神來源于宗教，而中國企業家精神的來源是中國傳統文化。儒商文化是儒家思想與商品經濟相結合產生的具有較高道德水準的商業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商“濟世利民”的價值觀及“以義取利”的經營觀對中國優秀企業家精神的培育具有良好的借鑒作用。
[關鍵詞]儒商;傳統文化;企業家精神
在市場經濟中，企業和企業家是重要的參與主體，企業家精神對于企業的發展以及整個市場經濟的運行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優秀的企業家精神是引領企業健康發展的軟實力，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真正來源。黨和政府非常重視企業家精神，提出要培育、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地發揮企業家作用。但是任何一個國家的企業家精神都不是憑空建立的，都來源于本民族的傳統文化或宗教信仰，失去本民族文化滋養的企業家精神便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一、企業家精神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
(一)企業家精神的涵義
企業家精神是西方經濟學中的術語，是指企業家所具有的特殊的精神品質。自從18世紀3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家就不斷地研究、探索企業家精神，提出企業家應具有的精神品質包括冒險精神、敬業精神、創新精神、合作精神、學習精神、執著精神、誠信精神等等。至于西方企業家精神產生的根源，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1864—1920)做了深入的探索，他寫了一本書《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論述了新教(基督教)倫理與近代資本主義發展之間的內在關系。他認為，基督教倫理為資本主義企業家提供了心理驅動力和道德能量，基督教孕育、生成了西方企業家精神。新教徒企業家對金錢財富無止盡的追逐是出于“天職”倫理，是上帝安排的工作，賺錢是為了彰顯圣德[1 ]。韋伯揭示了市場經濟、企業家階層和倫理精神之間的內在關系，而宗教信念則是產生西方企業家倫理精神的主要根源。
馬克斯·韋伯對西方企業家精神來源的探索為我們提供一個重要啟示：西方企業家精神來自宗教信念，而中國的企業家精神只能來自中國傳統文化，因為中國人的道德觀念、倫理精神是傳統文化造就的。中國企業家要扎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找尋適合中國國情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式企業管理智慧。
(二)中國企業家精神需要傳統文化的滋養
當今我國市場經濟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缺少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企業家，企業家成為稀缺資源。據統計，中國企業的壽命普遍不長，大企業的平均壽命是7～8年，小企業的平均壽命只有2.9年，這與經營者缺少企業家精神有密切的關系。而企業家精神的缺失與近百年來我們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疏忽甚至摒棄更有直接關系。
我們所說的中華傳統文化三千年沒有斷流是對家庭教育而言的，對于正統的學校教育來說，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已經斷了上百年了，這是不爭的事實。傳統文化的傳承主要體現在人的價值觀上，尤其體現在道德觀念上。現在很多企業的經營者不能將誠信經營作為一種道德自覺，不講信用、不守合同、制假販假、以次充好的現象普遍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們缺少一種倫理道德觀念的支持，也就是缺少傳統文化的滋養。
中國傳統文化能否對經濟發展起到促進作用，能否對企業家精神起到滋養作用，先來看看我們周邊儒教文化圈內的國家。以日本為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經濟從廢墟中迅速恢復并重新崛起，一直保持著很高的發展速度。1956—1973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每年平均增長10%以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被稱為經濟發展史的“奇跡”。而這一經濟奇跡的背后，是儒家文化強有力的支持。日本經濟評論家伊藤肇說：“日本實業家能夠各據一方，使戰后的日本經濟迅速復興，中國儒商文化的影響力，功應居首” [ 2 ]。日本“近代實業之父”澀澤榮一將《論語》當作自己的行動指南，他認為“要把現代企業建立在算盤和《論語》的基礎上”。“《 論語 》+算盤”成為日本企業普遍的經營模式，有人認為這就是日本經濟崛起的秘訣。在日本，凡是稍有成就的企業家，無不熟讀《 論語 》，《 論語 》在日本工商界被稱為經營指南、經營圣經。不僅日本如此，“亞洲四小龍”也是一樣。自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臺灣、香港地區的經濟迅猛發展，成為國際市場上強有力的競爭者。國際學術界對“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作了大量研究，得出一個基本結論，即儒家文化對“亞洲四小龍”乃至整個東亞經濟崛起到了巨大的精神支撐作用。
儒家文化既然能對周邊國家的經濟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力，當然也一定能夠對中國本土經濟的發展產生強大的推動作用，畢竟儒家文化的根在中國。關鍵是我們中國企業家要樹立起文化自信，要自覺地接上傳統文化的根脈，才能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和智慧。
二、儒商文化的價值觀
儒商文化是儒家思想運用于經濟領域形成的商業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商的出現始于春秋戰國時期，以子貢、范蠡、白圭為杰出代表，但真正儒商文化的興起是在明清時期。從明代中葉開始，伴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大批儒士紛紛棄學經商，他們將儒家文化思想與商業經營相結合，將傳統的儒商文化發揚光大，創造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而引領儒商走向輝煌的正是建立在倫理道德基礎上的價值觀和經營觀，“道德商人”成為儒商的代名詞。
由于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中國古代讀書人的人生理想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對儒商來說也不例外，儒商經商的根本價值目標是創家立業、光宗耀祖，而最高的商業理想則是“濟世利民”。《 春秋左氏傳 》提出“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其中“利以平民”就是儒商的價值觀，也就是“濟世利民”，讓更多的平民百姓過上太平的日子是儒商的價值追求和人生理想。所以，當他們經商的事業取得一定成就以后，一般都會擔任起“濟世利民”的社會責任，把經商謀利與報國利民結合起來，做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