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相對于西方國家而言，中國互聯網發展歷程的一大顯著特點是“平臺遷移”：社交媒體用戶大規模地從一個平臺遷移到另一個平臺。在互聯網時代，集體行動組織動員的渠道、方式和影響也隨之變化。我國網絡動員平臺遷移折射出規律性特征，互聯網政治機會結構分析框架包含沖突發起、沖突擴展、政府管理、平臺支撐四個維度以及十二個子維度。以“鄰避沖突”領域為代表的典型案例，分別通過論壇、微博與微信進行網絡動員，發生顯著“平臺遷移”。當前我國互聯網集體行動的發展呈以下態勢：輿論下沉，政府與民眾協商互動的機會減少;聯合增強，集體行動突然爆發的可能性更大;議題變窄，集體行動暫時性控制更易但深層次化解更難;管理更難，介入動員過程受限且監管更為乏力。

　　關鍵詞：平臺遷移;政治機會結構;網絡動員;鄰避沖突

　　“論壇已死、微博已衰、微信崛起”所生動描述的正是我國互聯網領域的“平臺遷移”。以“鄰避沖突”為代表的集體行動與互聯網社交媒體的快速發展在時間上近乎重疊[1]，互聯網社交媒體與鄰避沖突之間存在高度嵌合，鄰避沖突過程中的網絡動員方式也在發生著顯著的“平臺遷移”。

　　本文擬用調適后的政治機會結構理論，選取分別通過論壇、微博、微信開展動員的三個典型的鄰避沖突案例，對比分析鄰避沖突網絡動員在近十年來的發展態勢，歷時性地梳理互聯網為我國集體行動提供的條件與約束。

　　一、分析框架：政治機會結構理論及其調適

　　政治機會結構理論自20世紀70年代產生以來，在集體行動研究領域長期占據統治地位，對于分析鄰避沖突網絡動員平臺遷移現象具有較高的適用性和解釋力。

　　(一)政治機會結構理論的發展脈絡

　　1973年，艾辛杰在解釋美國城市抗爭行為發生頻率時率先提出：集體行動能否興起、怎樣發展，并不是取決于民眾憤恨情緒的強弱或能夠利用資源的多寡，而是取決于政治系統開放程度所帶來的政治機會的多少——絕對開放，無需抗爭;絕對封閉，無法抗爭;半開放半封閉，抗爭較多[2]。

　　政治機會結構理論甫一提出就迅速走紅。蒂利(Tilly)和麥克亞當(McAdam)分別把政治機會機構作為諸多影響因素之一引入到他們的解釋框架之中。蒂利認為“政治機會或威脅”是決定集體行動成功與否的六因素之一，麥克亞當提出集體行動是政治機會、內在的組織強度和認知解放共同影響的結果[3]。

　　隨后的一些學者將政治機會結構看作影響集體行動發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政治機會結構理論也在這一研究過程中發展成為獨具特色的分析視角。基茨切爾特(Herbert P. Kitschelt)在解釋法國、瑞士、美國和西德四國反核運動的策略和影響差異時，提出政治機會結構包含資源的具體配置、社會動員的體制安排和歷史先例三個要素，這三個要素限制或促進運動的發展。[4]泰羅(Tarrow)認為政治機會結構是“政治抗爭中始終如一，但未必是正式的或長久的解釋維度，具有為集體行動創造參與動機的政治環境因素”[5]。奈特維克(Nentwich)提出政治機會機構是“公民可以獲得的，能夠借以進入公共領域和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的各種各樣的渠道”[6]。

　　與此同時，政治機會結構理論也受到了很多質疑，比如，“像塊大海綿，看上去什么都能解釋”、無法證偽、循環論證等。但是政治機會結構理論也在這種批評聲中不斷地確定自己的理論位置：首先，強調政治機會結構構成變量的“政治屬性”“結構屬性”，排除那些非政治性或非結構性的因素;其次，在強調某一因素對集體行動具有影響時，進一步分析其產生影響的具體機制。

　　(二)鄰避沖突網絡動員的政治機會結構分析框架

　　政治機會結構理論只有在作出本土化和個性化的調適之后，才能有效分析我國鄰避沖突領域網絡動員的平臺遷移現象。結合中國網絡社交媒體的發展格局、中國互聯網管理制度、鄰避沖突網絡動員的特點等因素，可以將互聯網領域政治性、結構性的影響因素劃分為四類十二項(詳見表1)：“沖突發起”著眼于集體行動發起者對互聯網平臺的主動性利用，“沖突擴展”側重于旁觀網民對集體行動的態度、影響和推動，“政府管理”與“平臺支撐”主要分析政府、互聯網企業采取的措施對集體行動構成的影響。這四類因素不僅涵蓋面廣泛，而且彼此之間具有緊密聯系。發起者是網絡動員的起點，旁觀網民的參與度是網絡動員社會影響力的重要評估指標，政府管理是大規模網絡動員必然觸發的社會反饋，政府管理網絡動員的主要方式是通過互聯網平臺來進行的。

　　1.沖突發起的政治機會結構

　　沖突發起的政治機會結構主要是指互聯網平臺為鄰避沖突的前期醞釀、中期組織和后期協調所提供的便利條件。互聯網社交媒體拓展了網民實現民主權利的機會，發展成為國內不容忽視的政治參與平臺，為鄰避沖突發起創造的政治機會主要表現在：(1)意見表達，通過互聯網平臺公開表達反對意見，主要表達對象是地方政府;(2)宣傳和串聯，通過信息的擴散、情感的支持，居民共同決定發起鄰避抗議活動;(3)組織化，產生鄰避行動的領導中心，并開展部署活動。

　　2.沖突擴展的政治機會結構

　　沖突擴展的政治機會結構主要是指鄰避沖突從地方的、鄰里的抗議擴展為全國關注的事項，從單一的鄰避議題擴展為環保、民主等議題，從針對具體的地方政府擴展為針對一般的地方政府行為的機會。互聯網擴展了人與人之間的地域限制，提升了信息擴散的范圍和時效，地方性的鄰避沖突也可以借此獲得擴展，這主要通過以下渠道：(1)接收不同意見，通過互聯網接觸到對鄰避行為的批評和反對，在深度論辯的基礎上推動當事人的理性反思;(2)連接社會精英，贏得網絡意見領袖的關注;(3)嵌入更大社會運動，成為環保運動、民主化運動的一部分，議題獲得升華，獲得更廣泛群體的支持。

　　3.政府管理的政治機會結構

　　政府管理的政治機會結構主要是指地方政府和國家對于特定社交媒體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方式對于網民開展鄰避沖突動員所構成的影響，主要包括：(1)政府監測，發現鄰避沖突動員信息的能力，是政府開展后續管理活動的前提和基礎，通常包括人工檢測、軟件檢測和外部舉報;(2)政府審查，對威脅國家穩定和社會秩序的違法和不良信息采取的刪除措施，也包括對信息發布者的告誡或懲罰措施;(3)政府引導，根據監測到的有關鄰避沖突的社情民意，進行有針對性的回應、宣傳和引領。

　　4.平臺支撐的政治機會結構

　　平臺支撐的政治機會結構主要是指社交媒體經營企業的平臺定位、發展戰略、管理方式等對鄰避沖突動員構成的影響：(1)平臺定位，同樣是論壇、微博或手機端社交平臺，但是定位不同決定了其內容和影響的不同，比如微博、論壇可區分為主打時政、娛樂或休閑，微信和陌陌則分別定位為熟人社交和陌生人交友;(2)使用條件，主要是指平臺使用的設備條件、網絡條件;(3)管理方式，論壇版主、微信的群主、微博的博主在管理權限方面各有不同，用戶彼此之間溝通互動方式也差異明顯。

　　二、論壇、微博與微信動員：三個鄰避沖突案例

　　根據論壇、微博和微信出現與興起的時間以及在事件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分別選取以下三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案例：(1)發生在2007年的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燒廠案例，此時微博尚未興起，論壇在該事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2)發生在2012年的浙江鎮海PX項目案例，微信尚未流行開來，微博的社會影響力達到鼎盛狀態;(3)發生在2016年的浙江海鹽垃圾焚燒發電廠案例，相對于論壇和微博，微信在該事件中的作用具有絕對的壓倒性優勢。前兩個案例，不僅獲得了新聞媒體、網絡平臺的大量關注，而且研究者們也進行了較為詳盡的梳理和分析。而第三個案例，則主要是通過參與觀察、電話訪談等多種途徑獲得的信息。

　　(一)論壇動員：2007·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燒廠案例

　　2007年1月，《北京青年報》報道北京有望在下年建成“本市最大垃圾焚燒廠”，選址為海淀區六里屯。當地居民通過報紙得知該消息后，迅速開展了形式多樣的一系列“反建”行動：“拜訪”海淀區市政管委會，多次前往海淀區政府上訪，組織簽名活動，向有關機構遞交材料等。6月，國家環保總局作出暫停焚燒廠建設的行政復議決定[7]。

　　網絡論壇在當時的網民使用率為36.9%，僅次于電子郵件、搜索引擎。截至2007年6月，我國網民總數發展為1.6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12.3%，北京是全國互聯網普及率最高的省份，約為30%。此時的網民，70%以上在30歲以下，40%以上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76.9%為城鎮居民，13%的家庭擁有上網條件。上網還主要屬于城市高學歷年輕人的生活方式[8]。

　　網絡論壇在此次事件發展過程中受到了當地居民的高度重視并發揮了重要影響。事件參與者回憶：“首先必須找到一個表達訴求的渠道，網絡論壇是最方便最能引發輿論關注的形式”。居住在中海楓漣山莊、百旺茉莉園和頤和山莊的選址附近小區的年輕居民迅速通過搜狐業主論壇，勇敢且有理有據地表達了反對建設焚燒廠的意見。隨后，論壇又成為當地居民協調動員、發布通知、公開政府文件的重要平臺。值得一提的是：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六里屯各網絡論壇的版主統一步調，在一夜之間刪除了有關垃圾焚燒的帖子。這充分展示了居民使用論壇的理性、大局觀和紀律性[9]。

　　(二)微博動員：2012·寧坡鎮海PX項目案例

　　2012年10月，位于浙江省寧波市鎮海區內的中石化鎮海煉化分公司擬擴建煉化一體化PX項目，引起了當地村民和寧波市民的激烈反對。初期，上百名村民多次到鎮海區政府門口集體上訪，而后發展到約5000人阻擋通往鎮海區的主要道路，最后抗議活動蔓延到寧波市中心的天一廣場和寧波市政府。28日晚，寧波市政府做出決定：“堅決不上PX項目，煉化一體化項目前期工作停止推進，再做科學論證”。

　　微博在此次事件的發生之時，剛剛確立最流行社交平臺的地位，BBS論壇等社交平臺近40%的流失用戶都轉向了使用微博[10]。在2012年，BBS論壇等老牌互聯網應用使用率持續走低，微博用戶持續增長，微博用戶在當年年底達到3.09億，較上年增長了5873萬，年增幅達到23.5%。連續兩年的高速發展，微博已經成為當時網民使用的主流應用[11]。普通用戶、意見領袖以及傳統媒體獲取新聞、傳播新聞、發表意見、制造輿論的途徑都不同程度地轉向微博，微博成功占領了網絡輿論傳播中心的地位，重塑了社會輿論生產和傳播的機制。

　　微博用戶尤其是網絡大V在推動事件發展方面發揮了顯著作用，政府也對微博輿論給予了高度重視：(1)網絡大V積極關注，趙楚、姚晨(微博女皇)、陳坤(微博之王)、華少、高圓圓、于嘉、樂嘉等人紛紛通過微博“撐”寧波市民的抗爭活動，大V貼文動輒轉發上萬次、評論上千次 [12]。(2)微博謠言層出不窮，官方辟謠難以應對。諸如“寧波大學生死亡”“PX 屬于劇毒，致癌，畸形”等謠言傳播范圍廣、影響較為惡劣。(3)“寧波市鎮海區公安分局官方微博”不斷表達政府對事件的態度，回應網民的關切。(4)微博受到了較為嚴格的管制;23日，“鎮海”“PX”均成為敏感，大量相關信息被刪除;27日，寧波地區的微博用戶無法在微博上發送圖片，發送任何圖片的反饋信息都是“信息違法”[13]。

　　(三)微信動員：2016·浙江海鹽垃圾焚燒發電廠案例

　　2016年4月，浙江省嘉興市海鹽縣規劃的垃圾焚燒發電項目進入選址公示階段。當地居民在得知項目規劃相關信息后，在19-21日的3天時間里，迅速動員并發起了抵制活動：“封堵道路，沖擊區管委會大樓，打砸公共財務”。21日晚，海鹽縣政府發出公告：“海鹽生活垃圾發電項目停止”。

　　此時，微信已經是國內最流行社交平臺，微博顯著衰退且進行了深度轉型，微信也深度進入到海鹽當地的社會生活。(1)微信用戶規模接近7億，覆蓋90%以上的智能手機。騰訊、網易和搜狐等公司紛紛減少對微博的投入，微博成了新浪的獨角戲。在內容維度上，微博從早期關注時政話題、社會信息，轉而主打基于興趣的垂直化細分社區[14]。在經歷2013年“大V的寒冬”之后，2014年大V群體發文的數量就減少了4成左右[15]。(2)海鹽縣經濟發達，常住人口的人均生產總值為86676元，智能手機和微信的使用率較高。海鹽縣建立了以“海鹽發布”領軍的，由教育、民政、環保、旅游、交通等部門運營的30多個政務微信公眾號。“海鹽微距離”“海鹽一家人”等私營微信公眾號也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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