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農村基層黨組織是嵌入農村社會的政黨末梢，是聯結國家與農村的重要紐帶。同時農村基層黨組織也是扶貧開發背景下國家扶貧資源與農村脫貧需求相結合的必要載體，其為內生力和造血功能缺乏的貧困地區脫貧致富提供了可行之徑。《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2015年11月29日)中指出要“發揮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抓好以村黨組織為領導核心的村級組織配套建設，集中整頓軟弱渙散村黨組織，提高貧困村黨組織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1]。鄉村治理要實現“法治、德治、自治”三者相結合，更離不開農村基層黨組織的作用。

　　【關鍵詞】　農村基層黨建　脫貧攻堅　鄉村振興

　　農村富不富，關鍵看支部。農村基層黨組織作為政黨組織體系的末梢，長期扎根于農村，與廣大農民群眾打成一片，對農村的村情、民情、社情了如指掌，是聯結國家與農村之間的橋梁與紐帶。習近平指導扶貧開發工作時曾提出：“脫貧攻堅，精準是要義。要因村因戶因人施策，對癥下藥、精準滴灌、靶向治療，扶貧扶到點上扶到根上”[2]。而要實現國家扶貧資源與農村貧困地區實際需求的精準銜接，真正做到“把窮脈”、“治窮病”、“拔窮根”，這就需要農村基層黨組織這一“中轉站”。十八大五中全會提出“脫貧攻堅”以來，廣昌縣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同志的扶貧開發戰略思想，緊緊圍繞著“2017年脫貧摘帽、退出貧困縣行列”的目標，緊扣貧困戶“兩不愁三保障”的標準和要求，持續深入扶貧“十大工程”，貧困群眾收入持續增加，貧困人口大幅減少，鄉村面貌煥然一新，全縣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由2014年初的7332戶24014人下降至2017年底的549戶1561人，綜合貧困發生率由2014年初的12.3%下降至2017年底的0.8%。廣昌縣經國家委托第三方評估已于2018年七月底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然而經筆者為期幾天的蹲點調研，發現基層黨建工作中仍存在許多深痼頑疾，對扶貧開發工作產生了或多或少的負面影響。

　　一、農村基層黨組織組織系統紊亂

　　(一)農村黨員覆蓋面不廣

　　當前，隨著我國的城鎮化速度的不斷加快，農村大量青壯年外出務工，伴隨而來的是農村的資金、技術和知識等資源也向外轉移，農村日益陷入“空心村”的危機，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認為，勞動力由勞動者維持生存所必須的生活資料、勞動者養育子女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勞動者受教育或培訓的花費構成，最關鍵的要素就在于勞動者本身，“空心村”背景下的農村缺乏勞動者，就沒有勞動力，而勞動力是最重要的經濟資源和生產要素，缺乏勞動力鄉村振興也只能是一紙空談。江西省廣昌縣尖峰鄉黃坊村是當地一個較大的村，全村上下總共764戶2766人，其中建檔立卡戶共121戶368人，全村黨員僅有51名[3]，具體黨員年齡構成如以下圖1：

　　由圖我們可以看出黃坊村黨員黨員年齡結構也較為不合理，其中30歲以下黨員僅有5人，其中2名位大學生黨員，中生代黨員所占全部黨員比例不足一半，50歲以上黨員卻占了一半還多，且60歲以上老黨員占了三分之一，這些退休老黨員大多疏遠生產第一線，客觀上受到年齡、身體、知識水平等方面的制約，參政議政能力較弱，無法有效發揮模范帶頭作用，在帶頭創業、為民服務等方面有心無力。而且在極少數老黨員中，可能存在迷信宗教情況，對黨組織的認同感和向心力衰退。全村全年在外務工人口約占全村人口三分之二，當地青壯年多在滬廣閩等地務工，剩下的多為老人婦女兒童，用當地駐村第一書記較為通俗的一句話來說就是“996138”部隊，雖是一句戲謔，卻也足以體現基層黨員干部對于基層扶貧工作難以及基層黨建工作難的無可奈何。

　　廣昌縣尖峰鄉黃坊村村支書李某是一位有三十多年黨齡的老黨員，從一九九九年任黃坊村村支書至今，堅守基層二十年，如何在“空心村”發展黨員是一個壓在他頭上的難題，經他的口述可見一斑，“基層黨建青黃不接，年老的已垂垂老矣，有一些建國初期就入黨的老黨員政治姿態依舊很高，主動讓出政府提供的低保給真正需要的貧困戶;年輕有為的后生仔又不甘心來到鄉下，覺得這個地方沒有前途，村里的后生仔又紛紛往大城市或者縣城跑，紅事都在城里辦，白事卻跑到鄉里辦，僅僅農忙的時候回趟家，甚至于過年村里也不見人影”[4]。村里合作社雖然成立了專業合作社黨小組，但是都沒有發揮其應有的發展黨員的作用，參與合作社的養殖大戶和農業生產能力較強的多為上了年紀的農民，已不符合吸收為黨員的條件。如何發揮黨支部的政治引領作用和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把黨的組織體系和工作體系的觸角延伸到產業鏈的各個環節成為了制約農村發展的一大難題。

　　(二)農村基層黨組織功能定位模糊

　　“在現代化政治中，農村扮演著關鍵性的‘鐘擺’角色......在一個具有有限政治參與的體制內，傳統的鄉村精英分子的支持足以使政治保持穩定。而在政治意識和政治參與正在拓寬的制度內，農民就成了決定性的集團”[5]。由于建國初期的高速工業化戰略和改革開放的“三步走”戰略的實行，城鎮化速度日益加快，貧富差距逐日拉大，農業為工業、農村為城市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犧牲，為確保全國同步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將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把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作為一項長期堅持的方針”[6]，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而基層黨組織是黨在農村各項工作的戰斗堡壘，在農村社會治理中發揮著領導核心的作用，對于農村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文化建設、社會管理和環境保護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是由于作為農村權力核心的村黨組織的功能發揮有一定的邊界，并不能直接過多干預農村的公共事務。而在實際基層工作中，基層黨組織的功能卻定位模糊，甚至出現了“大包大攬”直接干預扶貧專業合作社的情況。

　　云南省文山壯苗自治州馬關縣金廠鎮羅家坪村位于羅家坪大山腳下，與越南接壤，四十年前在這片土地上曾經發生過一場載入史冊的對越自衛還擊戰。羅家坪村屬于典型的山區村寨，環境閉塞，發展嚴重受到制約，為興邊富民，村黨支部于2016年引領創辦了一個茶葉種植專業合作社，且有鎮政府長期的基礎設施投入作為合作社的 25%的股權，在當地具有一定的話語權。目前，該村已種植茶葉521畝，帶動周邊發展種植1100余畝，每畝利潤5000元左右，基本解決了困難群眾的收入來源問題[7]。但合作社成立的黨支部沒有制定相關的工作章程，組織結構紊亂，合作社成員大都是村兩委干部，相當于是“一套班子，兩塊牌子”，這無疑會導致工作的交叉影響工作的效率，甚至引起農民群眾的猜忌，惡化干群關系。同時該合作社也沒有規定與理事會、監事會的職能界限，成立以來至今沒有召開對合作社發展進行引領的合作社黨支部大會。甚至有些農村由于村委會不作為亦或是村支部過度作為，對村里管理事務大包大攬，出現“一套班子，三塊牌子”的不良現象。在實際工作中，農村基層黨組織在功能定位上往往呈現出“一邊倒”的態勢，或是迫于鄉間干群利益沖突而形成的純服務型黨組織亦或是與群眾關系割裂的“單向”政治功能型黨組織，無法在村里號召群眾、凝聚人心。對自身的功能定位在認知上處于一種模棱兩可的狀態、付諸實際時又“拍腦袋”決定，這似乎成了現當今眾多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通病”。如何在合作社發展的過程中找準村級黨支部自身的定位，權衡政治功能與服務功能的平衡，把控基層黨建工作與村民自治組織、合作社自身經濟發展行為的合力點所在成為了制約農村發展的一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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