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分配不公平問題已經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分配不公平導致嚴重損害生產力的發展、危害社會公平、危害社會穩定與和諧，甚至危及長期執政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對我國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現象進行經濟學解讀，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收入分配 不公平 經濟學解讀
　　我國分配不公平問題已經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分配不公平導致嚴重損害生產力的發展、危害社會公平、危害社會穩定與和諧，甚至危及長期執政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創造機會公平，整頓分配秩序，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 對我國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現象進行經濟學解讀，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我國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現狀解析
　　1、個人先天性稟賦差異導致分配起點各異
　　稟賦原意是指人的體魄、智力等方面的素質，個人先天性稟賦一般是指從先輩自然遺傳下來的體能、智力，以及家庭背景(財產、教育)，從先輩那里傳承下來的社會資源(社會關系網絡的強度)，甚至包括性別、民族、出身地、宗教信仰等等要素稟賦。這些個人先天性稟賦差異足夠大的時候，使個人發展的起步處于不同起跑線上，具有這種先天優勢的個人具備了全面發展的良好基礎，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必然導致在收入分配中具有一定的支配權，獲取較高的收益。而另一些不具備這種先天優勢的個人，甚至具有先天劣勢的個人，則恰恰相反，他們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在收入分配中缺乏或者沒有話語權，只能得到較少的收益。如此，個人先天性稟賦差異導致在收入分配中的起點各異，在各種矛盾匯集的轉型期可能還會產生放大效應。
　　2、市場機制不健全加劇社會貧富兩極分化
　　我國致力于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用市場手段配置各類資源，組織經濟活動。在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中，以往國家計劃制訂者的決策被千百萬企業、家庭以及個人的決策所取代。這些企業、家庭、乃至個人在市場上相互交易，價格和個人偏好引導著他們的決策。理想的市場經濟活動中，進行市場交易的參與者都處于平等的地位。由于我國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當中，市場機制還不完善，而且市場機制本身就是追求效率、優勝劣汰，部分個人或者取得既得利益的群體，利用信息不對稱或者政策制度，甚至通過一些非市場手段在某些市場機制不完善的地方謀求一種有利地位。另外，當前地方政府以“GDP”拉動為導向的經濟發展訴求，致使資本受寵，生產要素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額過大，而勞動力尤其是可替代性較強的廉價勞動力收入過低，所占比重過小。
　　3、城鄉二元體制、區域發展差距引發收入分配不公
　　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我國人均收入已經超過4000美元，但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同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貧富分化異常嚴重，主要是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社會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拉大。城鄉二元體制帶來的城鄉發展差距較大。改革開放后城鄉收入差距曾一度有所縮小，1983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為1.82∶1，但后來又逐步拉大，2009年擴大到3.33∶1。從絕對差距來看，1978年農民人均純收入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209.8元，1992年差距突破千元大關，達到1242.6元，2009年達到12022元。(見表一)區域發展不平衡導致區域發展差距明顯。30多年來，各地居民收入都有了大幅度增長，但不同地區間收入差距在拉大。2009年我國東部地區年人均收入為38587元，西部地區為18090元，差距達2萬余元。從省際差別來看，最高的上海市年人均收入為76976元，最低的貴州省為9187元，兩地相差67789元。目前全國4007萬貧困人口中，中西部地區所占比重高達94.1%。

年份	農民收入（元）	市民收入（元）	城鄉比（鄉=1）
1985	397.6	739.1	1.86
1990	686.3	1510.2	2.2
1995	1577.7	4283.0	2.71
2000	2253.4	6280.0	2.79
2005	3254.9	10493.0	3.22
2006	3587	11759	3.28
2007	4140	13786	3.33
2008	4761	15781	3.31
2009	5153	17175	3.33

　　二、我國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破解之路
　　1、人力資本的自我積累是提高自身收入的根本途徑
　　一國的生活水平取決于它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一個人的生活水平取決于他的收入，而收入取決于他個人的生產力。研究表明，一個人接受教育水平與其收入水平呈現正相關關系，受教育時間越長，預期收益也就越高。因此，人力資本的自我積累是提高自身收入的根本途徑。必須大力發展教育事業，使更多的人通過攀登“知識的階梯”進入中等收入者行列。早在1993年美國緬因州對工作勝任能力的基本要求進行分析，提出了包括8個方面的內容和要求的就業素質模型，諸如自尊、成就動機、基本技能、特殊職業的技術支持和技能、思維能力、學習能力、人際交往能力、團隊精神、談判能力與組織認識等。 從專業知識與技能、敬業精神、學習能力、溝通協調能力、基本解決問題能力、管理能力、創新能力、識別風險能力等方面，加強各種類型的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把低知識水平、低技能的勞動者提升到高技能的勞動崗位上，從而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德國聯邦政府出版的《德國概況》提到：“德國是一個原材料缺乏的工業國家，它依賴的是受過良好教育的技術力量”。德國制造業獲得競爭力優勢的奧秘在于高級工人。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06年的統計，德國大學畢業生占同齡人的比例為20.6%，而將近80%的年輕人接受職業教育，并以此走上工作崗位。
　　2、政府調控是保障弱勢群體收入的堅實保證
　　政府對于促進社會公平，構建和諧社會負有非常重要的職責。盡管看不見的手通常會使市場有效地配置資源，但情況并不總是這樣。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指的就是市場本身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情況。為此，政府介入目的在于：促進效率和促進平等。弱勢群體，也叫社會脆弱群體、社會弱者群體(social vulnerable groups)。經濟學中定義的弱勢群體是從市場競爭的角度出發，在生產和交換過程中處于不利地位的市場活動主體。它側重關注市場主體的機會缺失，通常指代農民、農民工、工人、個體工商戶、中小企業主以及被初次分配排除在外的“老弱病殘”。由于弱勢群體無論是在交易談判時還是政策制度的制定上都缺乏足夠的話語權，因此在市場上難以獲得充分的發展，而由于自身不能發展，就會使自身在下一輪的交易和政策制度制定時又處于弱勢的地位。這樣反復循壞就形成了經濟學中的馬太效應，即強者越強，弱者越弱。政府促進效率就是創建環境，鼓勵公民積極地創業和創造，勤奮工作，中等收入人口越來越多，因失業而貧困的人口越來越少。政府促進平等就是在此基礎上，政府對高收入人群進行征稅，對弱勢群體進行補助，進而實現收入分配的公平。 為此，政府要進一步轉變職能，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要加快從“經濟建設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優化政府支出結構，加大向全體公民提供公共服務的力度，以發展社會保障事業和解決民生問題為重點，優化公共資源的配置，加強公共設施建設，要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減少和規范審批事項，簡化辦事程序，提高服務的效率和質量，要推行政務公開，推進公共服務信息化，為群眾生活和參與經濟社會活動創造便利條件。
　　3、制度創新是確保收入分配公平的發展方向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分工不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依照“按勞分配”的原則，人們之間自然存在收入上的“不均”。但目前中國社會的主要問題，是導致人們財富創造和收入分配差異原因上的“不公”，或者說是發財致富的機會不均等，參與市場活動的權利上有差異。人們財富創造和收入分配差異原因上的“不公”，才是改革開放以來一些人迅速富起來的主要原因。之所以如此，顯然又與我們現行的政治體制有關。因此，要真正解決當今中國經濟發展中的財富和收入分配不公且差距繼續拉大的問題，關鍵還是要啟動并漸進性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進行民主與法治政制建設，從而真正深化市場化改革進程。張曙光認為，過多的行業壟斷，過多的行政審批，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經濟決策的不透明，蔓延到司法、執法、行政領域里的腐敗行為，法制不健全和市場機制不健全造成的千千萬萬的尋租機會，是現階段中國社會中經濟機會不公平的主要原因。首先要進一步減小政府行政干預與操控經濟的范圍和權力，以期用真正能進行違憲訴訟的憲法和相應的行政法，來規約束住政府公務員任意干預市場過程的自由裁量權，并進而加強民眾對政府官員的監督和制衡。第二要深化市場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不是要強化對勞動市場的干預，而是要防止政府的責任被部分推向企業;要健全和規范收入分配調節制度，使二次分配發揮應有的作用。第三要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和按勞分配為原則，通過構建國家主導型勞動者維權機制，嚴格實施最低工資制度，建立合理的工資增長機制，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完善法律制度，充分發揮工會和工商聯的作用等等，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充分發揮各方力量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從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三個環節著手解決，發揮市場、政府和公益事業三種分配方式的作用;制定完善一些輔助性的政策來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如實施收入倍增規劃，減稅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實行補貼政策等。
　　參考文獻：
　　周天勇.收入分配改革要解放思想和科學研究.學習時報2011.3.1.
　　王婷、徐玉立.中國收入分配問題研究述評.紅旗文稿2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