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作為人類社會生活的載體，反映了人類社會、精神、文化的改變，是人類探索自身與同類之間社會關系的外在表達。當人們從游牧打獵的原始社會進化到刀耕火種的聚居社會時，人類開始構建長時間固定于一處的居住地——即房屋。雖然這種建筑的聚集是自發的，但是隨著人們對自然與自身的認識的增加，人們開始有意識的安排聚落中的各個建筑的位置。隨著聚落的人口逐漸增加，房屋的增多，聚落開始出現更多復雜的功能，因此城市開始形成。當城市的功能與復雜程度的增加，人來生產能力的提高，社會關系更加的復雜時，人類社會出現階級分化，社會統治階級的意識開始作用于城市空間形態的排布。所以城市規劃作為人類主動進行的安排建筑位置的活動，受到當時人們的思想體系、社會關系的深刻影響。

　　歐洲，特別是西歐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等國，經歷了從羅馬帝國到中世紀，及后來的文藝復興，工業社會等各個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時期。因此歐洲城市發展的過程體現不同的城市規劃思想，而這些不同的城市規劃思想恰好體現當時社會思想的特點。本文中世紀至文藝復興時期作為論述的主要時間段，通過對當時歐洲社會思想的探討，來研究其對城市規劃方法改變的影響。

　　歐洲的中世紀時期被稱為“黑暗的中世紀”，它開始于西羅馬帝國滅亡(公元476年)，一直延續到公元13世紀末。歷經了羅馬帝國從強大走向衰落，從安定走向動亂的時期，人民生活顛沛流離，朝不保夕，精神上極度的不安。這時基督教的出現成為人們精神上的寄托與宣泄的出口而在歐洲迅速傳播。杰里科(Jellicoe)說：“基督教為人類帶來了一種嶄新的意義深遠的樸素理念：仁慈博愛。它宣揚著一個未來的世界，這在充斥著現世的混亂與悲涼的羅馬帝國衰落之時，基督教抓住了人類的心靈。人們紛紛逃離社會，在偏遠荒僻的風景中沉思默想。不久他們聯合起來，形成了一個與眾不同的階級，創立了基督教禁欲主義的秩序，這種秩序在整個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中保留著傳統，禁錮著文明。”[1]基督教為了對人類思想進行控制，宣揚只有《圣經》才是唯一的真理，并且限定了解釋《圣經》的人選。教會還通過教區，宗教裁判所的設立對社會進行高壓管理。中世紀時期歐洲的社會思想發展被教會嚴格地控制，市民不能夠有自己的想法與見解，所有提出與圣經相違背的言論的人都被當做異教徒處死。

　　中世紀時期市民階級最為重要的社會組織就是行會，它是當時市民生活的主要形式。“西方的職業行會是中世紀組織中最為有名的形式之一, 它們很早就介人到城市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生活中。”[2]“經濟活動的發達出現了以某一行業大多數從業者自發形成的行會組織，行會出于對本行業利益的保護而互相幫助、限制內外競爭、規定業務范圍，保證經營的穩定，解決業主的困難等。行會會通過制定法規來管理相關的行業，實現對城市功能的管理。”[3]在中世紀，行會組織需要在城市當中定期舉行活動，活動舉辦需要城市公共空間的支持，如城市廣場，主要的街道等。當某一行業的活動逐漸成為該城市空間的常態化活動時，該城市空間如廣場、街道立面的設計，周圍建筑環境的改造，甚至其與整個城市結構形態之間的關系，包括廣場、街道的名稱都與該行業及其相關的活動相適應。

　　“政治上，因為羅馬帝國的沒落，整個歐洲文明變得更加高度的地域化。由于不斷的挑戰中央集權而引起的分裂產生了一種新型的土地所有權——一種互惠關系的土地所有權，即通常被稱為“封建制度”的經濟與社會制度。”[4]各個地區高度的獨立導致了國家之間，甚至城市之間的沖突不斷，城市的防御工事越發的變得重要。城墻作為主要的防御工事，同時界定了城市與周圍農村的邊界。

　　由此可見宗教、經濟、政治等各方面對于該時期人類社會思想體系的影響同時體現在了城市形態的構建的過程當中。例如中世紀的手工生產力局限，大眾以步行為主要交通方式，因此限制了城市的規模，市民工作與生活區域之間的距離在步行范圍之內，城市的布局盡量的緊湊，功能上高度的混合。

　　而在城市當中以教區為單位構建鄰里關系，每個教區的教堂以及教堂前的廣場成為市民公共活動的空間，因此中世紀的教會不因城市的擴大而減弱對市民思想的控制。城市中心的主教堂中心廣場或市政廳的中心廣場控制城市中的各個區域。中世紀商業行會對城市形態形成產生影響，開始形成專門用于商品交易的城市廣場的形態。所以中世紀城市規劃模式可以看做是一種圓形的城市發展模式，放射狀的道路連接中心廣場與城市中的各個廣場，并發散到城門。

　　經歷數百年中世紀教會的黑暗統治，人們的思想，感情被長期的壓抑而得不到舒解。但是人類前進的車輪是滾滾向前，不因個別的原因而轉移。在中世紀后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經貿活動的日益活躍，以及教會組織弱化，人們的思想開始產生變化，一切都預示著一場偉大的革命將要到來。

　　恩格斯曾經高度評價文藝復興：“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 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的時代”[5]文藝復興作為一場革命，在人類歷史上有著不可撼動的地位。“文藝復興是歐洲新興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里, 向封建主和基督教神學體系發動的一場偉大的革命運動, 它把人們從封建神學的侄桔下解放出來, 開闊了人們的眼界, 解放了人們的思想, 喚起了人們的自信心, 孕育了近代的資產階級文化。”[6] 從中世紀以來，教會組織能然保持著教皇、各區主教、普通教士;以及教區，教堂的基本結構。但是隨著城市的擴張，經濟活動的日益頻繁，思想交流的日趨活躍。特別是歐洲兩次大瘟疫的爆發，教會地位以及教俗關系都已經發生變化，宗教對市民的思想的控制力大大下降。文藝復興時期城市生活中宗教的變化主要體現在：“⑴教俗兩界價值觀念的趨同;⑵信仰的普遍衰弱;⑶教會面對社會轉型的應對。”[7]當宗教開始走向衰落，人們的思維便變得活躍起來。人們不再依賴于神明而解決問題，轉而開始思考人類自身的意義，而思想上也從“神本主義”的價值觀轉向了“人本主義”。因此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界與藝術家們開始倡導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個人意識與思想開放成為當時社會思想發展的標志。城市生活開始變得豐富多彩，市民的言論更加的自由，打破了長期以來壓抑、沉悶、枯燥的宗教禁欲生活。社會的意識形態上由一種內向的，封閉的狀態變為更加的外向的，開放的狀態，市民文化開始出現。

　　中世紀政治體制開始松動，教皇的獨裁統治受到威脅，反抗教皇的政治權勢的活動特別活躍。由于經濟上歐洲與東方的貿易往來使意大利相關地區迅速積累了相當的財富，巨額的財富使這些早期資本家能夠供養他們所欣賞的知識分子。而且市民的商業活動較中世紀更加的發達，城市因此出現更為頻繁的物質流動，從而促進了市民之間的信息流動。“藝術家不僅僅是藝術品的制造者，而且是通過自己的工作參與城市生活，改變了他們的社會地位和與其他人之間的關系發生某種變化。”[8] 由此可見，政治與經濟上的自由與繁榮從另一個側面助推了文藝復興的發展，幫助歐洲完成由封建主義向現代化的過渡。

　　“從世界經濟和文化發展的一般規律來看，當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城市市民文化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或者說當市民社會的文化力量真正登上歷史舞臺的時候，民族歷史文化、藝術的經典必將被民族文化精英群體重拾起來并加以創新，同時必然成為號召這個民族進步的文化力量之一，而這一“文化重拾”和創新過程所反映的“文化復興”，也往往成為一個國家與民族社會變遷的推動力。”[8]歐洲的文藝復興所復興的正是古希臘，古羅馬的經典文明。它以古希臘、古羅馬文明的模式為核心，構建符合當時社會條件的價值體系。古希臘文明當中對于市民城市生活的關注，古羅馬城市對于城市市民活動公共空間的強調都被當時的知識分子所崇拜。而古羅馬時期社會思想對于各種文明的開放、包容與學習的態度，更是備受當時歐洲思想家的推崇。所以在城市生活的各個方面，不論是當時的統治者還是知識分子都希望能夠從古希臘、古羅馬的文明中獲得啟示，作為城市生活中重要的一方面——城市規劃當然也不例外。受到古希臘與古羅馬開放包容思想的影響，當時的城市設計師開始由內部關注轉向外部關注，他們開始想象登高遠望會是什么樣的效果。“但丁在《神曲》中預示了一種更為廣闊的景觀理念：敘述者在昏暗的樹林里開始朝圣，在古羅馬詩人維吉爾意味深長地引導下，穿過一個超自然的景觀，登上煉獄之山，全部景色盡收眼底，他為之興奮。”[4]人們關注周圍環境的眼光開始從內部轉向外部，力圖看清他們所處的外部世界，以其獲得一點好處。

　　除了文化思想上的影響，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城市人口的增加都對城市的發展提出要求。例如當時意大利城市形態有以下幾種類型：“⑴城市呈同心圓狀向四周擴展，如佛羅倫薩;⑵保持舊城的格局，在舊城的一翼加建新城區，費切拉拉就屬于這種類型;⑶對損毀嚴重的城市進行重建，通過主要干道的修建使主要的城區連接起來，羅馬城市的重建便是這種類型。”[9] 羅馬城的建設能夠體現當時社會文化對城市規劃的影響。在教皇庇護四世與西克斯圖斯五世統治時期，羅馬的聲望與地位日益提高，原本狹窄的城市結構已經不能夠容納城市的所有功能。因此西克斯圖斯五世與建筑師封塔納在羅馬城的改造過程中，將城市中主要的地標性建筑用筆直的大道聯系起來，構成城市基本的交通結構。同時為了避免過程的街道的單調，在街道盡端或交叉處布置視線焦點的景觀構筑物，如方尖碑等。 “教皇與建筑師共同創造了現代羅馬的框架：一個循環的網絡系統，互相聯系的街道和視覺焦點全部由一系列窄長的景觀走廊以及點綴其中的新的舊的標志景觀組成。”“封塔納也開創了一種規劃——整個城市的規劃。”[4]

　　文藝復興時期的城市規劃不僅體現在城市形態的改造上，還強調城市公共空間的構建，這主要體現在城市廣場的修建上。與中世紀比起來，城市廣場不僅數量上增加，功能上也進行了分工。每一座城市都已一個中心廣場，進行市民集中性的公共市政活動。而商業的發達也促進了商業廣場的產生，其周圍多數由商業建筑圍繞。市民生活的興起也帶動了市民休閑廣場的修建。地標性建筑的修建也是這個時期城市建設的一個主要特點，配合廣場修建的大教堂，市政廳的建設往往都成為經典城市設計案例。

　　回頭來看，從中世紀時期關注對城市的控制，通過圍墻將每一個城市圍繞起來，城市與周圍環境的相互隔離。到文藝復興時期，更加自由的社會環境下催生了對于城市外部環境利用。人們將城市建設的關注點逐漸轉向外部，城市規劃也更加關注整體，關注城市的外部形態。產生這些差異的原因，很大的程度上受到當時的人類思想的影響。中世紀的教會黑暗的、嚴格的思想控制，提倡禁欲主義，也就造成中世紀城市內向的城市形態，同時缺少活躍的城市元素。而文藝復興時期對人類思想的解放，則鼓勵城市從圍墻當中突破出來，以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待整個城市的形態。

　　【參考文獻】

　　[1]Geoffrey and Susan Jellicoe,劉濱誼主譯﹒圖解人類景觀——環境塑造史論[M] ﹒同濟大學出版社，2006年，139

　　[2]沈之﹒從西歐中世紀城市特征看近代城市的起源[J] ﹒西方文化研究，2006年2期，77

　　[3]黃毅著﹒中世紀歐洲的城市的功能混合于城市研究[J] ﹒山西建筑，2007年12月，36﹒

　　[4]伊麗莎白˙巴洛˙羅杰斯﹒世界景觀設計——文化與建筑的歷史I[M] ﹒中國林業出版社,101,108,138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人民出版社，第三卷，445

　　[6]侯聰靈﹒淺論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國對文藝復興的貢獻[J] ﹒嘉應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55

　　[7]王挺之﹒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城市宗教生活[J] ﹒歷史研究，1996年，第5期，130-134

　　[8]張鴻雁﹒歐洲中世紀城市文藝復興啟示錄——從再造人類“集體記憶”與“城市文化資本”說起[J]﹒探索以爭鳴，2009年，第3期，9-10

　　[9]王挺之，劉耀春﹒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城市的空間布局[J]﹒歷史研究，2008年，第2期，149-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