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綠色金融發展理念因其協調性與可持續性，可助益實現國際國內“雙循環”協調發展的新時期戰略構思。目前深入貫徹綠色信貸政策的關鍵在于落實地方，因此，區域性商業銀行尤為重要。本文基于27家區域性商業銀行2011—2019年的數據，構建綜合競爭力評價體系，通過準自然實驗的研究方法，建立雙重差分模型，分析綠色信貸政策對商業銀行競爭力的實際影響，并進一步以風險控制為中介變量檢驗此中作用機理。研究結果表明，實施綠色信貸政策對商業銀行綜合競爭力具有提升作用，此作用是通過降低商業銀行風險水平得以實現，風險控制在綠色信貸政策對商業銀行競爭力影響過程中起到部分中介效應。本文的研究結論為區域性商業銀行全面貫徹綠色信貸政策提供依據，也為地區產業轉型升級、國內經濟協調可持續循環發展提供對策指引。
關鍵詞：綠色信貸政策;商業銀行競爭力;風險控制;準自然實驗;雙重差分模型
一、問題的提出
2003年，名為“赤道原則”[非官方規定的，由世界主要金融機構根據國際金融公司的環境和社會政策和指南制定的，旨在用于確定、評估和管理項目融資過程中所涉及環境和社會風險的一套自愿性原則。]的企業貸款準則由十家國際銀行正式宣布實施，綠色信貸便是在“赤道原則”下產生的金融政策導向，其實質是將環境保護嵌入到金融業中的一種金融創新，主要指通過在金融領域建立環境準入門檻，商業銀行只可為達到環境準入標準的企業提供資金支持，此舉便從資金源頭上阻斷了高污染、高能耗和產能過剩的所謂“兩高一剩”行業的發展，不僅使得環境得到治理，產業結構也可引導向綠色健康可持續的合理化方向調整。綠色信貸因而成為一種商業銀行應履行的社會責任。
我國經濟經歷了幾十年的高速增長后，同樣面對著環境污染日趨嚴重、碳排放量持續上升的問題，經濟發展與環境資源之間的矛盾成為制約我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全面改善我國環境迫在眉睫。根據黨中央國務院提出的以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協調發展的新時期戰略構思，以國內市場“內循環”重塑國際市場“外循環”尤為重要，而“內循環”機制與綠色金融理念契合，因此，正如周永圣等[1]指出，我國經濟迫切須以綠色發展為核心進行科學發展，著力發展綠色供應鏈，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促使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和經濟結構轉型。
綠色信貸政策對于地方經濟的效應國內外已存在較為廣泛的研究，以下從區域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兩方面進行論述。在綠色信貸政策與區域經濟發展方面，Alan等[2]認為，綠色信貸政策有利于扶持綠色產業發展，可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對于經濟發展具有極大的積極作用。沈洪濤和馬正彪[3]也認為其有助于地方產業發展。劉霞和何鵬[4]則進一步指出此作用將隨產業結構升級而增強。丁杰和胡蓉[5]以《綠色信貸指引》發布進行準自然實驗，利用雙重差分法檢驗了綠色信貸政策的信貸資源配置效應，發現隨環境規制增強，綠色信貸政策資金配置效應也越強。在綠色信貸政策與產業結構方面，國外學者David[6]認為，經濟可持續發展性與產業結構調整之間存在雙向互動關系。Salazar[7]指出，金融機構開展綠色金融業務，可引導資金向環保企業流轉，從而使產業結構得到優化升級。國內學者持有相似觀點，徐勝等[8]認為，綠色信貸政策對產業結構升級效果顯著，且通過企業資本與資金渠道影響產業結構。侯曉輝和王博[9]研究發現，綠色金融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導產業綠色升級的重要動力。
綠色金融與商業銀行的關系，正如傅京燕和原宗琳[10]指出，商業銀行作為社會資金和信用的樞紐，在“供需均衡發展”的新視角下，其在綠色金融發展中具有重要紐帶作用。自2007年倡導綠色信貸政策以來，各大國有銀行以及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作為先驅，進行綠色金融的探索。區域性商業銀行實施綠色信貸政策則相對較晚，但至2019年，幾乎所有區域性商業銀行均發出了綠色信貸政策的倡議，綠色信貸日益成為商業銀行信貸革命的方向。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在綠色信貸政策對商業銀行經營狀況影響進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
國外學者對此觀點不一，Cilliers等[11]與Ezikanyi等[12]均認為，綠色信貸政策的實施提升了商業銀行績效;Scholtens和Dam[13]則認為，此種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提升了銀行聲譽，故商業銀行應在績效方面付出代價，這也是部分銀行缺乏實施動力的原因，Song等[14]也認為，此中存在消極影響，但Debasish[15]的研究則發現，從長遠來看，綠色信貸政策對于銀行資產質量及回報率都有著積極作用，故應倡導銀行走綠色化道路，將環境和生態方面作為其貸款原則的一部分。Maya等[16]采用事件分析法與兩階段選擇模型研究發現，發達國家績效較差的銀行傾向于成為赤道銀行，利于提升其盈利水平，發展中國家則是績效較好銀行選擇參與，卻降低了貸款數額與利息收入。相比之下，國內學者總體認為實施綠色信貸政策對于商業銀行本身具有積極作用，孫光林等[17]認為綠色信貸政策降低了商業銀行經營風險，顯著抑制了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的攀升，并提高凈利潤與非利息收入。何凌云等[18]認為綠色信貸的實施有效提升了總資產收益率，對商業銀行競爭力起積極作用。顏廷峰等[19]采用系統GMM模型，發現綠色信貸對銀行財務績效的提升效應短期較弱而長期明顯。廖筠等[20]利用動態綜合評價得出銀行經營效率指標，將其與綠色信貸比例建立面板VAR模型，發現綠色信貸對銀行效率有顯著正向作用，且此作用短期內會逐漸增大，長期趨于平穩。
為更好探究自綠色信貸政策倡導以來對商業銀行經營的影響，國內學者更多以準自然實驗的方法進行研究，此種研究方法具有相當可借鑒性。邵傳林和閆永生[21]基于國內60家銀行，利用多期雙重差分法分析了企業社會責任對銀行商業價值的影響，發現承擔社會責任在短期對商業銀行的商業價值影響較小，但長期來看有重大積極作用。丁寧等[22]則以73家銀行的數據，以傾向得分匹配與雙重差分法來測算綠色信貸政策對商業銀行成本效率存在的影響，發現綠色信貸政策通過改善信貸風險管理、提升銀行聲譽來對銀行成本效率起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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