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P2P網絡借貸平臺合法合規發展已成為重要問題。本文依據中國P2P網絡借貸平臺特征事實，構建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模擬分析P2P網絡借貸經濟影響、風險機理及宏觀審慎政策有效性。研究結果表明：(1)P2P網絡借貸在提高金融滲透率、促進金融普惠的同時，也放大了信貸波動，增加了銀行體系外的金融脆弱性;(2)P2P網絡借貸行業存在適度最優規模邊界，無序發展不利于社會福祉提高;(3)與P2P網絡借貸行業規模過度相比，平臺債權轉讓模式流動性風險更嚴重;(4)在監管非對稱下，P2P網絡借貸削弱了宏觀審慎政策有效性。因此，擴大宏觀審慎政策框架覆蓋范圍，將P2P網絡借貸納入宏觀審慎政策框架，與P2P網絡借貸行業可持續發展并非對立關系，一定程度上可平抑信貸波動，提高宏觀審慎政策有效性。

　　關鍵詞：P2P網絡借貸;流動性風險;宏觀審慎;金融穩定;金融監管;數值模擬

　　《中國銀行業》(月刊)2013正式創刊。郵發代號：2-337是由中國銀行業協會、《中國農村金融》雜志社主辦的銀行業雜志。

　　隨著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居民投資理財需求的旺盛，以金融脫媒為特征的P2P網絡借貸在全國范圍內迅速發展起來。P2P網絡借貸依托互聯網，為投資人和融資人提供資金借貸信息，撮合和促成投資人與融資人在互聯網平臺上進行資金借貸。2007年6月，我國首家P2P網絡借貸平臺——拍拍貸在上海成立，隨后各類P2P網絡借貸平臺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據網貸天眼統計，截至2017年，全國P2P網絡借貸平臺數量已有6461家，行業成交量達16681.65億元。P2P網絡借貸已成為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等新興科技與金融創新深度融合的重要實踐。

　　與此同時，P2P網絡借貸支付主體、渠道、場景、數據等多維度的碎片化，也埋下一些流動性風險隱患。由于線上借貸模式有其獨特性，金融監管制度滯后，各個P2P網絡借貸平臺資質不一、良莠不齊，一度出現“提現困難”“清盤退出”及“停業跑路”等信用問題，被形象地稱為“爆雷潮”，引發社會對P2P網絡借貸行業觸發系統性風險的擔憂。這些P2P網絡借貸的問題平臺已在居民、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及中小企業之間建立起錯綜復雜的債權債務關系。實體部門需要付出更高成本，融資需求沒有得到充分滿足，甚至一些借貸主體通過不合規平臺服務產生了加杠桿、期限錯配問題，這些都成為誘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新隱患。

　　這些層出不窮的金融亂象，不僅影響貨幣政策傳導和金融資源配置效率，而且也危及金融穩定，最終損害社會福利。鑒于此，我國《“十三五”現代金融體系規劃》明確指出，要“逐步擴大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的覆蓋范圍，探索將影子銀行、資管產品、互聯網金融等更多金融活動納入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實現宏觀審慎管理和金融監管對所有金融機構、業務、活動及其風險全覆蓋”。2016年，國務院啟動了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并將P2P網絡借貸列為重點整治領域。正確把握P2P網絡借貸本質，深入分析P2P網絡借貸的經濟影響及其背后的流動性風險機理，量化評估宏觀審慎政策有效性，對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P2P網絡借貸行業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一、文獻綜述

　　金融危機后，非銀行金融機構快速發展對貨幣政策傳導及金融穩定的影響引起人們廣泛反思。其中，P2P網絡借貸的流動性風險問題也越來越受到關注。Narain[1]研究認為，金融技術公司經常處于監管灰色地帶，可能會開展一些銀行業務，但不受許可和監管限制，未來有必要要求金融技術公司接受審慎監管。Freedman等[2]研究發現，相對傳統借貸，P2P網絡借貸平臺信息透明度低，在非接觸性借貸交易中，社會關系不透明會導致借貸存在嚴重逆向選擇問題。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3]強調，全球金融危機后，源于資本市場融資活動的風險更為普遍，金融創新和金融科技的應用可能會改變風險的屬性，這需要一系列新政策和更多宏觀審慎政策工具加以應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4]認為，為了維護金融穩定，監管機構必須關注新的風險，包括網絡安全、金融科技以及審慎監管范圍之外的其他機構和業務活動可能給金融穩定造成的威脅，這需要采用新的宏觀審慎工具來解決銀行部門之外的脆弱性問題。

　　在國內，P2P網絡借貸作為一種新興金融業態，其研究主要聚焦于三方面：一是P2P網絡借貸交易特征與影響因素[5-6]，二是P2P網絡借貸收益率波動及影響因素[7]，三是P2P網絡借貸國際經驗與案例分析[8]。然而，對于P2P網絡借貸平臺爆發風險問題，僅有少量文獻有所涉獵。黃益平等[9]梳理分析3439家P2P問題平臺特征，發現信息嚴重缺失、從業時間較短、利率區間狹窄、利率水平高以及業務品種不全等都是問題平臺風險隱患。王修華等[10]基于222家P2P網絡借貸平臺經營數據樣本，研究發現管理層信息披露、年化收益率和第三方資金存管等因素對問題平臺風險具有顯著影響。

　　范超等[11]基于444家P2P網絡借貸平臺數據研究，認為網民評論和關注度、平臺利率、資金凈流入與待還款金額等波動都是識別平臺風險程度重要指標。劉紅忠等[12]基于實物期權理論，構建P2P網絡借貸平臺風險事件的結構模型，揭示P2P網絡借貸平臺風險爆發的內在機理。魏明俠等[13]通過建立P2P網絡借貸市場上各主要參與主體間的博弈模型，對借款方、貸款方、平臺方和監管方兩兩間進行了博弈分析，并結合實際案例對P2P網絡借貸風險行為進行了分析。

　　總體上，我國P2P網絡借貸研究多關注微觀層面因素，與之相關的實證分析也依賴行業調查和平臺財務自行披露，這些樣本數據是否足夠大，是否具有代表性值得商榷，碎片化研究可能缺乏宏觀系統性思考。P2P網絡借貸固然具有小額分散特征，但也只能分散平臺內不同借款人個體風險，而金融自身風險則無法在平臺內小額分散消除。隨著金融科技的推廣與應用，針對金融穩定的新的威脅不斷涌現，迫使金融監管改革。十九大明確提出“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后，新的標準、工具和實踐得以補充和實施。顯然，剖析P2P網絡借貸風險機理與評估宏觀審慎工具有效性不再是兩個獨立議題，需要納入一個統一框架進行綜合研究。

　　與現有研究不同，本文可能的創新在于：第一，基于當前我國P2P網絡借貸整頓的經濟背景，在模型中引入“資金池”特征，捕捉并模擬刻畫許多問題平臺潛在的流動性風險隱患;第二，從社會福利角度，討論P2P網絡借貸發展的內生閾值，以及在P2P網絡借貸平臺下，量化評估不同審慎工具的有效性。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前期文獻多采用微觀計量實證或信息博弈方法，從微觀主體最優化決策對宏觀經濟影響視角切入的研究較少。鑒于此，本文通過建立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SGE，系統分析了P2P網絡借貸平臺期限錯配與債權轉讓模式背后的流動性風險機理，反事實模擬了P2P網絡借貸下的宏觀審慎政策有效性，提出推動P2P網絡借貸行業規范發展的政策建議，以期能夠為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的完善提供理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