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在馬克思貨幣價值理論的基礎上，通過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實證研究了投資、銀行貸款、銀行存款和廣義貨幣供給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和傳導機制，得出了我國貨幣供給在具有外生性的同時兼具內生性。說明了我國央行仍然有干預貨幣流通的權力。然而，它們的內在性質意味著它們受到整個社會的壓力，這限制了它們干預貨幣流通的能力。

　　關鍵詞：馬克思貨幣價值論;貨幣供給內外生性;向量誤差修正模型，格蘭杰因果檢驗

　　一、 引言

　　貨幣政策失效的問題一直存在。自金融危機之后美聯儲和日本都實施了量化貨幣寬松政策，即擴大貨幣的供給來刺激經濟的復蘇。這項政策的理論基礎就是貨幣學派的外生貨幣理論，但是從實施的效果來看并沒有給這兩國的經濟帶來明顯的復蘇。我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也實施了4萬億的救市計劃，用來保證我國經濟較快的增長，雖然這項政策讓我國在世界經濟深度衰退的環境下維持了GDP平穩的增長，但是我國的實體經濟一直面臨著有效供給不足和融資難的困境。

　　學術界認為貨幣供給具有內生性導致了貨幣政策的失效。因此，早在金融危機之前，國內的一些學者就指出了我國貨幣供給具有內生性，這種貨幣供給的內生性會對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產生影響。貨幣供給的內生性是指一個經濟體的貨幣供給量并不是由央行唯一決定的，而是由經濟體的一些內部因素共同決定的，如投資，銀行貸款等。廣義而言，內生性意味著資金是為了應對來自實體經濟尤其是商業活動的壓力而產生的。即內生性來源于信用體系對(周期性)商業活動的反應。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是內生的，因為貨幣需求可以改變貨幣供給。Milios(2006)指出貨幣的起源本身就是經濟活動：主要是為了投資支出，貨幣是以信貸的形式創造的，它決定了央行對儲備的創造(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發行法定貨幣);在不同的表述中，貨幣供給是由(信貸)貨幣的需求決定的。還有另一種內生性的概念。Mollo(1999)認為金融創新可以替代貨幣，從而影響貨幣的供給。在所有情況下，私人決策都會導致貨幣資產的創造并限制中央銀行對貨幣流動的控制。

　　關于我國貨幣供給的內生性產生的原因，我國學者主要從微觀主體的行為、信貸市場、外匯儲備、貨幣乘數這四個方面來闡述。但是也有學者指出了我國貨幣供給具有內生性的同時也具有外生性。

　　在微觀主體的行為會讓央行對于貨幣供給控制的有效性有所下降，劉金缽和艾云(2003)認為貨幣供給的變動取決于微觀主體的經濟行為，而中央銀并不能單獨決定貨幣的供給，其對貨幣供給控制的有效性會受到客觀經濟過程的限制。王蘭芳(2001)在一個完全沒有中央銀行存在的貨幣金融體系中討論貨幣供給的產生過程及影響因素，發現貨幣部門(金融機構或銀行)與企業、家庭是緊密相連的，他們共同決定著貨幣的供給，市場經濟中貨幣具有完全的內生性。周誠君(2002)認為我國經濟的短缺過剩或轉軌形態，微觀金融主體行為的不穩定性和金融市場本身的不完善，以及經濟結構本身的內在不穩定性，使我國貨幣供給中的貨幣乘數和基礎貨幣以及貨幣流通速度都產生了較大的不可測性和非可控性，這極大地限制了目前我國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有效作用，我國的貨幣供給呈現很強的內生性。

　　信貸市場的狀況同樣會對貨幣供給的內生性產生影響，胡建淵和陳方正(2005)指出，來自商業銀行的“倒逼機制”使中央銀行不能完全控制基礎貨幣的供給。因為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并沒有選擇貸款的真正權利，都是為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服務，他們貸款都是被動的，具有內生性。陳文強(2010)討論了在規模信貸配給的情況下，內生性貨幣供給所呈現的特性。發現貸款期限結構是貨幣供給波動的一個重要因素。于雪和謝綿陛(2011)指出透支制度和抵押貸款制度是我國貨幣內生的兩個重要來源。江春和李征(2007)指出商業銀行的貸款和貸款利率對于貨幣政策的效果有著很強的影響力度。

　　在外匯儲備方面，黃武俊和陳漓高(2010)認為匯改后凈國外資產增量變化成為基礎貨幣增量變化唯一格蘭杰原因，國內信貸和發行票據作為對沖外匯資產增加，防止基礎貨幣過快增長的手段均已失效，基礎貨幣供應具有內生性。胡建淵和陳方正(2005)指出“有管理浮動”的匯率政策降低了中央銀行調控基礎貨幣的力度。人民幣長期面臨著升值的壓力，央行為了維持匯率穩定的一個直接后果是基礎貨幣的被動增加。楚爾鳴和石華軍(2007)從外匯儲備變動的角度，發現我國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在逐漸加強。

　　在貨幣乘數方面，呂寧(2004)從貨幣乘數的角度分析了我國貨幣供給的內生性，發現由于中國貨幣乘數的波動較大，從而對貨幣供給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萬解秋，徐濤(2001)認為我國居民因為宏觀經濟的不穩定，企業效益不佳，導致了公眾預期收入穩定性下降，從而增加了公眾對預防性貨幣的需求，這樣改變了貨幣乘數與央行對貨幣供給總量的控制，使我國的M2的供給具有較強的內生性。

　　盡管大部分的學者認為我國貨幣供給已經具有了較強的內生性，但是也有的學者對于貨幣供給是內生還是外生保持中立態度或者認為我國貨幣供給仍然是外生的。沈能(2005)指出我國貨幣內生性逐漸加強的同時并不能否定央行對于貨幣供應量有較強的可控性，貨幣供應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政府的控制，所以把我國貨幣供給稱為準外生變量。朱太輝(2013)指出了貨幣供給的內生性。但是同時央行以及金融監管當局的政策調整對貨幣供給具有較大的影響力，貨幣供給同時也具有外生性。貨幣的供給兼具外生和內生兩個渠道。朱斌和任遠平(2004)指出貨幣供應既具有外生性，又具有內生性，它是中央銀行可以極大影響但無法完全控制的。中央銀行和其他經濟主體的意志都會影響貨幣供應，中央銀行可以控制基礎貨幣和法定準備金率，其他經濟主體則決定貨幣供應的剩余因素。楊旭和馮兆云(2012)發現我國商業銀行的貨幣供給行為對利率不敏感，其原因是我國利率市場化還不夠完善，利率不能完全反映出市場的供求。所以我國貨幣供給是外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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