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產業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和制度改革創新之間存在內在三角關聯：產業技術創新推動經濟內生增長，是商業模式創新的技術基礎;商業模式創新強調市場消費關系優化，觸發了制度變革;制度改革創新在適應兩者變化關系過程中，與經濟要素、社會價值匹配適應，促進了產業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三者相互影響進化，形成一種三角創新結構。

　　新時代中國發展面臨工業經濟轉型提升和商業經濟加快增長的雙重變革，中國商業模式創新缺乏自主產業技術支撐，制度改革創新相對滯后，單一強調商業模式創新不足以驅動中國創新發展。通過設計產業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和制度改革創新的三角創新驅動模式，鼓勵商業模式創新雙向競爭，堅持產業技術自主創新，加快制度改革，有利于解決新時代中國創新發展失衡問題。

　　關鍵詞：商業模式創新 產業技術創新 制度改革創新

　　問題的提出

　　百年以來，Schumpeter提出的創新理論廣為傳承，創新被視為是內生經濟增長的核心驅動。縱觀人類科技革命史，技術創新引發的“創造性破壞”推動了工業革命和產業升級替代，出現了一批又一批的工業巨頭和壟斷企業，這些企業依靠技術創新優勢，在世界經濟貿易一體化過程中取得了輝煌業績，但隨著現代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領域新興技術日新月異，帶來了新的商業模式創新，短時間涌現了Google、Apple、阿里、騰訊等一批獨角獸巨型企業，而一些傳統工業企業逐漸失去了強勁的發展動力，像Sony、IBM這樣的技術創新企業已經淘汰了傳統業務，美國通用集團甚至退出了資本市場，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家公司里，有七家互聯網商業模式創新企業，包括中國的騰訊和阿里。

　　據統計，中國的商業模式創新獨角獸企業數量緊隨美國，高居全球第二。由此引發了一個問題：傳統產業技術創新是否逐漸失去優勢，被新興商業模式替代，商業模式創新是否會成為中國創新發展的核心驅動。

　　與此同時，商業經濟繁榮趨勢下，中國出現了大量的互聯網營銷、網約車、共享單車等新興商業模式企業，一方面對傳統商業模式企業造成了巨大沖擊，但同時也帶來了各種新的沖突和問題，例如網絡營銷充斥大量低價劣品，網約車乘客受侵害事件頻出，共享單車短期瘋狂擴張后難以為繼。這引發了另外一個問題：中國商業模式創新對傳統商業模式競爭替代過程中，如何能夠消除諸多衍生問題，提高商業模式創新的社會價值?深入思考發現，上述問題反映了產業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和制度改革創新三者之間的內在關系，本文通過分析三者的演化邏輯，構建產業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和制度改革創新的三角融合框架，基于三者的系統關聯性尋找上述問題的合理解釋，進而提出新時代中國創新發展三角驅動模式。

　　產業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與制度改革創新的三角結構

　　最初的創新理論將創新解釋為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新的組合，通過引入生產體系，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這一創新范疇主要集中于生產領域。縱觀科技發展史，科技革命推動全球現代工業化體系建立，產業技術創新成為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然而，隨著現代化工業生產體系逐漸滿足了社會發展基本需求，推動新興技術突飛猛進，帶動了社會化體驗經濟興起，促生了大量商業模式創新，滿足新的消費需求;同時，新的商業模式加快了原有商業模式的淘汰，一些問題隨之產生，原有的管理制度不適應新的商業應用模式，誘發了制度改革創新。

　　產業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和制度改革創新三者具有深入關聯性：產業技術創新推動經濟內生增長，是商業模式創新的支撐條件;而商業模式創新強調市場消費關系優化，觸發了制度變革;制度改革創新在適應兩者變化關系過程中，與經濟要素、社會價值匹配適應，促進了產業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三者相互影響進化，形成一種三角創新結構(見圖1)，刻畫了創新發展的內在邏輯。

　　(一)商業模式創新與產業技術創新

　　科技革命將人類社會從農業手工業帶到了工業化，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進一步釋放了生產效率，改變了社會發展和經濟增長方式，促使社會需求從物質條件滿足逐漸向消費體驗過渡，改變了傳統生活方式和消費關系，衍生出了新的商業模式。這個過程表面上反映了從產業技術創新到商業模式創新的演化關系，實質反映了經濟增長重心和社會發展驅動由工業經濟向商業經濟進化(見圖2)。

　　以美國為例，20世紀初美國告別農業手工業時代進入工業時代，長達60年的技術進步和工業增長幫助美國占據全球經濟領頭的地位，但值得關注的是，1960年之后，美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過半，由工業經濟向商業經濟轉變，新興技術引領下，商業模式創新成為美國經濟增長的驅動力，2016年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20%，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高達66%，商業模式創新成了企業創新發展的“獨角獸”基因。

　　商業經濟和消費市場則是孕育商業模式創新的外部條件，商業模式創新通過提高消費資源整合效率，降低消費成本，獲取收益，因而市場消費規模決定了商業模式創新的價值，美國的商業模式創新以全球消費市場為目標，主導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外向拓撲，由此造就了Google、Apple、Amazon、Facebook等一批商業模式創新“獨角獸”。產業技術創新為商業模式創新提供了硬件基礎和技術支撐，新興技術改變了傳統市場消費關系，降低了消費使用成本，提升了消費應用體驗。以互聯網銷售O2O(Online To Offline)為例，線上營銷節省了銷售場地租賃、銷售人工支出等成本，以更多元化的自由選擇逐漸替代了傳統線下銷售。

　　但從本質上來看，商業模式創新源自于產業技術支撐：銷售管理需要計算機硬件支持和軟件系統，線上跨平臺銷售需要互聯網串接、移動數據傳輸、電子支付、后臺大數據處理等一系列技術支撐，而銷售客戶需要移動終端作為信息傳輸和消費通道，整個商業銷售的硬件工具和軟件系統是由若干產業技術創新所集成的，新興商業模式替代傳統商業模式的實質是“創造性破壞”的消費市場延伸，其核心優勢來自于產業技術創新，一旦出現新的技術突破，就會引發新一輪的商業模式創新替代。

　　(二)商業模式創新與制度改革創新

　　商業模式創新改變傳統消費關系和商業鏈條過程，從四個方面引致出制度博弈與融合(見圖3)。一是新興商業模式與傳統商業模式的沖突摩擦，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商業經濟和制度約束相互適應依賴，傳統商業模式已經適應了既有的市場環境和制度約束，而新興商業模式衍生出了新的消費服務關系，與傳統商業模式競爭過程中，對既有的市場環境和商業制度造成沖擊，縮短商業鏈條，降低流通成本，打破原有的商業制度約束，新舊商業模式博弈需要新的制度平衡與約束。二是商業模式創新與傳統商業模式互利融合，在大部分商業模式創新過程中，依然需要依賴傳統商業主體的資源供給，形成溝通，以移動互聯網餐飲為例，餐館通過移動互聯網平臺能夠吸引更多的消費客戶，增加銷售空間外延，降低傳統物業費用和管理成本，而移動互聯網外賣平臺通過為線上客戶提供更多的就餐選擇、訂餐支付、優惠活動和外送服務，分享消費市場收益，建立了傳統商業主體與新興商業模式的互利融合關系，因此需要新的制度管理。

　　一方面界定新興商業模式下的主體責任和義務劃分，另一方面降低新興商業模式和傳統商業主體之間的耦合摩擦，加快商業模式創新擴散。三是新興商業模式同向競爭需要合理規制，商業模式創新初期，往往會出現一些起跑競爭者和一些跟進模仿者，引發新興商業模式之間的競爭，合理的市場競爭有益于提高市場經濟效率，但由于商業模式創新具有擴散快、空間大的特點，吸引了資本市場聯姻跟進，商業模式創新企業為了更快地占領市場，建立壟斷優勢，往往借助資本優勢，壓低價格、提高補貼等方式，沖擊市場占有率，造成惡性競爭和市場畸形，不利于商業經濟健康發展。四是商業模式創新需要嚴格的社會道德監督和制度監管，新興商業模式由技術創新推動，信息傳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迅速，資源供給和要素配置更加自由，但這往往是一把雙刃劍，帶來消費便利的同時也會衍生出一些社會問題，包括信息詐騙、個人隱私泄露、虛假廣告、商業漏洞等，需要疏密的制度監管，嚴控商業模式創新引發的道德風險。

　　(三)產業技術創新與制度改革創新

　　產業技術創新通過解放生產關系對原有的制度造成沖擊，迫使制度隨之改變，適應新的生產關系，約束保護新的產業技術，以自然辯證角度來看，產業技術創新和制度改革創新相互突破滲透，進而相互制約適應，形成一種螺旋上升的耦合關系(見圖4)，推動產業發展和經濟增長。在產業技術創新階段，科學有效的制度改革創新有利于加快技術研發培育，系統來看，技術創新是一個復雜的動態過程，經歷知識積累、基礎科研、產研結合、試錯檢驗等不同階段，最終實現技術創新產業化，每個環節“酵變”進化都有其不確定性，因而需要有效的制度保障，根據不同階段的耦合需要，實施差異化的制度安排，提高產業技術創新的成功率。

　　在技術創新產業化擴張和市場競爭階段，合理寬松的制度彈性有利于潤滑生產關系變化，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降低技術升級和產業替代的摩擦影響，促進創新升級。產業技術創新在解放生產關系的同時，也放大了技術衍生風險。現代信息傳輸速度超過以往任何時候，借助海底光纜，從美國西海岸到中國的信息傳遞時間不到0.1秒，通過互聯網移動終端，世界上每個角落的人，都可以在同一秒獲得海量的信息，那么這些信息有些是真實客觀而積極有效的，有些則會夾雜一些虛假負面的消息，甚至有一些不懷好意的黑客欺詐信息，通過區塊鏈技術無限增加交叉傳播風險，給道德約束和制度監管造成了巨大壓力，只有借助更強大的技術創新工具，以更超前的反向技術制約，加快制度改革創新，才能有效監控技術創新衍生風險。

　　中國商業模式創新結構失衡分析

　　商業經濟增長推動了中國商業模式創新繁榮，培育了一批商業模式創新明星企業，但從商業模式創新、產業技術創新和制度改革創新的三角結構來看，商業模式創新發展需要堅實的產業技術創新支撐和與之相適應的制度改革創新。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發展和經濟增長取得巨大成功，新時代中國面臨工業經濟轉型提升和商業經濟加快增長的雙重變革，一方面國內巨大的消費市場為商業模式創新提供了先天優勢條件，另一方面產業技術創新缺失和制度滯后嚴重制約了商業模式創新發展，造成創新驅動的不平衡。

　　(一)商業模式創新依賴國外模仿和國內保護

　　商業模式創新模仿門檻較低，互聯網計算機技術普及和平臺開放共享加快了新興商業模式復制擴張，美國商業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涌現出大量商業模式創新企業，被中國企業爭相模仿，將美國的新興商業模式復制到中國，再借助中國龐大的市場規模優化壯大，例如Google和百度、Amazon和阿里、Uber和滴滴。當然，在一些商業模式模仿復制過程中，通過本土創新優化和功能完善，中國一些商業模式創新企業的市場規模甚至超過了美國樣本企業，但這并不能說明中國商業模式創新能力更強，實質反映了中國消費市場增長空間更大。

　　從市場結構來看，出于網絡安全監管和國家發展戰略考慮，中國對國外商業模式創新企業進入中國市場持謹慎態度，Google、Twitter、Facebook等一些國外商業模式創新企業難以進入中國市場，Uber即便進入中國，短時間卻被滴滴并購，造成龐大的消費市場由中國企業壟斷的現象，降低了中國商業模式創新企業的市場競爭力。由此來看，龐大的消費群體和市場規模為中國商業模式創新提供了天然溫床，國外企業難以進入中國市場，助推中國商業模式創新企業壟斷擴張，加之資本市場簇擁，培育了中國的“獨角獸”明星企業。

　　推薦閱讀：《新疆財經大學學報》(季刊)2001年創刊。本刊為綜合性學術期刊，堅持社會主義辦刊方向，堅持質量及時的原則，立足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