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盡管我們已經從法律政策上為農民工子女教育提供了比較公平的外部環境，可是，在同樣的學校，在同樣的教師指導下接受同樣免費義務教育，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農民工子女學校教育融入困境的產生呢?對問題答案的尋求，如果僅僅從學校內部找出問題的原因已經沒有多少意義。通過解讀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可以使得我們更清晰深入認識此類問題的根源所在。

　　二、教育融入困境下的文化資本元素

　　1.文化資本的界定與效應

　　20世紀70年代，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提出了文化資本的概念。在探討影響學生成長的家庭資本時，他認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三類資本是家庭資本的基本構成部分，它們幾乎貫穿學生的整個受教育生涯，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學生成長與成才。他在研究中就敏銳感覺到，那種隱藏在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背后的家庭文化資本，恰恰是影響學生健康成長的重要因素。它正在以隱蔽的方式，悄悄地影響學生學習效能感。遺憾的是，以前的研究往往注重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而或多或少忽略家庭文化資本的價值。

　　布爾迪厄認為，家庭文化資本主要體現在父母的教育程度上，其次是家庭所擁有的文化耐用品、文化參與、教育期望等。他指出，家庭出身不僅僅通過單純的經濟收入來影響求學的孩子，文化資本的傳承也是階級再生產的重要一環，在剔除了經濟位置和社會出身的因素的影響后，那些來自更有文化教養的家庭的學生，不僅具有更高的學術成功率，而且在幾乎所有領域中，都表現了與其他家庭出身的學生不同的文化消費和文化表現的類型。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對子女的學業期望、學習要求、成就激發就越強。同時，子女所受的教育影響力和動力也越強。有時候我們不難看到，華麗外衣包裹著的不同的人，所表現出來的文化水平和修養為什么大相徑庭。其中的關鍵應該用家庭文化資本有無或不同來解釋了。一些孩子在良好家庭生活習慣中的耳濡目染，優秀的家庭文化中的無形熏陶和潛移默化影響下慢慢生成了優秀的品質，這些孩子通過學校教育可以迅速發展使其制度化為教育資格。根據布爾迪厄的觀點，運用文化資本這個概念，可以解釋不同社會出身的學生在學業成就方面差異的原因。可以看出，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概念提供了一個處理文化和社會選拔現象的復雜框架，提出了一個關于家庭和文化資本以一種微妙方式影響孩子成才的新觀點。

　　當然，文化資本作為一種資本，同樣也具有生產利潤和進行自我再生產的能力，它和其他形式的家庭資本形成一種正相關關系。通過擁有文化資本，從而換取更多的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在其擁有者及其家庭和后代之間形成一個獲取文化資本的良性的并且世襲性的循環和傳遞，完成所謂的“社會煉金術”[3]。在我國家族文化與差序格局社會結構背景下，貧困階層社會資本的匱乏導致其發展缺乏必要的內外部資源的支持，反而受到貧困社會關系與貧困文化的嚴重制約，使其發展機會更為渺茫，最終導致階層不斷固化，形成窮者恒窮的現象[4]。

　　2.解讀家庭文化資本差異下的學生成長差異

　　布爾迪厄認為，個人在接受學校教育前，他們獲得的家庭文化資本的數量和類型是不同的，家庭中的文化資本，通過階層間的不平等分配，對不同階層學生的教育成就產生重大影響。

　　家庭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在客觀上成為人生受教育的首要場所。“從道德意義上，在一個自由的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獲得提升。但是由于個人成長的社會背景不同所造成的機遇不均等，導致了能力相同的個人最終取得成就的差異。而個人成長的社會背景首先是家庭背景。”[5]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家庭文化，并且具有不同的家庭文化背景的家長對其子女采取的教育方式也不同，由此而影響學生的成長[6]。由于農民工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每天忙于生活而缺乏對子女的教育，他們的家庭文化背景和社會主流文化相分離，很難適應嚴謹、系統化的學校教育。農民工家庭和城市市民家庭相比之下，無論是具體化、客觀化還是體制化的文化資本都呈現出弱勢的特征。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在相同教育體制下農民工子女學業成績不盡人意。在當前分數仍然至上的教育環境下，必然會降低他們的自我認同感，不利于提高他們積極主動融入學校、融入教育的內驅力。教育學認為，學生學習需要基本的認知內驅力。農民工子女家庭文化資本的匱乏造成農民工子女的認知內驅力弱于城里的孩子。再加上農民工子女家庭經濟拮據和人際交往圈子的狹窄，導致他們在朋倍交往中缺乏廣度和深度，交往圈子僅僅限于農民工子女之間，呈現交往邊緣化、心理邊緣化特點。他們既向往同時又害怕與城市主流社會和主流文化的接觸。在這種自卑封閉心理暗示下，在社會交往和受教育過程中，必然表現得主動融入性不強。2011年2月，上海課題組就“民二代”人際交往狀況展開一項調查。在問及“是否愿意積極主動與陌生人搭話”時，選擇“不愿意”的比例達60%。專家分析，“民二代”的交往區域僅僅局限于血緣、親緣以及熟人之間，與陌生人交往意愿和交往能力方面仍顯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