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化是劉易斯二元經濟發展理論的基本政策含義。否定劉易斯模型的托達羅模型導致了農業發展低水平均衡、經濟增長低效率和經濟結構低級化等消極后果。走出托達羅困境的可行選擇，是經過修正和補充的劉易斯模型的復歸。伴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戰略重點的轉換，經濟發展理論走出了一條螺旋式上升的成長道路。

　　關鍵字：模型;城市化;理論回顧;現實思考

　　Abstract：Urbanization carries the basic policy implication of W.A.Le-wis' Dualistic Economic Crowth Theory.M.P.Todalo's Model,which danies the W.A.Lewis' Model,has resulted in such inactive re-sults as low-level balance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low ef-ficiency of economic growth,and degrading of economic structu-re.A practical choice to shake off the dilemma brought about by the M.P.Todalo's Model is the resumption of the W.A.Lewis' Model after modifications and addition to it have been done.W-ith the shift in strategic empha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ies h-ave followed a spiral-ascending growth road.

　　Key words: City; theory model; review; realistic thinking

　　中圖分類號：F29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碼：

　　一、劉易斯模型的城市化含義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劉易斯(W·A·Lewis)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了一個頗具影響力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這一模型包含著十分鮮明的城市化含義：第一，模型把工業部門或資本主義部門與城市相統一，城市化幾乎成了工業化的同義語。第二，劉易斯認為，傳統經濟大海中浮現的城市現代經濟的“小島”，是經濟發展的起點。第三，資本和新思想并非稀薄地分散在整個經濟中，它們高度集中在若干點上。發展不可能在經濟的每一部分同時開始，只能在城市工業部門優先增長的基礎上進行，經濟發展是城市現代工業部門不斷擴張的過程。第四，經濟發展的中心事實是迅速的資本積累，而資本積累的主要來源是城市工業利潤。如果我們發現按國民收入的比例來說，儲蓄增加了，那么，我們就可以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是因為在國民收入中利潤的份額增加了。第五，新就業機會是由城市工業部門的不斷擴大創造出來的。在兩種不同經濟中就業的相對人口的比例，取決于高工資經濟中能提供就業機會的資本數量，也取決于高工資經濟中的工資水平。資本主義部門的就業，總是隨資本形成的發生而擴大。第六，剩余勞動力由邊際生產力低的農村向邊際生產力高的城市轉移，必然推動經濟增長，城市化帶來的人力資源在城市和農村間的重新配置，是實現經濟發展的基本途徑。第七，經濟發展的完成，是城市現代經濟部門的擴張促成農業的工業化，即在資本裝備、技術水平和組織制度等方面實現農業與工業的趨同。

　　二、托達羅模型對劉易斯模型的否定

　　劉易斯模型雖然是對發達國家曾經經歷過的發展道路的理論概括，具有一定的歷史經驗基礎，但受到來自發展中國家兩個方面的挑戰：理論上，劉易斯模型的建構過分簡化。城市不存在失業，農村剩余勞動力被吸納完畢前城市部門實際工資保持不變，農村零值邊際生產力的剩余勞動以及城市工業的就業創造率與其資本積累率成正比等種種假定，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實踐中，這一模型在發展初期大多造成對農業的過度損害，也不能對發展中國家城市失業與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同步增長現象作出合理解釋。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托達羅(M·P·Todalo)從發展中國家城鄉普遍存在失業的前提出發，提出了他的城鄉人口流動模型。托達羅模型提出了與劉易斯模型相反的政策含義：第一，城市就業機會的創造無助于解決城市的失業問題。如果聽任城市工資增長率一直快于農村平均收入的增長率，盡管城市失業情況不斷加劇，由農村流入城市的勞動力仍將源源不斷。城市就業機會越多，誘導了人們對收入趨漲的預期，從而造成城市失業水平越高。第二，改變政府干預城市工資水平形成的政策。政府干預城市工資水平特別是制定最低工資線，并對城市失業人口給予最低生活補貼，會導致要素價格的扭曲，帶來更多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使城市失業率更高。第三，調整教育投資結構。農村人口的教育學歷愈高，其向城市轉移的預期收入就愈高，不加區別地發展教育事業，會加劇勞動力的遷移和城市失業。因而應當減少發展教育事業方面的過度投資，特別是在高等教育方面更應如此。第四，重視農村與農業的發展，縮小城鄉經濟機會的不均等，擴大農村中的就業機會。超出 城市就業機會供給的農村勞動力的遷移，既是發展中國家不發達的標志之一，又是加劇不發達的一個因素。并且，由于現代工業部門的大多數職位需要大量的補充資源的投入，使得城市的職位創造遠比農村職位創造困難，代價也更為昂貴。要解決城市失業問題，最重要的是農村和農業的發展，……恢復城市和鄉村在實際收入方面的適當平衡。

　　與劉易斯重點分析農村失業問題相反，托達羅將分析的重點放在城市失業問題的解決方面;與劉易斯將經濟發展的重點放在城市工業部門相反，托達羅特別強凋農業部門和農村發展的重要性。如果說，前者是一個城市化發展戰略模型，那么，后一模型中則包含著抑制城市化發展的反劉易斯模型傾向。

　　三、托達羅模型的發展“陷阱”

　　20世紀60年代以來，我國城鄉人口流動實踐與托達羅模型極為吻合：用戶籍制度和行政手段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控制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的發展;大搞農田水利建設，在農村建立科技推廣站、農機站等，擴大農村中的就業機會;動員2000萬知識青年和“五七戰士”去農村就業，緩解城市的就業壓力;在“以糧為綱”、“糧食安全”原則的指導下，強調農業發展的特殊重要性;改革前興辦“五小”工業，改革后一段時間采取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方針，實現鄉村工業化;發展農村教育和衛生事業，建立農村合作金融體系，扶助鄉村脫貧解困等等。我國的實踐表明，否定劉易斯模型的托達羅模型，并沒有為發展中國家的成功發展找到一條完全可行的道路，反而將國民經濟特別是農業的發展和現代轉型推入更加困難的境地。

　　1.農業發展低水平均衡“陷阱”

　　托達羅模型從兩個方面加大了農業和農村發展面臨的人口壓力：過分強調農村就業的積極意義和可行性，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養育子女的低成本及低機會成本，在龐大人口存量的基礎上導致了農村人口的過速增長。有人估計，抑制城市化政策的推行，35年來我國多生育人口至少達2個億。龐大農業人口的存在，使我國農業生產陷入兩頭“緊”中間“松”的艱難運行格局：耕地超小規模經營和勞動力高密度就業的資源緊配置;低勞動生產率和低產品商品率的產出緊縮狀;由于土地對勞動吸納有限導致勞動不充分就業，由于土地對勞動報酬低微造成稀缺土地的撂荒，生產處于松弛運行之中。

　　托達羅模型為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的制度變遷帶來諸多困難。首先，在高度人口壓力下，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企業化農業是不可能實現的。其次，在人與地的比例關系緊張的情況下，農業經營規模必然是小型的或超小型的，現代農業所要求的適度規模經營難以建立。第三，在高農業人口比重條件下，小規模、近距離、面對面的初級市場交易，取代規模大、范圍廣和遠距離的高級市場交易，成為農產品的主要交易類型，高級市場交易的比重難以提升，市場關系難以得到充分發展。

　　在高農業人口比重條件下，農業結構調整的收入效應是十分有限的：農產品國內市場的擴大受到非農人口規模相對較小的限制;由于小規模決定高成本，農業的國際市場的拓展能力必然較弱;農業資源農內調整與農外轉移相比，前者的收入效應低于后者;更為重要的是，根據恩格爾定律，食物需求的收入彈性是遞減的。這說明，在托達羅模型中，農業結構調整不可能持續地大幅度地提高農民收入，不可能平衡我國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業已存在的巨大收入差距。

　　2.經濟增長低效率“陷阱”

　　按照托達羅的政策建議，經濟發展走的是一條空間分散型的資源配置道路?？臻g分散的人口、企業、基礎設施、市場地理位置等給經濟發展造成以下問題：因距離較遠，技術和信息交流較慢，運輸、交易和要素獲得等成本大大上升;在鄉村投資所建的企業，因人口分散，商品性消費比重低，市場容量不足;分工協作企業因距離較遠和基礎設施條件差而外部不經濟;勞動力和企業家市場狹小，很難獲得高素質的勞動力資源和企業管理人才;稀缺土地資源利用不經濟，同樣的產出水平，由于居住、市場、企業極為分散，需要的土地資源成倍上升。

　　城市化可以創造出持久增長的國內需求。農村人口變為城市人口，其消費由自給性消費占較大比重轉化為完全商品性消費;城市居民能夠獲得比農民更高的收入，因而可以有更多的消費支出;城市居民的消費環境比農民優越，消費領域比農民更廣。同時，人口和經濟活動在城市集中，還創造出對城市基礎設施的需求。托達羅模型的反城市化傾向，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國內市場的潛在需求，因而使國民經濟增長的拉力不足。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長期低谷運行和回升無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托達羅模型所導致的國內需求不足的結果。

　　3.經濟結構低級化“陷阱”

　　依據錢納里(H·Chenery)等人的觀點，發展就是經濟結構的成功轉變。所謂經濟結構轉變，即城市非農經濟比重的提升和農村農業經濟比重的下降，伴隨這一轉變，城鄉經濟發展差距逐漸縮小乃至最終趨于平衡。在托達羅發展模型中，二元經濟結構矛盾非但沒有緩解，反而被不斷強化。我國工業與農業間的相對國民收入差異，1952年是4.56倍，1985年仍為4.54倍，1999年則提高到6.38倍。1952年，我國城鄉居民消費水平之比為2.4:1，1993年達到3.2:1，1999年進一步提高到3.5:1。1978年，我國農業資本存量相對比重為9.4%，是制造業資本存量比重的1/6，到1990年，農業資本存量比重下降為4.9%僅為制造業的1/12。

　　四、劉易斯模型的修正與高層復歸

　　1.城市化：走出托達羅模型發展“陷阱”的必然選擇

　　毫無疑問，在托達羅模式的發展框架內，不可能找到突破其“陷阱”的缺口。走出托達羅模型發展困境的可行選擇是降低農業人口比重，緩解農業發展面臨的巨大人口壓力。唯其如是，才有利于擺脫由于勞動力比重過大而導致的農業部門資源配置的低效率均衡;才能夠推動農業部門技術特別是機械技術的創新，有利于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增加農民收入;才有利于農業部門的企業化、規模化經營，確立起現代農業所要求的新型的產權基礎、組織形式和交易體系;才有利于打破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的對立，實現產業結構的轉換與升級，縮小乃至消除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才能夠有效地、持久地擴大國內市場需求，推動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

　　降低農業和農村人口比重的必然選擇是加速城市化進程。所謂城市化，主要指城市經濟活動相對比重的量的擴張和以現代化為內容的質的提升，其核心內容是人口的城市化。如果說20世紀6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戰略在很大程度上是托達羅模式的不自覺實踐，那么，在新世紀開始，我們必須將劉易斯模型作為發展戰略重點的自覺選擇。事實上，無論是在理論界還是在實際決策部門，已經充分認識到了加速城市化對于我國經濟當前和今后發展的決定性意義。否定劉易斯模型的托達羅模型，面臨著劉易斯模型的否定之否定。經濟發展理論自身的成長，伴隨著現實經濟發展戰略重點的轉換，走出了一條螺旋式上升的道路。

　　2.劉易斯模型的修正

　　必須注意到，我國當前經濟發展面臨的約束條件，與劉易斯模型的基本假設存在著很大距離。劉易斯模型的教條主義實踐，不可能把我國經濟拉出托達羅模型的發展“陷阱”，反而可能將城市化引入死胡同。因此，必須結合我國的實際，對劉易斯模型的基本假設作出修正和補充。

　　第一，放棄劉易斯模型只有農業和農村存在剩余勞動而城市無失業的假設，面對我國城市與農村失業并存的嚴重現實。

　　第二，放棄劉易斯模型城市部門資本積累率與就業機會創造率呈正比的假設。隨著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產業內資本和技術的密集程度不斷提高，在現有城市工業部門，就業機會創造率趨于下降是客觀規律。

　　第三，農業剩余勞動力被吸納完畢之前，城市工資水平維持不變是脫離實際的。必須面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率存在明顯差距和城鄉收入水平不斷拉大的現實。

　　第四，雖然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產力不一定如劉易斯所說的等于零，但劉易斯無限剩余勞動供給的假設是能夠成立的。一部分農業剩余勞動的流出，在短期內可能會影響農業產出，但經過資本、技術等現代要素對勞動替代的資源結構調整，長期中反而有利于增加農業產出。

　　3.劉易斯修正模型的城市化含義

　　上述基本假設的修正，并不否定劉易斯模型的城市化含義，而是從我國當前經濟發展面臨的實際情況出發，賦予了劉易斯模型城市化新的內容。

　　在70%農業人口、8億多農民和城市就業壓力日漸加大的前提下，我國的城市化必須從三個方面同時推進：(1)現有大城市通過吸納部分農村人口實現人口規模的擴張;(2)通過農村人口向現有中、小城市(鎮)的較大規模轉移，擴大現有中、小城市(鎮)規模，并使部分中、小城市(鎮)發展成為大城市和中等城市;(3)在合理規劃的基礎上，在農村地區建立城市。不能否認第一層面的城市化對于緩解我國農村人口壓力的積極意義，但以此作為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渠道，我國城市化進程將會是十分漫長的，經濟發展走出托達羅困境的前景也將變得非常渺茫。我國城市化的重點只能放在第二和第三兩個層面上，即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要出路，是新興城市的建立和現有中、小城市的擴張。

　　人口城市化以城市就業機會的增長為前提。在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增長的城市人口的就業出路是：(1)兩大產業一個重點。城市是二、三產業聚集的地區，城市化人口的就業領域自然是城市工業和城市服務業。從我國產業結構的現狀來看，工業化程度已相當高，工業部門的擴張空間相對較小;第三產業比重不僅大大低于發達國家水平，而且與同等發展程度的發展中國家相比也存在著相當差距，其發展空間相對較大。因而，在城市兩大產業中，第三產業是城市化人口的主要就業出路。(2)三類企業兩個重點。在城市大、中、小三類企業中，大型企業由于技術不斷升級和資本有機構成逐步提高，就業機會的增長率很低，對低技術能力的農村轉移勞動力幾乎不存在需求。因此，農村人口城市化的就業空間將主要集中在中、小企業。

　　人口的城市化過程，同時是資源從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轉移的過程，這一轉移有利于加快經濟增長。經濟增長速度與就業機會的擴張存在著正向關聯，在一個停滯和低增長的經濟中，即使在第三產業和中、小企業，新就業機會的創造也將是緩慢的，就業機會的不斷擴張只有在經濟加速增長的過程中實現。城市化——經濟增長加速——就業機會增長—城市化水平提高，是城市化良性發展的必由路徑，其中經濟增長速度是決定城市化進程的關鍵因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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