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認識 導致經濟危機的原因以及面對這些問題應該如何來應對呢?同時現在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管理的新方式有哪些呢?

　　摘要：由于國家壟斷金融的低利率政策和政府財政投資的無償,相對于較高的物價水平而言,任何單位獲得投資本身即是意味著吃進利差;又由于單位內部“利益同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中一般有40-50%會以各種渠道轉化為消費基金。因此,自1983年以后,非生產性建設投資也大幅度增加。在投資和消費雙重膨脹壓力下,供需矛盾和由赤字轉化的超發貨幣量終于引發出全面通貨膨脹危機。

　　關鍵詞：經濟危機,經濟政策,經濟助理師論文

　　一. 中國的四次周期性經濟危機與對應政策

　　第一個經濟危機周期(1958-1968)

　　1958-1960年,危機發生。政府財政赤字1958年約為60億,1960年達到100億,占當年收入的比例從5.6%增長到14.3%,三年赤字總額達到200億元,而當時的財政收入最高才600億左右,高額赤字擠占了財政用于擴大再生產,增加就業機會的開支。1960年以后,由于財政投資能力下降,就業嚴重不足,政府不得不動員大約2千萬城市人到農村去生產自救,以解決城市的失業問題。

　　論文網推薦：《當代經濟研究》，《當代經濟研究》Contemporary Economic Research(月刊)曾用刊名：資本論與當代經濟，1990年創刊，綜合性經濟理論刊物。刊登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回答和解決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的論著。讀者對象是經濟理論工作者、經濟管理人員和大專院校師生等。

　　1960-1962年,經濟蕭條。國家財政年收入進一步由572.3億下降到313.6億。從1982年重新修訂并公開出版的六十年代政府統計數據可以看出, 1960-1962這三年的人口增長曲線呈下降趨勢,“未增加人口”大約為2千萬人,這其中大部分可認為死于饑餓。人們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

　　1962-1963年,經濟復蘇。由于政府在全面危機壓迫下改革“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統治經濟為“隊為基礎”的村落經濟,放松了政府對農村基層的全面控制,允許農民搞“三自一包(這種以放為特征的經濟改革15年后再次重演,只是改名叫‘大包干’或者叫‘聯產承包責任制’了) ”,因此,農業生產全面恢復,農產品供給連年增長,農業稅收占財政收入的比例也由8%上升到22%,財政形勢有所好轉。

　　此時,由于中央領導人之間在經濟政策上的分歧和在政治上的路線斗爭越來越明顯;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無法解決基層階級斗爭問題,因此“文化大革命”正處在孕育階段。

　　1963-1966年,高漲期。國家在經濟形勢初步好轉后,增加了對工業的投資,使得經濟發展速度加快,但緊接著財政赤字再次出現……隨后,1968-1972年數百萬的城市“知識青年”奔赴農村,其真正原因仍在于城市無法解決的高失業率。

　　此后即是文化大革命這個特殊歷史階段。盡管非經濟因素作用在這個階段上明顯大于經濟因素的作用,也僅僅只是把危機期的陣痛延長而已。

　　第二次經濟危機周期(1978-1986年)

　　1978-1979年,危機發生。國家財政赤字自1974年突破百億大關后,連年虧損,到1978-1979年,赤字進一步增加到每年約為200億,占收入的比例高達20%左右,比上一次危機爆發時的比例還高5%。其中的原因不僅僅只是“文化大革命”對經濟的影響,還有“洋躍進”--大規模舉債用于基礎工業投資;以及中越邊境戰爭造成約50億的直接非預算開支等等。

　　1980-1981年,經濟蕭條使得政府再次采取“放”的政策,逐步解除了對農村地區的控制,降低農業稅收,提高農產品價格,允許農民承包土地、分戶經營,開放集市貿易。這就是農村改革的第一步。也是上一次為緩解危機而采取的“三自一包”政策的翻版。

　　與上一次經濟危機相同的是,在城市采取“關、停、并、轉”,壓縮基建投資,使幾百萬基建職工“停工待料”,幾千萬城市人口“待業”;不同的是,毛澤東時代自1976“四五”事件之后即告結束,后集權主義體制(Post Totalistarian System)缺乏準軍事化的國家動員機制,無法再象60年代初一樣迫使城市人去農村來解決失業問題,因此,犯罪率增高,全國開展“兩打”運動,監獄暴滿。

　　1982-1983年,復蘇階段。由于全國范圍對農村土地的再分配和農產品自由市場的開放,糧食產量每年創歷史記錄地增加20%,1982-1984三年的總增加量約為75億噸。中國農民第一次用自己的力量解決了吃飯問題,同時,農業產值也提高到工農業生產總值的40%。

　　1984-1986年,高漲階段。工業產值增長幅度加快,同期財政赤字增加到每年大約100億元。其中較重要的原因即是1982“利改稅”之后形成的國有資產“單位所有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