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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論文刊發淺談當下會計管理的新制度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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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反映和控制的對象經濟效益計算的多種形式,要求會計反映和控制的對象,不能只局限于形成財務效益的企業經營資金運動方面,而是應擴展為經濟效益形成和分配的全過程及其各個特定方面。如形成現金流動效益的企業現金流動及其結果方面,以及形成國民經濟效益的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對整個國民經濟所作貢獻方面等。

  關鍵詞:經濟效益,會計,經濟管理

  實行多樣化會計方法的前提條件是會計工作規范的多元化;還要對現行的會計管理體制進行改革。上述簡要地提出了為做到經濟效益的增長和進行公平、合理物質利益分配,必須構建新會計核算模式的一些思路。也許這會成為經濟效益進一步增長和破解分配不公的方法之一,將為會計的發展開辟出新天地。當然,建立以經濟效益增長為中心的會計理論方法體系自有難度,需要會計界共同攀登。

  在現實生產勞動中,有著不同的生產者,且其生產組織、生產資料規模與效能、生產技術與工藝水平、生產過程與社會結合等,往往很不相同,其耗費的個別勞動時間,即所形成個別價值當然就“不一樣”。但相同產品在市場上只能按一種價值(社會必要勞動耗費)進行交換,社會所承認價值則是“一樣”。因而任何生產者都必須力爭降低個別的勞動耗費,從而取得競爭優勢。這對“不一樣”與“一樣”的矛盾,不僅僅是現實,而且具有進行計算和比較的現實可能性。

  總的來說,經濟效益與會計之間是一種辯證關系。也就是經濟效益的增長離不開會計;反之,經濟效益的講求,促進了會計的產生與發展。前者又包含兩個方面:一是經濟效益的計算與衡量離不開會計;二是會計還可以能動地為經濟效益增長服務。限于篇幅,本文只討論經濟效益的計算與衡量離不開會計這個話題。經濟效益這個范疇,不是虛無縹緲的東西,而是來自前面所說的經濟生活現實,既可以定性又可以定量。人類在追求經濟效益增長時,必根據其質的規定性,找到能表明經濟效益大小或是優劣的計算和衡量方法,這是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否則,一切都是“胸中無數”。前面還說過,經濟效益范疇的背后,所體現的是人們之間的物質利益關系。也就是說,商品經濟總是社會化的大生產,通過生產實現經濟效益以后,還必須通過分配這一環節在國家、單位、個人等之間進行公平合理分配,以滿足各方消費的需要,這才能充分調動各方提高經濟效益積極性。怎樣才能進行科學、公平的分配,這同樣需要建立在對經濟效益的準確計量與衡量的基礎上。由于經濟效益計算與衡量中的勞動耗費、勞動占用、勞動成果等所包含因素眾多,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加上因物質利益多元化使不同利益主體所持的立場不同,并會為各自的利益最大化而奮斗,從而使經濟效益的計量與衡量可以有不同角度和表現形式。下面主要介紹筆者曾提到過的經濟效益的四種基本表現形式:

  所謂財務效益,是按照現行財務會計制度計算出來的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結果,通常用利潤額來表示。因現行規章及會計核算方法存在局限性,這種表現形式不可能剔除不公平競爭環境,如產品定價明顯不合理、原材料進價不合理等所產生的轉移性效益。也就是財務效益是企業已實現的創造性效益及得到的轉移性效益二者的代數和。其中的轉移性效益是非市場機制作用的必然產物。現有的會計模式所提供信息,基本上屬于這種表現形式。

  它僅僅指企業的創造性效益,即企業通過自己的努力,實實在在增加的社會財富或提供了服務的效益。如通過增加產量、提高質量、降低成本和完善服務而增加的效益均屬于此類。財務效益與經營效益之間的差別部分就是轉移性效益。

  現金流入量與流出量的差額,就是現金流動效益。于企業來說,資金營運的暢通無阻是至關重要的。如有的企業,賬上有很多利潤,卻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出現了所謂盈利性破產。因此,現金流動效益也就成為企業經營管理好壞的重要標志之一,可視為企業效益的一種表現形式。上述三種形式,從空間上看,屬于企業微觀上的經濟效益。

  企業國民經濟效益指的是從國民經濟的角度,計算與衡量企業的效益,屬于宏觀經濟效益。它與財務效益、經營效益相比較,具有以下四個特點:第一,立場不同。企業國民經濟效益的立場是企業生產活動對整個國民經濟所做的貢獻,計算上擴展到真實的價值量變化;而財務效益和企業經營效益,考慮的只是企業本身的盈利水平,計算上局限于實際的資金流入流出方面。第二,目標不同。企業國民經濟效益的信息主要用于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如價格政策、利率政策、財稅政策等,主要考慮的是國家利益。而財務效益的信息主要用于財務利潤的初始分配和企業內部的管理決策,主要考慮的是企業及個人利益;經營效益的信息則主要用于經濟利益的再分配,決定企業自負盈虧的數量界限等方面。第三,計算方法不同。在計算企業國民經濟效益時,可以不考慮稅金、上繳利潤和補貼等項目,因為它們屬于從企業到國家或從國家到企業的轉移性收支項目;而財務效益的核算是把工資、利息、稅金、上繳利潤看作支出項目,把補貼看作收入項目;經營效益核算雖也不考慮稅金、上繳利潤和補貼等項目,但它卻要利用其他指標反映轉進或轉出的轉移性效益。第四,核算基礎不同。企業國民經濟效益核算時,是以接近社會價值(商品價值)的影子價格作為其計算基礎;而財務效益的核算是以現實的、已發生的市場價格作為其計算基礎;經營效益核算則要以生產價格作為其計算基礎。同時,各種不同形式經濟效益的計算,其使用的匯率和利率也應有所不同,如使用官方匯率、影子匯率、實際利率和影子利率等。此外,在計算企業國民經濟效益時要利用機會成本。無論經濟效益采取何種表現形式,都離不開使用價值量、勞動占用量和勞動消耗量的計算與比較等。在價值量還不能加以直接計算的條件下,通過會計核算各種方法所形成的貨幣指標,就可以把不同形式的勞動占用量、勞動消耗量和使用價值量全面反映出來,進而可以綜合地反映社會和企業經濟效益,這是其他核算所不具備的優點。因此有人才說,會計核算的實質就是經濟效益計算。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經濟效益的計算與衡量上,采用什么樣的表現形式,又是怎樣進行物質利益分配的?對這些問題,要不要進行反思?當然值得反思!這既有思想政治路線問題,又有科學與否的問題。改革前,不承認國家、企業和職工有利益上的差別。在思想路線上認為,國家代表人民的利益,勞動所創造的財富既是國家的,也是人民的,有國才有家,要以國家利益為重等。在這種似是而非的理論指導下,前面所說的企業財務效益被認為是企業經濟效益唯一表現形式,并據以進行分配,即實行“職工吃企業大鍋飯,企業吃國家大鍋飯”的分配政策。這種分配政策所造成的惡果已眾所周知。通過改革,最大進步之一是承認國家、企業和職工可以有利益上的差別;分配上除了按勞取酬外,還有按資和按技術進行分配等。但它是否就沒有問題呢?事實表明,在國家與企業、各行業和職工之間各應得多少的問題上,仍然把財務效益當成經濟效益唯一的表現形式并據此進行利益分配已不適時宜,容易出現經濟利益明顯傾斜于一方的所謂“分配不公”的現象,并誘導出許多社會問題。先看分配不公的現象。如現在所出現的、屬于全民所有的國家各種礦產資源,被少數人所控制,以及因價格和利率等產生了所謂轉移性效益被不合理占用就是例證。其結果是產生了茅臺毛利率超九成,2013年商業銀行利潤超萬億(平均每天賺28.5億),巨大利潤流入私人口袋,進而形成豪富階層及官二代和富二代等現象。據2014年7月25日新浪網有關資料,標志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數已達到0.49。再看因“分配不公”所引發的各種社會問題。上面所說的基尼系數如果超過0.4就能引發暴動等社會矛盾的爆發。如在我國,大多數人產生了被剝削的感覺,并誘發出一種有人所說的極端不平衡的心態:人家住新房,我為什么住不起?人家一年好幾次出國游,我為什么出不去?為平衡自己的心態,有很多人希望少付出而得到高收入,或是幻想一夜之間能暴富,從而使造假成風,甚至有人認為用偷搶會來得更快,使社會風氣每況愈下等。這再次說明會計信息不僅有經濟后果,而且有社會效應,絕對不是純技術。分配反作用于經濟。只有克服分配不公,才能促進社會和諧,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也才能促進全面的、有質量的經濟效益的增長。為此,重要任務之一是必須深化會計改革,構建與經濟效益的計算與衡量要求相適的會計核算模式。下面就這個模式提出五點初步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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