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各地設立的從事技術產權交易的機構已達數十家，但經營狀況大多不佳。在同類機構中，上海技術產權交易所最為突出。自成立以來，一直呈蓬勃發展勢頭，2001年成交項目數和交易額分別是上年的4倍多和3倍多。從成立到2002年6月的兩年半間，共完成技術產權交易合同4070多宗，實現交易總額1431億元，其交易額超過其他全部交易所(中心)的總和，是中關村技術交易中心交易量的十幾倍。
與上海等地的技術產權交易所相比，中關村技術交易中心的優勢是擁有“中關村”這一世界知名品牌，大量代表著中國最高水平的科研人員和科研機構集中于中關村地區。北京又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集中了大量金融機構和中介服務機構，區域優勢十分明顯。但是交易中心也存在著以下幾個明顯劣勢：
首先，定位和職能不清。從名稱上看，上海、深圳等地均稱為“技術產權交易所”，強調的是產權交易，上海市更是以政府法規的形式將交易所明確定性為“資本市場”，使之成為掌握大量技術信息的、從事資本交易的專門場所;與之相比，北京卻將這一機構命名為“技術交易中心”，與原有技術交易市場界限不明。盡管在設立之初北京市政府對交易中心的職能給出了定義，希望它成為“提供技術信息的場所、提供技術需求的場所、提供資金信息的場所、發布政府采購和科技招標信息的場所、技術及產權交易的場所”，但從羅列的諸多職能中，仍然看不清技術交易中心究竟是定位于資本市場還是過去傳統意義上的技術市場。
其次，缺少獨立法人地位。交易中心成立至今，都未能取得法人資格。這種法人地位的缺失給交易中心開展業務造成了很多困難。
第三，政策支持力度不夠。各地技術產權交易所的運作實踐表明，政策支持力度大的交易所的運作效果明顯優于支持力度小的交易所。由于政府重視不夠，北京技術交易中心僅在開辦資金和稅收方面得到了支持，支持力度明顯不足。
第四，最重要的是，交易中心缺少資源和協調資源的能力。中關村技術交易中心既然定位于“技術”，那么掌握大量的技術資源就在情理之中。但交易中心恰恰缺少技術資源。從體制上看，北京設有技術交易促進中心、技術市場與中關村技術交易中心三套機構，此外還設有科技成果轉化中心和高技術創業服務中心。目標的不一致和管理體制的不統一，使得這些機構之間很難形成良好的互動關系，有限的科技資源被分割和分散化。同上海技術產權交易所相比，中關村技術交易中心連科委內部的資源都協調不了，更談不上協調財政、稅務、工商、外貿等其他政府部門了。
基于中關村技術中心具有的特性，筆者提出以下幾個基本前提作為設計運作框架的必要條件：
前提一：按照資本市場的標準來建設中關村技術產權交易所。由于目前中國發展完整資本市場的條件尚不具備。因此，交易所的建設目標，應設定為一個“有組織的、區域性的、半公開的小額資本市場”。在具體市場定位上，則應汲取國外經驗教訓，不要僅僅局限于高技術企業，而將服務范圍擴展為中關村地區所有中小企業。
前提二：政府須為交易所提供信用和政策支持。由于交易所具有政治意義和外部效益，政府不宜將交易所作為普通的市場主體對待。特別在交易所發展的初期階段，政府不僅要保證其壟斷地位，還應為交易所提供信用和政策方面的支持。同時為了保證交易所的運營方針不偏離政府的意圖，應建立起相應的監督體制。
前提三：采用分步走的建設策略。在金融管制嚴格的現階段，交易所不可能采用一步到位式的建設方式，需要分階段進行。
中關村技術交易所未來運作機制的框架構想(本報告將側重對中關村技術交易中心的組織體制、治理模式和發展戰略進行探討，因為這是全部問題的關鍵。至于具體的經營制度和交易方式設計，則不在報告的討論范圍之內。
從我國實際出發，我們可以發現未來的中關村技術產權交易所具有以下幾個特性：
第一，不完全經濟性。加快技術成果的轉化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不僅對于北京市、而且對整個國家來說都意義重大。特別在加入WTO以后，能否盡快取得技術和產業上的制高點，更是決定我國國際競爭力的關鍵因素，直接影響著未來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因此，建設中關村技術產權交易所絕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還有著相當重要的政治意義。對于這樣一個不具備完全經濟屬性的機構，要求其完全“市場化”運作是不合理的。
第二，經濟上具有外部效益。由于交易所通過提供服務而改善高成長型和創新型企業的融資環境，支持科技企業發展和創新活動，有利于將中關村地區豐富的智力資源轉化為強大的生產力，對北京市調整產業結構、增強經濟實力和地區競爭力也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因此這類有組織的交易活動具有較大的溢出效益，不能僅以其經營上的盈虧來判斷組織本身的成敗。
第三，本質上是一個資本交易的市場而不是技術交易市場。關于技術和資本的關系問題，長期以來存在著模糊認識。不少同志認為，技術是第一要素，可以用高新技術來吸引資本。在實踐中，就表現為試圖通過組建技術交易中心來帶動資本對高新技術企業的投入。誠然，“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這句話是千真萬確的真理，但在科技成果商品化問題上，不可教條地套用。筆者認為，在資本與技術的關系上，前者是主動的，后者是被動的;只能以資本帶動技術，而不能以技術帶動資本。理由有三：一是資本的本性使然。資本的天性就是將本求利，資本是否愿意和技術結合，并不取決于技術的水平，而是取決于這個技術能否使資本增殖。二是高新技術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要準確鑒別，難度和成本相當大。因此最終的評判標準，還是要看產品的市場表現。三是實踐表明，以技術帶動資本的做法已經失敗。典型事例是，北京(及各地)的技術市場已經建立多年，交易量據說還在逐年增大，但并未在科技成果轉化方面有什么出色表現。而上海技術產權交易所成效突出的原因之一，就是將交易所準確定位于資本市場，并以此為中心，將技術、政策等資源整合起來。
第四，是在市場條件欠缺的前提下設立和運作的。受外部條件的限制，中關村技術交易中心還難以按照規范資本市場的規則運作。這些限制條件突出表現在：金融管制嚴格，不準私募設立股份公司、不得從事非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產權交易不許進行標準化的連續交易;市場主體缺乏自律，信用水平不高，機構投資者還不夠成熟;政府部門間信息封鎖等等。在這種現實條件下，要想一步建成一個類似國外的發達小額資本市場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中關村技術交易中心的改制過程中，關于交易所體制的討論集中在會員制和股份制上，傾向性的意見是采用公司制。筆者認為，這兩種體制均不理想。
中關村技術產權交易所不應采用營利性的股份公司制度的理由有三：一是將導致不公平。如前所述，中關村技術交易所具有較大的外部性，政府必然要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特別是在組建初期、交易量尚不足以維持公司生存之時)。但是因股東數量總是有限的，結果就會造成某些特定股東獲取特許經營和特殊政策支持的不公平現象。二是在外部性很難度量、政策支持的程度因此也難以精確把握的情況下，經營者會以其對社會的貢獻為借口來同政府討價還價。這種討價的結果不僅會加劇不公平現象，還會削弱其改善經營和服務的動力。三是受股東的獲利壓力的影響，交易所的經營活動很容易偏離設立的目標而產生扭曲。事實上，一些地方的股份制技術產權交易所已經出現了類似問題。
中關村技術產權交易所不宜采用會員制的理由是：國外的會員制證券交易所是在深厚的市場經濟土壤之上產生的，可以聯系大量交易者的中介機構如證券公司、投資銀行等，在業內已經形成了相當的基礎，而目前在中國還沒有產生類似的環境。
綜合上面的討論我們認為，最適宜中關村技術產權交易所采用的組織體制是國外財團法人式的非營利性機構體制。因為這一體制既可以在市場條件還不足以自發產生高效交易組織的情況下促進交易活動，又避免了政府的過度干預，有利于實現“政事分開”。
鑒于目前中國還沒有非營利機構的法律規范，建議北京市進行制度性的試驗，在現有《北京市技術市場條例》的基礎上，為技術產權交易制訂一項專門法規，用以明確交易所的地位、作用、職能、治理模式并規范其行為。其重點是：
第一，參照臺灣證交所模式，為技術產權交易所建立起有別于普通股份制公司的經營制度。重點是對利潤分配采用穩定回報制度，將一定比例的收支盈余轉入交易所發展基金，不在出資者之間分配。
第二，交易所的主要收入來自服務性收入，主要包括交易手續費、信息費、培訓費等，政府可以委托交易所從事某些活動，交易所可以根據委托合同的規定獲取服務收入。交易所實行覆蓋完全成本并允許一定盈利經營性收費體制。
第三，在交易所起步階段，需要政府的適度介入。法規應對政府介入的程度、方式給予明確。政府在組建時期可以給予交易所一定的財政撥款支持，對交易所的章程、主要負責人選擇、理事會構成等重大問題。法規也應賦予政府一定的權力，例如允許設立由各有關部委辦負責人組成的指導委員會或類似機構，負責指導和監督交易所的運營。
第四，交易所須建立相應的治理結構，成立理事會。
第五，因具有公益性，交易所享受免稅政策。
第六，允許交易所按照競爭性可比和事業財務約束原則自主決定職工和雇員的薪酬制度。
交易所的最高決策機構是理事會，負責決定有關交易所發展的重大事項，包括決定交易所的發展方向和策略、選聘總經理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決定雇員的薪酬制度、考察交易所的經營情況和總經理的工作情況等等。理事會應由投資方、政府的代表和外部經濟學家等組成，理事的選擇、人數、任期和職責都應有制度規范。可以通過設立專業委員會的方式，來具體處理諸如掛牌企業標準、市場規范、交易品種設計等問題。交易所的經營情況應通過媒體和網站向社會公布，以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
根據現實條件，該交易所在初建階段應注意保持以下業務特點：
以機構投資者為主，不向普通個人投資者開放;交易活動必須遵守一定的規則。該規則應由交易所制訂并報主管部門通過;一定時期內不進行拆細和連續交易，不對企業產權證券化;交易方式為一對一談判;暫不設立交割清算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