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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環境下粉絲社群的愛國主義表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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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新媒體環境下,“飯圈”這一亞文化群體不斷發展壯大,頻繁出現在輿論場中。特別是“飯圈出征”事件之后,這一群體逐漸被大眾熟知。“飯圈女孩”以粉絲群為主導進行的集體行動,積極參與到維護國家主權的隊列之中,其強大的動員力量震驚了輿論界。與此同時,也體現出學界對以粉絲為主體的愛國主義表達研究的認知盲點。筆者通過案例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對粉絲群體愛國主義現象的發展過程以及社會影響做一番考察并得出結論。在新媒體環境下,由于政治參與權發生轉移、主流文化與亞文化之間發生代際爭議及圖像驅動等原因,粉絲群體的愛國主義表達呈現新特征。

  關鍵詞:新媒體;“飯圈出征”;愛國主義

新媒體論文

  自2016年,從“帝吧出征”事件掀起的愛國浪潮到近期香港修例風波不斷發酵,飯圈女孩聯手帝吧網友再次出征,為“阿中哥哥”打call。“飯圈出征,寸土必爭”的口號與2016年的“帝吧出征,寸草不生”遙相呼應。由粉絲這一亞文化群體為主導的愛國主義表達呈現出新特點。根據這些愛國主義現象,筆者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問題:新媒體環境下,粉絲社群的愛國主義表達與傳統愛國主義表達相比,具有哪些新的特點?并存在著哪些問題以及這些問題應該如何規避?要回答上述問題就必須結合中國紛繁復雜的網絡環境,結合當下的發展過程、演變形態以及社會影響來進行研究。

  一、粉絲社群愛國主義表達的新特征

  (一)分工明確:從單一作戰到各司其職

  網絡集體行動通常在較短的時間內聚集而成,但其發展趨勢日益組織化。此次“出征”在飯圈女孩的加持下,更是一場有組織的“遠征”。雖然網絡環境下的組織與現實的正式組織都是通過一定的制度規范及行為準則對組織行為進行規范,助力目標的達成。但與現實生活中的組織網絡相比較,虛擬化的網絡組織更加強調目的統一性。于是一場有組織、有紀律、基于愛國共識主流民意的自發行為匯聚出一股攻無不克的儀式性力量,成功建構了一出組織性的“圣戰”神話。

  (二)表達渠道:從單一媒介到融合媒介

  粉絲群體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聚集強大力量,首先是因為新興媒介的權力賦能。新媒體環境下粉絲之間的傳播打破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大家不以現實生活中的身份、地位為根據來劃分群體。其次,由于社交平臺的及時性與交互性,粉絲的意見能在短時間內快速聚集。在“飯圈出征”話題發出的24小時內,微博熱度達到了2.3億,討論量達到了12.4萬次,粉絲群體的力量在互聯網的運作機制下大大增加。

  新興媒介技術賦予了粉絲強大表現自我的能力,粉絲的權利不再是觀看和參與,粉絲不僅擁有文化消費的能力,更成為表演者在平臺中能夠盡情表演、釋放自我[1]。

  (三)表達載體:從單一符號到多元符號

  隨著新媒體的發展,網絡為亞文化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原本只是存在于現實中小范圍的亞文化群體得以不斷擴大,在虛擬的網絡中進行大規模的交流與傳播風格逐漸多元。粉絲群體基于此背景下的愛國主義表達,實則是文字、符號、圖畫為主的符號互動[2]。“飯圈出征”中的青年人打破語言述寫常規,利用諧音、表情包、縮寫、花體文字的綜合運用成為其表達愛國主義情感的主要方式。

  飯圈女孩“出征”與之前“出征”相比,首先,最大的不同是在于生成了一個與傳統形象截然不同的民族主義“偶像”——“阿中哥哥”(被擬人化的中國),而粉絲們自稱“izhong”,號召守護共同的“愛豆”(idol,即偶像)。其次,運用更具感染力與幽默感的土味情話、段子、打榜語言,以代替憤怒為底色的沉重情感。除此之外,在使用的符號上,拼貼制造的絢爛、吸睛的符號表情包取代了單一的政治口號。有的研究者使用了道金斯提出的“米姆”概念來指稱這種易于復制,具有多義性、參與性的網絡視覺符號[3]。

  二、粉絲社群愛國主義表達方式變化的原因

  (一)社會變遷:政治參與權的權力轉移

  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產生了微博、微信、抖音等新興媒介,受眾的信息獲取方式不再以興趣為主,任何人都可以通過互聯網以“傳播者”的身份來進行信息傳播。草根行動者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參與機會,在此傳播格局下,中國政治開啟去神秘化的進程。

  當前網絡不再是愛國主義的配角,它與愛國主義相結合賦予個體一種明確的身份——政治粉絲群體。而新時代的中國青年是富有社會責任感的青年,他們渴望通過互聯網發聲,分享社會發展所帶來的福利。特別是在關乎國家主權的事件上,來自國際社會的挑戰始終牽動著青年的神經,他們的政治參與熱情在愛國主義感情的推動下一路高漲,網絡愛國主義越演越烈,成為互聯網的絕對強音。在此條件下,愛國主義的表達方式也隨之發生了相應改變。

  (二)代際爭議:主流文化與亞文化之爭

  此前的“爆吧”運動由于其方式過于簡單粗暴,大多數公眾對粉絲群體的定位停留在“腦殘粉”“憤青”“小粉紅”等一系列貶義詞性之中。他們認為這種打著愛國主義旗幟的運動實則是不理智的,是帶有網絡暴力色彩的。但在這次“飯圈出征”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當下年輕人與互聯網共同成長,前所未有的社交便利和海量信息讓其有機會接觸到多種文化,整個飯圈正由無序走向自律,由盲目走向理性。

  粉絲群體愛國主義表達所產生的變化可以說是青年人對抗主流文化的符號實踐。如今的粉絲群體在網絡空間有高度的組織能力、對媒體內容和話語有駕馭能力,能為主流價值觀對外傳送帶來巨大力量。他們想用實際行動表明,亞文化是可以存在的,是能被主流文化所認可。

  (三)話語修辭:圖像驅動中的愛國主義

  無論是對于政府還是對于民眾來說,通俗化的大眾圖像是最唾手可得而又便捷的政治參與和政治宣傳工具。凱瑟琳·杰米遜在分析當代社會政治修辭的演變軌跡時發現,視覺修辭已經無可爭議地成為公共話語空間構建的主要修辭手段,因為“戲劇性的、易溶性的、視覺性的瞬間正在取代建立在記憶認知機制上的文字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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