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采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文章發表在《科技與經濟》上，是中級職稱論文發表范文，供同行參考。

　　關鍵詞：財政,極財政政策,通貨膨脹,膨脹風險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就我國結構調整和社會穩定的迫切需要而言的。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結構性矛盾也日漸突出，成了新形勢下擴大內需、開拓市場、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嚴重障礙。

　　積極財政政策的國際經驗：

　　自1929—1933年的資本主義第一次經濟大危機開始，特別是在所謂凱恩斯理論盛行之后，西方經濟發達國家就頻繁使用財政政策來進行宏觀經濟調節，尤其是在經濟蕭條時期，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就成了一種不可或缺的宏觀調控工具。其中，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效的教訓。縱觀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的財政政策運用史是一部在經濟蕭條期的積極財政政策運用史，可資借鑒的主要經驗大致有以下幾點：

　　一是宏觀經濟形勢判斷。 這是實行積極財政政策能否取得預期效果的關鍵之所在。這方面成功的例子，30—40年代，有眾所周知的美國的“羅斯福新政”。由于當時擴張性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有效運用，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美國經濟面臨全面崩潰的厄運。從50年代到1973年，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形勢下，日本政府所采取的緊縮財政政策;以及在1973—1975年危機之后所采取的，以實行普遍減稅、大量增加公共事業投資和提高招利支出比重等為中心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也取得了較好的刺激效果。然而，自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一直處于不景氣的狀態之中，其間的1995、1996兩年雖略有復蘇，但仍具有內需不足的問題。但此時的日本政府，卻做出了經濟形勢已經走出谷底的樂觀判斷，采取了大幅度提高某些稅種稅率、縮減財政赤字等緊縮措施，導致經濟狀況大大惡化，于是在1997年之后，只好又被迫轉而實行以擴大內需為主旨的“綜合經濟對策”;可見，形勢的正確判斷，時機的準確把握，的確是至關重要的。

　　二是合理的政策取向 ：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擴大政府的支出，必須抓住影響經濟增長、抑制需求擴展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方能達到預期的目的。綜觀各國運用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正反兩方面經驗;要使其具有合理的政策取向，一般應注意如下兩點： 一，把增加投資規模與刺激、拓展最終消費需求相結合。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需要刺激的重點是消費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方面。刺激投資和生產固然也是在提供需求，但這只是中間需求，它究競能對經濟增長發揮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經濟效率，則取決于最終需求的狀況。正是有鑒于此，經濟發達國家在實行積極財政政策時，一方面固然有用于公共工程、基礎設施建設、地區開發等等的大量投資性支出，同時，稅收政策特別是降低所得稅稅率的做法，提高社會福利性支出比重，增加對低收人者的財政救助措施等，又能對最終消費需求的增長產生刺激作用。 二，使財政支出總量的擴張與經濟結構的調整、優化相結合。因為無論在什么時候或什么條件下，市場的疲軟，投資和消費需求的不足，往往總是與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購買力)層面的結構扭曲(如收入分配體制障礙、各階層收入差距的懸殊等)，以及供給層面的結構失調緊密相關的。正因如此，結構調整或結構轉換，才成了現代經濟發展的永恒主題和財政政策的一個重要取向。近些年來，為了擺脫長期以來的“滯脹”陰影，促進知識經濟的發展，增加經濟的競爭力，有利于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美國國家財政在總量擴張的同時，其支出結構政策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特別是通過增加以信息技術為主的高技術產業投資，增加研究與開發經費，增加教育投入，來實現布什政府制定的美國2000年教育戰略等，為美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創造了條件。

　　三是適時的政策轉換 包括進入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時機把握，以及逐步退出直至最后放棄此種政策的時機的選擇，都需要進行認真的形勢分析和利弊得失判斷。上述美、日的例子，已經說明了擴張性財政政策適時轉化的必要性。一般地說，進入時機的遲誤，將對經濟的發展出現缺位的現象，從而不利于增長與就業;而該退出時不適時退出，則又不僅容易產生上述的“擠出效應”，導致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逆轉，而且還將造成不應有的財政負擔或財政拖累。

　　我國實行的財政政策我國實施了幾次積極財政政策，在拉動經濟增長方面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其風險也逐漸凸現出來。從2008年11月27日起，中國人民銀行下調金融機構一年期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各1.08個百分點，國務院也提出了擴大內需、支持經濟發展十條措施，并推出4萬億元經濟刺激方案。各地政府也隨之紛紛宣布大規模投資計劃，據不完全統計，各省市的投資總額已經超過10萬億。這些都表明我國新一輪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已經啟動。這次財政政策的實行不能不和當前的金融危機聯系起來，08年的金融危機的爆發之迅速，影響面之廣是之前任何一場危機都不及的，在短短半年之內，當年叱咤江湖的美國五大投資銀行紛紛落馬，兩房和AIG均被監管，這次危機給中國帶來了不同一般的影響，出口大幅下降，貨幣流動性比率從08年開始急遽下滑。

　　第一，首先是政府的財政赤字。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我國的赤字規模迅速增加，在1998—2000年的三年里，財政赤字平均年增長率達到 62.3%。雖然名義赤字率一直突破3%的警戒線，但若加上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和企業養老金欠賬及準國債等隱性債務引起的赤字，實際赤字率高達8—9%，超過國際上的赤字警戒線。 今年在3月3日將提交給全國人大審議的財政預算報告中，2009年中央和地方財政預算赤字總規模將達到9500億元，從絕對數額上而言，這是建國以來的最高財政赤字。這一創紀錄的數字較去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5000億元赤字規模，幾乎翻倍，遠超2008年年初中央政府定下的1800億元財政預算赤字。這不能不讓人擔心，巨額的財政赤字，可能引發相應的債務風險，我國中央財政的償債率與債務依存度實際上已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

　　第二，效用遞減效應。其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經濟的拉動效應在遞減。從以往年度來看，我國的國債發行規模一直很大，但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卻在遞減。據統計，國際投資對 GDP的拉動作用，1998年為1.5個百分點， 1999年為2個百分點，2000年為1.7個百分點,2001年為1.8個百分點，國債拉動力逐年降低。二是對民間投資與國內消費刺激效應遞減。

　　第三，依賴效應。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投資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長，消費需求有所回升，但這主要是財政政策拉動的效果。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帶動效應仍有待提高。無疑，長期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容易產生路徑依賴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我國經濟的市場化進程。

　　第四，擠出效應。根據凱恩斯經濟理論，政府作為投資主體，以大規模的財政資金投資于基礎建設，必然排斥經濟主體進入部分具有競爭性的基礎建設項目，抑制了民間投資需求的有效增長;并且大規模的信貸資金對財政資金的配套，客觀上減少了商業銀行對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信貸資金的供應量。

　　第五，通貨膨脹壓力依然存在。2007年下半年開始出現的通貨膨脹壓力明顯加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國內經濟增長特別是投資增長長期過快的需求拉動、勞動力成本上升等成本推動，以及農業增長不能充分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等因素。近年來世界市場上石油等重要大宗商品的價格大幅上漲等國際因素的影響，加劇了國內通貨膨脹的程度。2008年下半年以來，隨著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危機在全球的蔓延，主要經濟大國經濟增速普遍下降，全球性通貨膨脹壓力已經有所緩解。我國CPI漲幅雖然趨緩，但是穩定物價工作仍然面臨著復雜的局面。

　　對通貨膨脹風險的分析及應對

　　從2007年5月份起，物價就開始一路攀升。2008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在居民消費方面，2008年1～5月份累計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漲8.1%。其中5月份的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漲7.7%，包含有城市上漲7.3%，農村上漲8.5%;食品價格上漲19.9%，非食品價格上漲1.7%;消費品價格上漲9.8%，服務項目價格上漲1.3%。在工業品方面，1～5月份累計工業品出廠價格同比上漲7.4%，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上漲10.6%。物價上漲影響國民經濟健康平穩的發展，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造成直接影響。我個人認為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 國內方面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相對滯后，使得人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增加，進而導致了居民儲蓄居高不下和內需增長乏力。以投資和出口增長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力，又使得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外失衡不斷顯現。這樣的結果是，一方面容易形成產能過剩和出現經濟過熱，資源和環境的壓力已經影響到了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的不斷擴大，又引起了國內流動性過剩，這不僅催生了股市和房地產市場泡沫，也為通脹埋下了隱患。

　　二，外部原因，中國對外面臨的通脹壓力主要來自輸入型通貨膨脹。中國目前對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加，進口依存度逐步提高。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費國和第八大石油進口國，石油進口依存度接近50%。國際原油價格的大幅飆升，無疑加大了中國企業的生產成本，對經濟發展形成了供給制約。進口原材料價格的上漲，最終會反映到國內各個生產要素上，導致國內物價大范圍的上漲。 但是我們同樣要看到此輪價格上漲也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例如農產品價格，根據世界各國發展經濟取得成功的重要經驗，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農產品價格必然存在上漲動力。當前我國農產品價格漲價實際上存在合理性因素，農業受自然因素影響極大，依靠科技和管理的方法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潛力不大，提升速度也慢。經過一段時期農業勞動生產率與工業和服務業的差距就會顯現，但是糧食產量卻沒有多大增量。適度提高糧價有助于農民增收，減小城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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