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海域承載力(MCC)是判斷海洋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重要依據。文章從壓力與承壓力兩方面構建包含海洋經濟系統、海洋生態系統和海洋社會系統的MCC評價指標體系?；?005—2014年中國沿海1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空間面板數據，運用狀態空間法、Morans I指數和β收斂模型定量刻畫MCC在中國三大海區間的空間差異及其收斂性。研究發現，一方面中國MCC常年處于超載狀態，改善速度緩慢，總體不容樂觀，且地理位置鄰近或海洋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的地區間MCC不存在顯著的空間自相關;另一方面，MCC在三大海區間存在空間差異性，其中東海和南海MCC較高且承載狀態改善較大，黃渤海MCC較低且未見明顯改善。同時，MCC空間差異處于條件收斂過程，存在MCC較落后地區的追趕效應，但收斂趨勢并不穩固。其中黃渤海MCC空間差異的收斂速度最快，南海次之，東海較慢。尤為有趣的發現是條件β收斂模型報告的結果顯示各控制變量對不同海區MCC變化影響的相關性和顯著性不同。南海MCC變化的動因在于海洋經濟規模和社會支持力度的提高;東海MCC提升速度的加快存在顯著的人口紅利效應;與東海和南海不同，海洋經濟的發展并非黃渤海MCC變化的顯著動因，同時海洋環境污染的加重會顯著降低黃渤海MCC的提升速度。此外，利用效率低下使得社會支持力度的加大對黃渤海MCC的提升收效甚微。

　　關鍵詞：海域承載力;空間差異;收斂性分析;定量評價;Morans I指數

　　引言

　　隨著陸地資源的不斷消耗以及人類對資源需求的不斷增加，海洋逐漸成為維持人類可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1]。中國大陸海岸線長達1.8萬km，擁有300萬km2余的管轄海域，具有得天獨厚的海洋資源優勢。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海洋強國戰略后，海洋經濟蓬勃發展，2019年中國海洋生產總值占GDP的9 %，海洋經濟已成為區域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但是，長期的掠奪式開發對海洋特別是近海的資源和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和污染[2]，據統計，中國入海排污口鄰近海域90%以上已無法滿足所在海域海洋功能區的環境保護要求。海洋經濟發展“十三五”規劃提出“堅持綠色發展、生態優先，加強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無疑凸顯了中國對海洋可持續發展的重視。

　　海域承載力作為一種能反映海洋人地關系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定量化指標，是海洋可持續發展重要的判斷依據[3]，其研究已成為海洋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2]。盡管諸多學者從理論與實證角度收獲了大量海域承載力研究成果，但大多針對某一單個海域，鮮有從區域差異的視角出發，定量刻畫海域承載力在不同區域之間存在的空間差異，而分析海域承載力的空間差異對于實現因地制宜的海洋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本研究從壓力與承壓力兩方面構建包含海洋經濟系統、海洋生態系統和海洋社會系統的海域承載力評價指標體系，基于2005—2014年中國沿海1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空間面板數據，運用狀態空間法、Morans I指數和β收斂模型對海域承載力在中國三大海區本研究的三大海區指黃渤海、東海和南海。參考行政區劃標準，黃渤海海區主要包括遼寧、河北、天津和山東;東海海區包括江蘇、上海、浙江和福建;南海海區包括廣東、廣西和海南。間存在的空間差異及其收斂性進行研究，以彌補已有成果在研究視角上的缺陷。

　　1 文獻綜述

　　海域承載力這一概念最早由狄乾斌等[4]提出并界定，“指一定時期內，以海洋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海洋生態環境的不被破壞為原則，在符合現階段社會文化準則的物質生活水平下，通過自我維持與自我調節，海洋能夠支持人口、環境和經濟協調發展的能力或限度”。而后諸多學者對其內涵進行了補充和完善[5-7]，并從理論角度探討了其與海洋可持續發展、海洋產業布局和海洋生態補償等之間的關系[8-10]。隨著海域承載力理論基礎的不斷完善，其研究開始從理論過渡到實證，學界開始嘗試借用生態承載力研究中比較成熟的模型和數學分析方法，著力構建相應的指標體系對某一海區海域承載力進行定量評價。如狀態空間法[11-12]、模糊綜合評判法[13-14]、投影尋蹤模型[15]等。

　　隨著對海域承載力定量化研究的不斷深入，一些學者將海域承載力與海洋經濟發展結合起來，嘗試借用定量化的數理模型探討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系。于謹凱等[16-17]以山東半島藍區為研究對象，從海域承載力的角度出發，分別運用因子分析法和響應面法研究了海洋漁業空間布局合理度、優化標準、適應性優化等問題。單春紅等[18]從海域承載力的視角出發，利用層次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構建了中國沿海地區濱海旅游業發展的DP戰略矩陣，對中國沿海6個省份的濱海旅游業發展戰略選擇進行了研究。狄乾斌等[19]運用核密度估計和耦合協調度模型，對環渤海地區海域承載力與海洋經濟發展水平的耦合度進行了分析，而后又采用VAR模型對中國沿海1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海洋產業結構與海域承載力的脈沖響應進行分析，結果發現三大區域的海洋產業結構與海域承載力間存在互為因果關系[20]。

　　現有的研究成果已對海域承載力的內涵定義進行界定，且被學界普遍接受，這為海域承載力的研究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在海域承載力的評價指標設計上，雖然有不同的分類方法：如按資源環境承載力、生態彈性力和人類活動潛力進行劃分的三分法;按承壓類和壓力類劃分的二分法等。但無論是何種分類方法，在其具體指標選取上均立足于海域承載力的理論內涵，涵蓋海洋經濟系統、海洋生態系統和海洋社會系統。海域承載力研究中所使用的實證方法雖不盡相同，但其結果均能較為真實地反映地區海洋生態環境狀況，也從產業結構、空間布局、耦合度等不同角度彰顯了海域承載力與海洋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系。然而現有的研究大多以某一單個海域作為研究對象進行研究，鮮有從空間差異的角度出發對不同區域的海域承載力進行對比分析?；诖?，本研究運用狀態空間法、Morans I指數和β收斂模型對海域承載力在中國三大海區間存在的空間差異及其收斂性進行研究，為海域承載力的空間差異研究提供一套可行的思路與方法。

　　2 海洋生態經濟系統下的海域承載力理論

　　模型 研究海域承載力需要對海域經濟和社會、資源與生態等多個方面進行綜合性探究，其針對的是海洋生態經濟系統這一復雜、開放的系統。基于高樂華等[21]提出的海洋生態經濟系統論，將其與海域承載力的概念內涵相結合，構建如圖1所示的理論模型。

　　如圖1所示，海域承載力包括壓力和承壓力兩大部分。其中壓力主要是指經濟社會等人類活動對海洋的影響程度，一方面體現在海洋經濟發展的總量上，包括區域經濟發展對海洋的依存度和海洋經濟發展過程(主要是指各類生產活動)中對海洋資源和環境容量的消耗;另一方面體現在海洋經濟發展的質量上，即沿海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廢氣、廢水、廢棄物對海洋環境的污染程度。與此同時，海域承載力體現的是海洋生態經濟系統對沿海地區人口數量的最大支持力。沿海地區人口的發展，如人口增長過快、人口密度過大等，也會增加海域的壓力[22]。

　　海域承載力的承壓部分主要包括資源的供給能力、海洋的自我維持與自我調節能力以及沿海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對海洋環境保護所帶來的支持力。資源的供給能力主要體現在資源稟賦上，不僅包括漁業、浮游動植物、大型底棲生物等生物資源，還包括石油、煤炭、礦產、海鹽等非生物資源。海洋的自我維持與自我調節能力可以理解為生態彈性，一方面可以緩解各種外界因素所造成的破壞而避免海洋生態經濟系統崩潰;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海域承載力發揮其作用與功能。與此同時，沿海地區社會的發展使得海洋環境治理水平提高，政府支持力度加大，海洋環境保護意識加深，提升海域的承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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