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鄉村振興必須依靠生態文明建設，這是由當前制約農村發展的主要瓶頸、農村自身的比較優勢以及現代農業發展的未來趨勢所決定的。鄉村振興與生態文明融合不僅是有利于農村的事情，從全國整體而言更是具有重要價值，有利于鞏固中國生態安全、逐步消除城鄉對立以及加強國人精神家園建設。鄉村振興與生態文明融合要整治和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因地制宜發展壯大特色生態產業，建立生態資源資本化的開放機制。這既需要發揮政府的宏觀引導作用，也要創新完善市場機制;既需要發揮農民的主觀能動性，也要調動市民下鄉的積極性;既需要長遠的整體部署規劃，也要考慮當下農情循序漸進。

　　關鍵詞：鄉村振興;生態文明建設;美麗鄉村

　　習近平指出，“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1](P169)，“三農”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沒有農業農村現代化，就沒有整個國家現代化。近年來，村莊人口老齡化、房屋空心化、土地荒蕪化等鄉村凋敝現象越來越突出，成為影響中國城鄉平衡發展和區域平衡發展的嚴重問題。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決策部署，要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這意味著鄉村振興不僅是經濟和社會指標意義上的發展，而且是生態文明指標意義上的進步。事實上，生態文明既是鄉村振興的重要表現，更是鄉村振興的必要前提，沒有農村的生態文明建設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鄉村振興。

　　一、生態文明建設

　　是鄉村振興的必由之路

　　鄉村振興必須依靠生態文明建設，這是由當前制約農村發展的主要瓶頸、農村自身的比較優勢以及現代農業發展的未來趨勢所決定的。

　　(一)環境污染是影響農村穩定發展的突出因素

　　很長一段時期以來，農村環境污染呈現不斷惡化的趨勢。這是因為，一方面中國農村農業發展依賴大量的化肥和農藥投入，農藥使用量高于同期主要農產品產量增長幅度，施肥強度遠超出225kg/hm2的國際公認化肥施用安全上限。[2](P84)化肥和農藥的過度使用，造成土壤板結、重金屬含量超標和地下水體污染。另一方面，在城市污染物排放標準不斷提高的情況下，許多重污染企業如電鍍、造紙、化工、冶煉等選擇將生產地點和外部成本轉移到環境門檻較低的農村地區。再加上農村沒有設立獨立的環境保護管理職能部門，廣大農村地區人口居住分散、交通不太便利加大了縣級生態環境執法的難度和成本。以上種種因素疊加交叉，使得農村的水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大氣污染相當嚴重，公共資源如山林、河道等被侵占和破壞的現象十分突出。

　　誠如馬克思所說，自然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前提，自然是人的“無機的身體”[3](P161)，由于農村環境問題直接威脅農民的健康和生存，個別農村地區出現“癌癥村”現象，環境群體性事件成為農村社會矛盾的主要類型，這些農村環境群體性事件組織化程度低，但暴力化、對抗性較強，給中國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帶來了很大沖擊。同時，農村的環境問題影響農業經濟效益，僅以土壤為例，2019年全國土壤污染總超標率為16.1%，僅重金屬鎘的超標率就達7%，近十年來全國每年平均因重金屬污染而減產糧食1000多萬噸，合計經濟損失至少200億元[4](P43)。總之，農村生態環境問題給農產品食用安全、農業可持續發展和農村社會和諧埋下嚴重隱患，因此，治理農村生態環境和開展農村生態文明建設勢在必行，這是實現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為特征的鄉村振興要解決的首要課題。

　　(二)自然生態是鄉村發展的最大優勢

　　習近平多次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5](P23)。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用大量篇幅闡釋了自然生產力理論，認為“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自然條件”[6](P53)。既然自然生態本身就是一種生產力，那么扎根于自然鄉土的廣大農村地區天然地就擁有潛在的生產力基礎和優勢。20世紀80年代末，習近平在閩東農村地區開展生態脫貧和鄉村振興的成功經驗就是最好的說明。1988年習近平調任閩東寧德地委書記，閩東是當時全國18個集中連片貧困區之一，閩東這只“弱鳥”如何擺脫貧困成為習近平履職后的主要課題。在集中調研了閩東9個縣后，習近平指出，“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林業有很高的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山林資源是閩東的一個重要優勢，“發展林業是閩東脫貧致富的主要途徑”[7](P111)。習近平提出了深化林業體制改革、加強管護、立體開發、加快造林步伐、提高林業綜合效益等閩東依托林業脫貧的主要路徑。在這些思想的指引下，全區經過新造、改造和集約經營等措施，建立了以材林為主，經濟林、防護林、薪炭林各種結構相應發展的林木體系，林、茶、果、菌、名材、藥材等逐步成為閩東的特色支柱產業，農民收入呈現多元化格局，為脫貧致富打下了堅實基礎。1993年，閩東地區的脫貧率達到97%。[8](P22)

　　另外，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的重大變遷產生了對自然生態的多維需求。2010年亞洲開發銀行發布的《亞洲和太平洋地區2010年關鍵指標》的報告，據其提出的標準來估算，中國的“中產階級”數量有5.14億。中國社會科學院2017年《社會藍皮書》指出，中國中等收入群體家庭人口占比達到37.4%，其中中上收入群體占18.5%，中下收入群體占18.9%[9](P72)，雖然不同的評價與估算方法的結果有差異，但是中國擁有全球規模最為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是不爭的事實，且這一群體數量還在不斷壯大。他們主要集中于城市，擁有較高的收入水平和科學文化素質，具有多樣化和個性化的生活消費需求。鄉村由于其生態文化多樣性、親自然特征，成為與城市互補的生活場域，提供與城市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態體驗，“這些潛在的需求如果能激發出來并拉動供給，就會成為新的增長點，形成推動發展的強大動力”[5](P25)。數據顯示，我國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人數從2012年的7.2億人次增至2017年的28億人次，年均復合增長率高達31.2%，到2019年上半年，全國鄉村旅游總人次已經超過15億次，同比增加10.2%，這其中大部分是由城市中等收入群體貢獻的。[10]因此，習近平說，“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5](P4)，“現在，許多貧困地區一說窮，就說窮在了山高溝深偏遠。其實，不妨換個角度看，這些地方要想富，恰恰要在山水上做文章”[5](P30)。充分把握利用好自身的比較優勢和資源基礎，通過改革創新讓農村地區的自然生態要素活起來，這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成本最低、見效最快的綠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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