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的縱深推進，中國對沿線國家的投資大幅增長。深入研究我國對沿線國家投資風險的分布及其成因，是穩妥推進“海上絲路”建設的關鍵。通過選取“海上絲路”沿線具有代表性的23個國家2008—2016年間的數據，進行對比分析，發現中國對沿線國家投資量區位分布不均衡、投資強度與風險評級不匹配，并分析由此形成的風險及其成因。為降低中國對“海上絲路”的投資風險，要全面認識東道國的投資風險，積極開拓投資新領域，以提高對外投資的回報和效率，提升對外投資的可持續發展水平。

　　關鍵詞：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投資風險;風險成因;風險評估

　　《石油石化綠色低碳》(雙月刊)原名《石油石化節能與減排》，由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主管、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經濟技術研究院主辦的科技學術期刊。

　　一、引言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下簡稱“海上絲路”)是2013年10月習近平訪問東盟時提出的重大倡議，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沿線國家的積極響應。在建設“海上絲路”的過程中，中國的對外投資是加強與沿線國家互聯互通的重要紐帶。中國對“海上絲路”沿線國家的對外投資快速增長，2015年，中國對沿線國家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資)流量為1893億美元，占該年總流量的13%，是全球投資增幅的2倍。可見，“海上絲路”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創造了機遇和條件，通過開展對外投資，中國已與沿線國家增強了政策、設施、貿易、資金、文化等多維度的互聯互通。但投資規模增長的同時，企業也面臨著風險與挑戰，根據AEI的數據，2005—2016年我國海外投資受阻或失敗的案例共202個，合計金額32114億美元。其中，發生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案例共56起，涉及國家27個，投資金額共計734億美元，占全部失敗案例投資金額的23%。①

　　隨著“海上絲路”倡議的縱深推進，正確預見和防范對外投資風險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企業投資伴隨著風險，隨著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對外投資風險成為學術界的研究熱點之一，關于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風險成因、風險類型以及風險控制等方面。從風險成因看，Stefan認為，政治環境的變化以及政策的不連續會對企業的經營利潤產生重大影響，這種政治的無法預料性即政治風險。除政治風險外，一些其他風險也逐漸成為影響對外投資的關鍵因素。[1]Sanjaya Lall提出，企業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在進行對外投資活動時將面臨不同程度的風險。[2]從風險類型看，Marh等指出匯率是企業面臨的重要風險因素。[3]Hall首次提出了文化差異對企業投資活動會產生重要影響，這是來自對外直接投資的文化風險。[4]Laura等則提出了對外投資過程中企業要面臨的法律風險。[5]從風險控制看，Miller提出要從宏觀環境、行業環境以及企業本身三個層面來進行風險管理，同時認為企業在相對陌生的國家投資時，需要依賴政府的幫助來獲取資源，控制風險。[6]孫蕓蕓指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貿易便利化水平較低，各成員貿易便利化差異顯著，面臨眾多貿易壁壘與非貿易壁壘的挑戰。[7]

　　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10月

　　第35卷第5期劉家國，等：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投資風險研究

　　“海上絲路”建設促進了中國對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和合作，但由于倡議提出不到6年，輻射區域十分廣闊，項目投資收益還不太明顯，所以現有文獻比較零散且國內學者研究更多。鄭蕾等指出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各地區的投資存在區位不平衡的問題，絕大部分的投資集中在東南亞地區。[8]周五七表示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主要分布在周邊鄰國。[9]保建云指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可能遭受由企業間惡意競爭帶來的“敵意風險”威脅。[10]何茂春等認為我國企業治理制度與“一帶一路”多數國家存在較大差異，這些差異的存在容易誘發東道國民眾的反華情緒，對中國投資者帶來不利的影響。

　　李仲平提出政府要加強雙邊對話，為企業對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12]沈蓉認為面對沿線部分國家較高的投資風險系數，為保障投資資金的安全性，政府應建立一套科學系統的評價制度來選擇投資目標國和投資項目。[13]黃凌云等提出要加強“一帶一路”中對外投資企業的社會責任感，根據不同的投資環境提供不同的社會責任，這對當地政府和企業來說是雙贏的。[14]宋彪等通過演化博弈論建立了東道國政府和企業的合作監管模型，指出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中，企業需要了解當地政府的政策和行為，以提升我國企業對市場變化的洞悉能力，保障長期穩定發展。[15]除了對投資風險進行定性研究，國內學者還對中國對外投資進行了投資風險的定量研究。

　　① 根據中國一帶一路網，這37個國家包括：馬達加斯加、埃塞俄比亞、阿爾巴尼亞、波黑、巴林、埃及、菲律賓、文萊、印度、巴基斯坦、克羅地亞、阿曼、也門、黎巴嫩、約旦、印度尼西亞、緬甸、東帝汶、泰國、新加坡、科威特、馬爾代夫、阿聯酋、越南、孟加拉、柬埔寨、伊朗、老撾、卡塔爾、馬來西亞、斯里蘭卡、沙特阿拉伯、南非、坦桑尼亞、莫桑比克、肯尼亞、摩洛哥。

　　通過對國內外相關文獻的梳理發現，現有文獻主要從微觀層面探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風險，關注某一區域風險或某一類風險的特征描述，已經較全面地涵蓋了“海上絲路”對外投資可能遭遇的風險，但未從宏觀層面整體把握對外投資格局和風險的關聯性，缺乏從全局視角提出具體的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因此，本文著重宏觀分析，從“海上絲路”投資區位和投資強度角度出發，剖析“海上絲路”投資面臨的風險及其成因，為優化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構建風險防范意識提供針對性的參考和建議，最終實現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