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泰國涉華研究智庫是泰國涉華政策決策的重要參與者，是泰國社會輿論中中國問題的意見領袖，同時也在中泰兩國政策溝通和民心相通等方面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然而長期以來，中國對泰國涉華研究智庫發展歷史和現狀的了解較為有限，最終成為中泰兩國建設高質量智庫障礙。本文通過文獻分析、觀察和訪談調研等研究方法，以歷史發展階段為主線，對泰國涉華研究智庫的類型、特點和功能進行梳理和總結，結合泰國涉華研究智庫受西方話語權影響明顯、科研經費和渠道來源有限及缺乏中國更大程度的支持和高素質研究人員等特點，對中國未來與泰國涉華研究智庫開展合作提出若干建議。

　　關鍵詞：泰國;智庫;涉華研究;中國

　　當前，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獲得國際上的廣泛共鳴和積極參與，《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簽署并成為全球最大的經貿市場，中國成為東盟多國最大貿易伙伴，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大幅度提升，中國研究也成為東南亞各國智庫關注的焦點。同一時期，泰國涉華研究智庫對中國各領域的研究大幅度增加，中泰兩國智庫機構間的合作也不斷升溫，成為泰國政府和社會各界了解中國發展成果、政治理念和社會現狀的重要渠道。

　　然而，無論是西方智庫機構還是中國學術界對泰國涉華研究智庫的關注都較少，缺乏對泰國涉華研究智庫的系統性調研。中國智庫及相關機構在與泰國涉華研究智庫開展過程中，對其發展歷程、對華觀點態度、研究領域和運營機制缺乏足夠的了解，再加上中泰兩國智庫在體制、文化和語言上的限制，雙方合作效率往往較為低下，難以實現系統性、常態化、高產出的合作。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與公民社會”項目在2008—2021年共發表了13份《全球智庫報告》。報告顯示，泰國智庫數量稀少且增長緩慢。2019年，泰國共擁有16家智庫，占全球11175家智庫的0.14%①。泰國共有11家智庫出現在2008—2020年《全球智庫報告》各類名單中，其中主要涉華研究智庫僅有3家，即安全與國際問題研究所(ISIS)、朱拉隆功大學(CU)和泰國發展研究所(TDRI)。

　　《全球智庫報告》中所涵蓋的智庫偏向于美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的智庫機構，以及一部分與西方聯系較為緊密或有西方資助背景的發展中國家智庫，對亞洲特別是東南亞地區的智庫缺乏全面了解，如泰國以亞洲、東盟和中國為主要研究領域的智庫并未包含其中，這也導致《全球智庫報告》雖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其內容仍然缺乏全面性和權威性。此外，《全球智庫報告》各類名單中對智庫的定義仍然較為模糊，將朱拉隆功大學(CU)定義為智庫，并將朱拉隆功大學與其下屬的安全與國際問題研究所(ISIS)和朱拉全球網絡(CGN)進行對比評估，顯然并不嚴謹。

　　中國智庫和專家學者對泰國智庫進行的專題研究非常有限。虞群(2020年)②通過對泰國主流國際關系智庫2012年以來的涉華研究成果進行文本分析及實地調研，對泰國主流國際關系智庫發展現狀、研究視角和對華立場進行研究，認為泰國智庫總體發展緩慢，但高度關注中國發展。劉文正、陳勇(2019年)③對泰國活躍度和影響力較高的10家智庫的類型、研究方向、經費來源和國際化傳播能力建設等進行研究，認為泰國智庫缺乏有國際影響力的研究人員，對政府決策和社會輿論的影響力有限，且由于大量接受外國經費贊助而缺乏獨立性。

　　本文主要通過文獻歸納分析、訪談和實地調研等方式，對泰國涉華研究智庫的發展階段、智庫類型、研究領域及對華態度進行分析研究。泰國涉華研究智庫是指泰國主要針對中國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進行調研、分析和研究，為決策者提供應對策略和政策建議，或通過社會建議話語權促成社會共識的方式影響決策者，最終將研究成果轉化為政府政策和社會共識的機構。

　　一、泰國涉華研究智庫的歷史發展階段

　　泰國是一個傳統精英階層統治的庇護制社會，精英階層是泰國社會意見領袖，同時也決定了泰國的政治意志。泰國的君主立憲制國家體制和以泰式“旋轉門”為特征的政治生態使得專家權力成為泰國社會的重要權力，進而促進了泰國智庫行業的發展。

　　泰國涉華研究智庫起始于美蘇冷戰和東南亞共產主義活躍時期。中國改革開放后，隨著中泰兩國經貿互動的增加，泰國涉華研究智庫進入緩慢發展期。隨著中國—東盟合作穩定發展， 特別是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獲得國際社會的廣泛共鳴和積極參與，泰國涉華研究智庫開始進入快速發展時期。總體而言，其發展呈現如下幾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冷戰時的敵視和對抗時期

　　泰國在二戰后迅速倒向美國。1952年，泰國出臺《共產主義行為防治法》①，以打擊國內泰國共產黨的活動。美蘇冷戰期間，美國將東南亞視為遏制共產主義勢力發展的重要防線，于1954年發起并在泰國曼谷成立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此后，泰國于1961年成立防止區域內共產主義擴張及加強締約國軍事和情報東南亞聯盟(ASA)。1965年，越南戰爭爆發后，泰國成為美國在中南半島的重要戰略支點，美國在泰國駐軍并將泰國作為對越南進行空中打擊的主要基地。泰國作為美國抵抗共產主義的盟友，進行了一系列遏制共產主義的活動，其中包括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反對中國加入聯合國并對中國實施貿易禁運等②。

　　泰國政府強硬的“反共”態度促使朱拉隆功大學于1967年成立亞洲研究所(IAS)，并成立專門針對中國問題研究的中國研究中心(CSC)，主要目的是應對“中國成為共產主義國家，以及朝鮮戰爭和印度支那戰爭”③。

　　泰國這一時期成立的智庫受到泰國政府“反共”政策和美國冷戰思維影響非常深刻，在涉華問題研究上存在極強的敵對性和明顯的傾向性。冷戰時期建立的以IAS為代表的泰國智庫至今仍保留著對中國的刻板印象，再加上受到泰國學術界西方崇拜主義思想的裹挾，其在中國問題研究上存在嚴重的先入為主思維。

　　在泰國沙立·他那叻政府“親美反共”的政策背景下，泰國Devawongse Varopakarn外交學院(DVIFA)也于1967年成立。泰國沙立·他那叻政府時期“親美”的外交部部長塔納特·科曼(Thanat Khoman)是建立DVIFA的主要推動者。在成立初期，DVIFA表面上是承擔泰國外交人員的培訓工作，實際上則是負責泰國的外交情報搜集分析，是泰國國際關系研究和外交政策制訂的主要智庫。

　　(二)第二階段：中泰建交后增進互信、加強合作時期

　　20世紀60年代以來，泰國國內的泰國共產黨與泰國南部地區的馬來亞共產黨之間活動頻繁，使泰國政府感到“反共”政策所帶來的巨大壓力。1971年，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訪問中國。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中美雙方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后，中美關系逐漸邁向正常化。美國發動的越南戰爭于1975年徹底失敗后，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泰越兩國軍隊在泰國東北部地區邊境爆發武裝沖突。泰國克立·巴莫政府擔心越南出兵入侵泰國東北部地區，再加上泰國政府感覺到美國對中國態度的巨大轉變，因此于1975年6月正式訪問中國，中泰雙方于7月1日簽署《中泰建交聯合聲明》④。

　　中泰建交后，泰國并不完全信任中國，泰國政府在國內仍然強硬地打擊共產主義活動，導致中泰兩國在建交后雙邊關系較為冷淡。泰國軍隊于1977年設立戰略研究所(Strategic Research Institute，SRI)，隸屬于泰國國防大學，并于2009年泰國軍隊機構調整時更名為戰略研究中心(The Strategic Studies Center， SSC)。戰略研究中心的工作是搜集各國戰略情報，評估其對泰國國家安全的影響，為泰國政府和軍方提供國家安全方面的建議，以及加強戰略和國家安全領域的學術交流活動。SSC是泰國長期關注中國國家發展戰略和軍事動態的研究機構，目前與中國軍方和政府智庫機構保持著良好的關系。

　　中國改革開放后，泰國對中國的態度迅速好轉，中泰兩國經貿合作迅速升溫，泰國對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各方面信息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泰國為加強對中國及其他鄰國如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的外交情報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將DVIFA的附屬研究機構剝離，于1987年成立國際研究中心(ISC)。ISC是獨立的外交智庫機構，對中國政治和外交政策進行了大量的針對性研究，并負責與中國外交機構和國際關系類智庫建立合作和網絡。ISC直到20世紀末期都較為活躍，但隨著東盟合作逐漸密切及中泰兩國良好關系常態化后被雪藏。直到2019年，泰國外交部重啟ISC，主要負責對國際事務、各國外交政策、國際法和地區組織的研究，其中包括對中國政治和外交政策及區域合作機制的研究，是泰國最主要的國際關系問題研究智庫，對泰國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政策有較大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