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國家治理現代化與制度建設相互耦合，制度建設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變量，而國家治理現代化又推動著制度的創設和調適，促使制度日趨成熟定型。國家治理現代化中制度建設的出場表現為制度創設發其端、制度調適啟其后、制度成熟總其成的周延邏輯，構成以引領方向為邏輯起點、提升效能為邏輯展開、支撐方案為邏輯終局的完整鏈條。基于理論至實踐的躍遷，可以從制度創設繪制全景圖譜、制度調適開掘獨特優勢、制度成熟擘畫前瞻藍圖等方面入手，來探索和尋求新時代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可行路徑。在堅守價值信念、傳承文明薪火和弘揚天下情懷由內而外的意義擴散中，進一步凸顯國家治理現代化中制度建設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和為世界謀大同的現實旨趣。

　　關鍵詞：國家治理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制度建設

　　作者：黃小軍

　　制度作為維持社會良性運轉的“基礎設施”和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公共產品”，歷來廣受關注。不論是諾思將制度理解為“人為設計的、形塑人們互動關系的約束”[1]3，還是亨廷頓把制度闡發為“穩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發生的行為模式”[2]12，都不約而同地揭示出制度的巨大威力。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系統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形成了一系列立場堅定、導向鮮明的重要論述。尤其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關于制度與治理的精準詮釋，不但以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的形式標識出國家治理現代化中制度建設的出場邏輯，更從新時代國家治理的高度統籌謀劃制度建設的可行路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國家治理現代化中制度建設的出場邏輯

　　制度建設具有多重維度的涵義指向，內在遵循著以創設制度為起點，經由制度的運行調適而展開，最終趨向制度成熟定型的發展理路，大致上可以劃分為制度創設、制度調適和制度成熟三個漸次轉換而演進的重要關節點。因此，國家治理現代化強調制度建設所引發的問題和思考是：制度創設的邏輯起點如何引領國家治理現代化穩定存續的前進方向，制度調適的邏輯展開究竟在何種程度上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際效能，制度成熟的邏輯終局又能否有力支撐起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中國方案?質言之，國家治理現代化中制度建設的出場邏輯，只有在對上述問題的回應中才能得到正確理解。

　　(一)邏輯起點：制度創設引領國家治理現代化方向

　　按照詞源學的研究范式，“制度”概念本身就包含和凝練著“建章立制”的動詞意義，其中的“建”“立”凸顯的正是制度創設的要旨。密爾在追溯關于政治制度的不同學說時，就曾將制度的“發明創造說”歸納為“有權選擇是否制作，以及怎樣制作或按照什么模式去制作”[3]2。這種對制度的解說雖然不能完整揭示制度的全部意義，但至少從側面論證了創設制度的可能性與必要性。馬克思對制度的解釋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將制度與國家共同置于階級沖突的視點與視界，“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4]187。顯然，按照馬克思的解釋，制度的產生與顯現脫胎于國家“秩序”，并包含著限制沖突、維護利益的創設目的。正如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進一步得出的結論，“一切共同的規章都是以國家為中介的，都獲得了政治形式”[5]。換言之，制度作為具有方向引導性、價值傾向性和利益約束性等內在屬性且呈現為“政治形式”的規范，都是以國家為中介的，而國家的統治階級依靠權力來創設相應制度，才能促使國家治理獲取合法性基礎。

　　進而言之，當國家治理出現傳統與現代的分野時，制度作為國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礎，理所應當地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轉向的力量來源。瓦爾馬認為“現代化過程的重要標志之一是制度的建立，而‘規劃’在制度的建立方面起決定性作用”，邁達爾則承認現代化理論帶有“價值前提”，其建構的現代化原則就包括“制定開發規劃”等要件[6]。從制度創設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相互關聯的歷史邏輯中加以考察，上述觀點可以得到更為深刻的闡證。20世紀美國現代化的卓越成績為世界各國艷羨，其制度根因很大程度上就來源于漢密爾頓、杰伊、麥迪遜等聯邦黨人對美國國家制度的精心設計[7]。與之相反，有學者認為，晚清與民國時期現代化轉向的相繼失敗實際上就是“中國國家治理的失敗，就是始終沒有建立起符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國家制度”[8]。相比較我們不難得出結論，制度創設與國家治理現代化方向之間存在著正相關的因果邏輯，制度創設直接導向并規制著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軌跡，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首要前提。正是在洞悉制度創設作為國家治理現代化重要驅動因素的認識基礎上，晚清和民國制度設計失敗的問題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制度創設中得到根本性解決。可以說，只有創設并砥定穩固的制度基礎，國家治理現代化才能始終延續正確的發展方向，保持迅猛發展的態勢。

　　(二)邏輯展開：制度調適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效能

　　制度作為國家維護秩序的創設物，必然涉及到制定后隨即面對的實踐境遇。如何在實際運行中進行合理調適，不僅是制度建設邏輯展開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確保國家治理現代化效能的關鍵所在。密爾在制度的“發明創造說”之后界定了另一種“現實生長”說，即制度“不是做成的，而是長成的”，“是從該國人民的特性和生活成長起來的一種有機產物，是他們的習慣、本能和無意識的需要和愿望的產物”[3]3。所謂“長出來”，在更大程度上便可以理解為制度由創設理念轉化為現實準則后，在外部環境中不斷運行調適的邏輯展開。更進一步講，科爾奈在論述制度范式時將馬克思尊奉為鼻祖，認為馬克思不囿于資本主義制度或其他體制某些方面的制度，而是在觀察其制度的總和后提供系統性的觀點，因而才能在分析前資本主義形態向資本主義形態過渡期間的社會轉軌時，實質上提出制度是如何變化的這一關鍵性問題[9]。而所謂“變化”，意欲凸顯的則必定是制度運行與調適的邏輯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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