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成都地名文化資源豐富，大致可以分為政治文化類地名、經濟文化類地名、社會文化類地名。目前，成都地名保護存在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制度缺失、地名文化遺產保護意識淡薄、“地名怪相”層出不窮的問題。對此，要完善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制度，加大地名遺產保護宣傳力度，讓地名文化遺產保護“有利可圖”。

　　關鍵詞：成都;地名文化;保護

　　一、地名文化遺產保護的背景

　　地名承載著人與環境的關系，蘊含著社會的記憶，是擁有地域文脈的無形地標，是居民意象中不可或缺的元素。[1]現代意義的地名不僅僅是一個地理坐標，還蘊含了城市獨特的精神價值，是固定區域內人們共同記憶的的重要組成部分。2007年，第九屆聯合國地名標準大會上，地名被正式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隨即越來越多國家開始重視地名文化遺產的傳承和保護。

　　成都是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其建城歷史可追溯至公元前4世紀，古蜀國開明氏遷蜀都至此。成都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座歷經2300余年，不更名、不遷址的城市。近年來，成都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許多傳統的街道或拆遷、或改造，一些承載著厚重歷史文化的街道名被新地名取代，街道地名變化的數量由1981年第一次普查時的1087條陡然上升至如今的2486條。因此，探討成都市地名文化遺產保護的現實困境及發展對策，對四川其他地區進一步提升地名管理工作水平，保護地名文化遺產具有一定借鑒意義。

　　二、成都市地名文化遺產概況

　　成都是一個地名文化資源的富礦。經年累月，地名見證了城市的發展變化，積累了厚重的歷史文化，具有豐富的研究價值。成都地名的來源呈現出多層次多方面的特點。

　　(一)政治文化類地名

　　明清兩朝，成都一直是四川的政治中心，因此，各大行政機關就成了地名命名的主要來源。比如清代的四川總督，因身兼“兵部尚書”“督查院右都御史”兩項職務，經常自稱本部堂、本部院，因此總督衙門所在地命名為督院街[2]。鹽道街因過去設有四川鹽茶道的官署而得名。在中國的古代社會，對于鹽、茶這兩種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的物資的流通，長期采用國家專賣的政策，在清代專門設立了四川鹽茶道這一機構負責統一管理鹽政、茶政和馬政，這在全國各省是唯一的一例。教練所街，因清末推行新政，仿照日本警察制度在全國設立警察，從日本留學歸國的四川警道周善培在簾官公所街成立了四川警察總局，并因在這里開辦巡警教練所而得名。

　　(二)經濟文化類地名

　　成都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繁錦之市，許多地名記載了成都的社會經濟發展，現在仍有很多以集市、場所命名的街道。比如鹽市口，是成都人公認的市中心，是成都東西南北通道的交匯點。清人在《竹枝詞》中寫道：“東西南北一城環，四條大街對四關。十字分開詳細算，東華門是正中間。”清光緒五年，這里開設了一家官鹽店。因為這里地處市中心，附近居民多來此買鹽而得名。暑襪街在清代有較多的毛皮麻布制品在此出售，但因為有織售暑襪(針織機生產出來的棉紗襪，又稱“洋襪”)的新式商店在此而得名。騾馬市因清代前期皇城中滿蒙八旗在此設立騾馬交易市場而得名。清代和民國初年，成都人一直保留著正月初六騎馬到騾馬市走一遭的習俗。因為古人認為正月初六是馬的生日。類似的地名還有很多，比如海椒市、牛市口、香巷子、席草田街、漿洗街等。

　　(三)社會文化類地名

　　成都反映人民生產生活文化的地名較多。有以景物特色命名的柿子巷，因街內有一棵柿子樹而得名。還有拐棗樹街、紅石柱街等。有以風物傳說命名的長發街，這里原是清代滿城中的一條長發胡同，出自《詩經.商頌.長發》中的“長發其祥”，是一種吉祥語。類似地名還有黃田壩、龍舟路等。有以居民特色命名的汪家拐街。清雍正年間，權臣年羹堯部下一位汪姓守備在此建立汪家花園和汪姓宗祠，成為這一地區最顯赫的人家而得名。類似得名還有焦家巷、馬家花園路等。有以雅語吉祥語命名的五福村(語出《尚書.洪范》：“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隆新街、東升街、年豐巷、大同巷等。有以往昔建筑命名的金陵路(抗戰時期，金陵大學搬遷至此)、東門街、金魚街等。

　　三、成都市地名文化保護現狀及存在的主要問題

　　成都市高度重視地名文化傳承與保護工作。2013年成都市文化局推出“喚起城市記憶，打造文化地標”互動活動，邀請本土歷史文化民俗專家講述老成都的故事，喚醒成都市民的地名文化記憶;2014年10月出臺了《成都市地名管理條例》，加快了地名管理的科學化、規范化進程;2015年編制了《成都市地名總體規劃(2015-2020)》，確立了全市“1+1+14”(中心城區+天府新區成都直管區+14個郊區市縣)的地名規劃空間框架，對歷史地名的變更實施嚴格的審查程序[4]。但是成都的地名文化保護還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一)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制度缺失

　　成都市地名管理借鑒了上海、南京等城市的做法，由成都市民政局牽頭出臺了《成都市地名管理條例》《成都市地名總體規劃》等相關條例，但是這些條例著重強調地名管理，而地名文化遺產傳承保護卻很少提及。這種“重管理，輕文化”的現象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外行管內行”的局面。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缺乏專業的、持續的具體措施，比如地名保護對象如何確定?地名文化的保護原則是什么?如何將不同行政區域內最能體現該地域歷史沿革、自然地理、文化藝術、城市職能等的關鍵要素提煉出來，為下層次地名規劃的編制提供系統的指導?已出臺的部分措施因缺乏可操作性而被棄用，地名文化遺產保護成了“一紙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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