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民主的本質，凝聚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人類政治精髓。評判民主的好壞標準不是民主形態，而在于民主形態是否契合于民眾意識，以及它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程度?，F代化催生的西方現代民主模式(2.0版本)在全球化進程中遭遇到空前的挑戰。在審視與反思西方民主基礎上，我國試圖以民生問題為突破口，把民主理想附著在民生這個社會結構的基礎上，以搭建一個全面升級的中國式民主政治理論框架(3.0版本)：一是體現了歷史演進與國際比較的統一，即中國式民主制度是人類政治文明演進、世界秩序重構等歷史和時代的產物;二是體現了政治性與學理性的統一，既有政治立場的堅定性，又有學理邏輯的自洽性與開放性;三是體現了價值建構與制度建設的統一，即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統合為理想圖景與制度依托的發展道路，使其既具有政治學的骨架，又具有社會學的血脈。

　　關鍵詞： 社會主義民主; 民生; 群眾路線; 精英治理; 中國共產黨

　　《民主與科學》雜志創刊于1989年，是面向知識界，以思想文化評論為主的綜合性刊物。國內外公開發行。

　　民主究竟是什么?它到底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正是這一連串的問題意識，倒逼著我們將民主這個政治視野的目標，帶回到社會科學范疇中，基于社會結構分析框架與基本方法來探尋民主背后隱藏的秘密;思考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治支配結構以及中國共產黨獨特的精神氣質是如何謀劃與架構我國民主制度的發展的;在歷史、世界與現實的三棱鏡中追問、考量、辨析與矯正現代民主政治的特征和機理，實現中國式民主制度的超越。其路徑是，借鑒現代民主思想，根植于中國國情與民族特征的縱深地帶，從民生出發，尋找民主的突破口，創建兼顧個體自主與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給人類政治文明提供新的民主發展方向。

　　一、 歷史演進與國際比較的統一：民主原初含義的喪失與回歸

　　迄今為止，關于政治體制與治理模式的探索，民主仍是人類歷史上最優的一種政治運作制度。“沒有一家重要的國際機構，將民主制以外的任何東西認作是公平合理的統治形式?，F代自由民主制享有如此威望，以至于今日的威權政客，為了合法，也必須上演選舉，寧可躲在幕后操作媒體。事實上，不但集權主義會從地球上消失，連權威、政治家也往往稱頌民主制”[1]。那么，民主是否優于其他政體?民主的優勢與弊端又是什么?現代民主的困境到底是什么導致的?民主何以在實踐中喪失了其原初的含義?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必須將民主放進人類歷史文明演進與世界秩序重構的統一中來思考。

　　(一) 民主的原初含義及其西方民主實踐中的兩難與背離

　　民主始于2000年前的希臘，其原始意義就是指“人民的統治”(即直接民主)，并成為主流民主觀念，成為一種民主常識，深入人心。從歷史角度看，古希臘純粹的民主制度(1.0版本)未及綻放，就被拋入歷史的沉寂。當前以美國為主體的現代西方民主并不是古希臘意義上的直接民主，而是混合政體的變種，它包含自由主義、代議制與憲政。而大眾視野中的民主，理論層面上傾向于關注民主的應然問題的政治哲學意義上的民主，從實踐層面上是指英美民主。因此，有必要考察民主發展的歷程，探索民主的流變，以區分民主的實質與形式。

　　1.民主概念的變遷。

　　民主是與廢除封建專制和絕對王權為前提，以人民主權為原則。其最初的含義就是“人民統治”。“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2]。如今“人民意志至上”，“人民行使國家的統治權”已構成民主的基本內涵。就此而言，當下的分歧不在于對人民主權的質疑，而是對如何實現人民主權的眾說紛紜，即在民主實踐中到底是公民直接參與民主抑或是實行代議制民主?

　　歷史上，民主實踐經歷了三個階段：發端于希臘的直接民主、近代英國君主立憲制和美國將其變種為“三權分立”為特征的美式民主。首先，古希臘純粹的民主充滿著理想主義的浪漫色彩，遭受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哲人的批判。蘇格拉底既反對依靠抽簽和選舉任命執政官，也對雅典的公民大會不滿，他認為國家治理需要的是擁有知識與美德的精英。“想要得到正確的判斷，要根據知識，而不應根據多數。”[3]“民主政治并不意味著人民的真正統治”，“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統治”[4]415。其次，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從羅馬開始的混合政體，它融合了君主制、貴族制與民主制三種主要成分。近代西方資產階級推翻了舊的封建統治，建立起資本主義民主制度。至此，起源于雅典城邦的公民參與民主難以適應資本主義框架內民主國家的治理要求。公民參與民主的原初含義逐漸被代議制民主所代替，因為“在面積和人口超過一個小鎮的社會里除公共事務的某些極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親自參加公共事務是不可能的，從而就帶出結論說，一個完善政府的理想類型一定是代議制政府了”[5]。最后，代議制民主，即一人一票。其民主過程由授權與限權兩個階段組成。一是授權階段，它是基于選舉程序的合法性，通過一人一票，來決定統治者的合法性基礎。二是限權階段，即公民的政治參與止于選票。它雖基于選舉程序的合法性，但不能保證選舉后公共政策制定的實施也合法。這種授權、限權功能使得代議制民主止于選票階段，即“選舉使公民有選擇公職人員的權利，但不能左右公共政策”[6]。因而，選舉“對民眾來說，他們只是一種象征性的安慰劑而已。”[6]因此，西方代議制民主的全部過程僅僅體現在選舉民主階段，致使民眾的政治作用逐漸降低，其對公共事務的影響卻很有限。結果依然是精英政治、官僚政治。

　　2.代議制民主制存在的合理性與西方代議制民主發展的困境。

　　首先，以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為底色的西方代議制民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F代國家的民主治理，事實上不可能由所有公民來決定公共事務。人民統治權在操作意義上來說，只能是無法成為現實的虛假理論。它必須通過一定的選舉形式產生政治精英來領導，代表人民治理國家。這就要求政治精英在治理國家的公共政策上必須代表民意、體現民意，其權力行使也受到人民的監督，且蘊含著法治、民主、福利等進步元素，以體現精英治國與民主政治的結合。因此，“代議制民主既不是純粹的精英治國，治理國家的精英由人民選舉產生，受民意制約;代議制民主也不是完全的民粹主義，因為人民并非直接決定國家的公共事務，而是由人民選舉的政治精英來治理國家”[7]。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有其進步的合理性。

　　其次，西方代議制政治宣傳與實際制度設置的錯位導致了民主發展的危機。一方面，這種錯位容易引發民粹主義泛濫，因為西方在意識形態上所追求的至高無上的民主價值訴求極易引致無限擴大的大眾民主，乃至拋棄精英主義色彩的代議制民主，實行人民直接統治的可能。而現代民主制度之設置卻排斥公民參與公共事務，僅僅是少數精英主導的代議制民主制。這種制度設置與其民主宣傳相抵牾，進而引發民主危機。另一方面，這種錯位常常引發代表性斷裂以及一系列民主困境。代議制民主，從理論維度上看，人民是主人，“選舉產生的政治代表只是人民的代理人，替人民說話，為人民辦事。”[7]但是在實踐中，政治精英們的承諾僅僅限于選舉，選舉過后，卻并不兌現承諾，呈現出代表性的斷裂狀況。換言之，西方代議制民主只是把人民主權的核心價值觀通過民主化選舉的中介形態，轉化為選民政治的“供給邏輯”[7]。公民一旦完成投票，就不再是主人了。這就如同盧梭所說的，“英國人民自以為是自由的，他們是大錯特錯了。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的期間，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后，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于零了”[8]。國家名義上來自人民，代表人民，實質上受精英、官僚的控制。加之，其權力約束機制主要目的是通過限制國家權力的作用范圍，來保證資產階級的合法性。

　　最后，西方代議制民主在理論上是政治精英與民主制度的結合，其實質是制定制度體系排斥普通公民的政治參與的寡頭統治鐵律。如何破解這種困境，以確保政治精英與民眾廣泛參與的民主價值耦合，以實現國家治理與公民參與的協調共進?首要的就是破解國家治理與民主政治的現實困境。

　　(二) 幾個相關問題之辨析

　　從理論上來說，中國現有的民主理論研究，無論是從研究范型、理論工具、方法路徑旨趣上，皆從源于西方的橫向移植，開始朝向本土化方向轉換。這種本土化，不僅是官方基于政治的考量，更是處在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學術發展的邏輯必然。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在置身于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之時，讓原本獨立存在的個體、民族、文化、制度乃至信仰等走進一個統一場域中，從世界和民族兩個維度來追問“民主制度的實踐形式是否是單一的?”“民主優劣的評判標準是什么?”

　　1.民主制度的實踐形式是否是單一的?從民主政治實踐發展史來看，不同國家，有著不同的民主實踐形式和民主特征。發端于希臘的直接民主源于其小國寡民的先天優勢;近代英國君主立憲制則源于近代英國民主理念與英國傳統政治相結合的產物;而美國由于沒有皇權的傳統，形成了以“三權分立”為特征的美式民主。如果說，任何政治制度的形成皆受制于其社會內部結構和外部環境，那么，內部結構則更為重要[9]。

　　從發生學的角度看，內生與外生是民主制度產生的兩種方式。內生是由于社會政治制度自然演化所致，是某一社會政治發展所使然。諸如西方自由主義民主是源于西方社會已經具備了發展自由民主的經濟條件、政治條件與文化條件，并以一系列制度和價值呈現的一種實踐模式。外生則是外在力量與社會內部政治交互作用的結果，是后發“民主國家”在缺乏一定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基礎上采取的一種嫁接式的民主。這種嫁接又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已經具備一定的國情基礎，加之外在力量的推進，而形成的一種溫和的、漸進的嫁接;另一種民主模式則是外在民主力量作用遠遠大于內部呼應力的情況下，生拉硬拽的一種突變的嫁接式民主，這是對民主問題過于理想化的一種簡單思維模式。較理想的民主嫁接當然是漸進的嫁接。“政治體制改革不是一件孤軍奮戰的事情，它既要求經濟、社會與文化諸領域的配套推進，更要求主體性社會力量的認同和參與，這是民主得以扎根的社會基礎。如果不能夠把政治體制改革置身于其他諸領域協調跟進甚至是先行的生態環境之中，即失去這些環境條件的配合，政治體制改革絕難成功。”[10]就此而言，現代民主實踐模式與內外環境的密切相關，在缺乏合適的社會土壤中長出來的自由主義民主，必然無效。民主條件比民主形式更為重要。如果不顧條件，不管非西方社會起點如何，強制推行民主轉型，那即便是采取了自由主義民主的國家(如俄羅斯、埃及等)，最終也難免重新返回到西方所說的威權主義狀態，甚至出現獨裁政權等無效民主現象，如印度、孟加拉等國家。

　　2.衡量民主優劣的標準是什么?盡管民主有基本的、普遍性的內涵，但并無固定不變的形式。因此，判斷民主的好壞，是內容而不是形式。民主意味著政治自由，意味著以選舉和協商形式的方式參與民主政治，意味著對于政治權力的制約和限制。優質民主的標準，主要看它為占人口大多數的弱勢群體或階級帶來了什么?；蛘哌M一步說，這種政治制度能否讓弱勢群體看到社會公平與公正，能否改變弱勢群體的地位，并逐漸強大?能否保障每個人能夠展開公平競爭?因此，判斷和衡量一種政治制度(當然包含民主制度)的優劣，關鍵在于是否秉持了民主本質精神并發揚光大。

　　3.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否是代議制?代議制民主是相對于希臘直接民主而言。它不是人民直接行使國家權力，而是由人民選出自己的代表，替人民行使國家權力。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本質上就是代議制度。這一制度機制的關鍵在于人民如何授權給代表。

　　首先，現代民主面臨著兩個難題：一方面，社會的復雜性使得政治精英治理和公民參與決策的協同共進難以實現。依據馬克斯·韋伯所言，現代理性社會必然趨勢是專家統治、官僚統治、精英統治甚至是寡頭統治，這與民主政治相矛盾;另一方面，如果堅持公民參與的民主政治，由于普通公民的知識局限，則會付出高成本低效率的代價，從而犧牲國家治理效能[7]。

　　其次，西方現有的議會和選舉民主形式是有缺陷的。一是民主僅僅止于選舉階段，即體現為幾年一次的選舉，與議會的最后表決。人民真正的政治參與無法體現。當然，西方以哈貝馬斯為代表的理論家試圖建構一種協商民主理論。他們認為民主的實質是公民廣泛討論形成的、合理的公共意志。在理論上主張延伸民主戰線，關注公共事務的辯論和討論，關注公民社會組織的政治壓力和創意，實現社會的自組織演化。問題是西方協商民主還只是一個理想，是改進民主的建議[11]，還遠未在實踐中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