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紅色話語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建設、改革實踐中逐漸形成的獨特話語體系，是中國共產黨宣傳政治主張、凝聚革命隊伍、標識政黨氣質、提出革命(執政)策略的重要文化符號。在福柯的“話語—權力”分析范式基礎上，對中國共產黨一大以來的黨代會報告中出現的紅色話語進行統計分析，發現紅色話語百年來經歷了以引譯傳播為主的醞釀期、本土化的開始、走向變型和極端、現代化的探索、大眾化的發展等發展階段;在其內容上則經歷了從“階級話語”向“公民話語”的轉變、從“外來話語”向“本土話語”的轉變、從“理論話語”向“生活話語”的轉變等。總結其發展規律，根本在于紅色話語能夠充分反映民眾的現實利益訴求、以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支撐、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合理借鑒與改造以及能夠根據社會形勢的變化而不斷推陳出新，使得紅色話語常講常新，成為當代中國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鍵詞：紅色話語;百年;演變;時代化

　　《新東方》(雙月刊)創刊于1992年，是由中共海南省委黨校、海南省行政學院、海南省社會主義學院主辦的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社會科學綜合性理論刊物，現已逐步成為我省黨政干部學習交流的益友，專家學者思想交鋒的平臺。

　　紅色話語的百年發展，正是一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尋求民族獨立解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奮斗史，反映了中國人民在長期的革命、建設、改革進程中的話語方式和話語內容，講述了中國是如何實現“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重大歷史轉變的偉大征程。從一大到十九大，紅色話語貫穿于中國共產黨歷次大會報告之中，成為中國共產黨尋求“文化根源”、探求“文化認同”的重要符號。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言，要“加強話語體系建設，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1]。對紅色話語百年變遷的深刻把握，有助于理解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理念、宣傳策略和意識形態管控能力，為當代中國文化建設和意識形態工作提供啟示借鑒。

　　當前紅色話語發展也面臨著諸多挑戰，一是紅色話語在進入和平發展年代后本身面臨著“后現代主義”的戲謔與解構，其權威性與崇高性受到質疑甚至挑戰;二是紅色話語的“極左”印記未得到徹底肅清，因此如何對紅色文化的邊界與范圍進行框定就顯得尤其重要;三是紅色話語的“空殼化”趨勢明顯，“被一種世俗主義、甚至是市儈主義的價值范式所沖擊，并且被暗中抽空了具體內涵，成為脆弱的、鏤空的儲物盒”[2];四是對紅色話語的時代化、現代化、大眾化理論闡釋不夠，無法與民眾文化心理、語言習慣、交往場景等結合起來，淪為了僅供頂禮膜拜的“佛龕神像”，被不自覺地邊緣化。因此對紅色話語進行詳細梳理、深刻分析，有利于自覺掌握紅色話語建構和傳播的機理，對于構建新時代中國話語意義重大。

　　一、何為紅色話語

　　要厘定紅色話語的概念，首先還是要回到紅色文化在中國的百年發展史中，把握紅色話語的實質與演變規律。目前學界普遍認為紅色文化是自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長期的革命戰爭、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歷史征程中逐漸形成的，反映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理想、信念、精神、價值，以多元多樣的文化形式來反映、記錄、傳承這一歷史過程和歷史影響的文化總和。該概念有如下規定：在時間上其上限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時，和官方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馬克思列寧主義”論調一致，其下限則無期限蔓延，主要指的是對于紅色文化的開發、傳承、利用、保護等。

　　在此基礎上理解紅色話語的內涵與邊界也就較為明確。“紅色”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一般代表著吉祥、喜慶、吉利、激情、斗志等，自土地革命戰爭開始，紅色就和中國共產黨及其革命畫上了等號，“紅軍”“紅旗”“紅星”……等概念相繼出現，在中國的近現代史上具有突出的政治意味，體現了無產階級政黨進行武裝斗爭和政治行動的政治理念與價值取向。自此“紅色”作為一種政治符號開始被大眾所接收認可，并在豐富的實踐中“紅色”被當為一種精神、一種信念、一種理想的表現符號。

　　話語一詞源于拉丁語“discursus”，而其動詞形式為“discurrere”，意味“到處跑動”。在現代英語和法語中，話語有“言談”“言說”之意，與其本意相距甚遠，但其內核“不受強制規則的約束”仍被保留下來[3]。話語作為術語首先應用于語言學，指的是超越或躲藏在句子、語言之上的部分，更多的指向一種詞語語境、位置語境和文化語境的語言過程。如“冷”一詞在不同語境下意義也千差萬別，如描述天氣則是說明溫度下降，如形容股市則表明股票大面積下跌，如形容人的性格則說明該人不易接近，等等。在進入20世紀之后話語概念從語言學領域拓展到歷史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哲學、政治學等領域，而其中獨樹一幟的要屬福柯，他實現了將話語分析從“話語—話語”到“話語—權力”的權力，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提出，“在任何社會中，話語的生產是被一些程序所控制、篩選、組織和分配的，它們的作用是轉移其權力和危險，應付偶然事件”[4]。由此話語分析轉向了權力范疇，對話語的分析實質上就是對權力奪取、維護、分配、監督等的認識，并且體現著權力運作中的個體關系。因此本研究以福柯的“話語—權力”分析范式為理論基礎，分析紅色話語背后的中國共產黨政治理念與行動策略，進而掌握其話語構建的基本規律，把握紅色話語百年來發展的內在理路。

　　紅色話語的內涵，亦可將其規定為：無產階級政黨在爭奪政權和維護政權的過程中所普遍使用的語言表達符號及其背后的文化語境、權力關系等，其形成與發展受無產階級政黨的階級立場、社會關系、意識形態、政治行動等因素影響，與一般的政治話語相比具有獨特的階級性。紅色話語譜系或語義場可主要分為四大類，一個是發生在政治行動或政治行為的語義場，一個是發生在政治組織或機構的語義場，一個是與革命建設相關的思想、觀念、理念等主觀意識的語義場，一個是與情感、態度、信念等個體品質的語義場。

　　二、紅色話語的歷時性考察

　　在統計歷次黨代會報告的過程中，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在黨代會報告的名稱和形式上均有所差異。其中，黨的一大至五大均采用“宣言”的方式公之于眾;黨的六大由于當時面臨嚴重的白色恐怖因而在莫斯科秘密召開，大會以內部傳閱告知的形式通過了《告全體同志書》，對當前主要形勢和主要任務進行了說明規定;黨的七大和八大則以《政治報告》代替，說明政治形勢與政治任務。黨的九大以后由時任黨的主席(總書記)在開幕式上所做的大會報告，成為黨代會慣例。因此本研究在具體分析過程中對多種報告名稱均以黨代會報告稱呼，以統一研究內容。為此根據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理論自覺程度，和對于話語建設的能力建設水平，將紅色話語主要分為以下階段，嘗試性對其發展演變特點予以把握。

　　第一階段：以引譯和傳播為主——紅色話語的醞釀期(黨的一大——五大)。“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5]。十月革命的勝利對當時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產生了強烈沖擊，一部分知識分子和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開始了紅色話語的翻譯與介紹，紅色話語自此發端。在李大釗兩篇文章《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中，“民主主義”“資本主義”“資本家”“勞工”“社會黨人”“階級戰爭”等詞語多次出現，較為原真性地介紹和宣傳了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此時的紅色話語本質上還是馬克思主義話語的中文翻譯。

　　在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較為系統和全面地將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引入中國，并在歷次黨代會報告中均有體現。在政治行為領域如“階級斗爭”“國民革命運動”“民族解放運動”“工農運動”等概念相繼出現，在政治主體或組織領域如“工會”“工人政黨”“幼稚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蘇俄的諸多概念在報告中反復出現，而反映政治思想或政治觀念的“政治路線”“階級利益”“封建性”等也在此涌現。以上紅色話語具有明確的指向，即在中國實現“國民革命”，“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通過話語的引入和準備，為無產階級爭奪政治權力奠定輿論基礎和社會基礎。在此期間紅色話語的源頭主要有三：一是原原本本將蘇俄的革命話語內容轉譯到中國，如李大釗在《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中大量采用蘇俄的革命詞匯;二是留學日本的學者將日本共產主義理念也介紹到中國來，例如有旅日經歷的陳望道就是在日譯本《共產黨宣言》的基礎之上而翻譯成中文的，在翻譯和措辭上也深受日本文化的影響;三是本土思想家和政治家為推動革命浪潮，也通過強調所謂的階級矛盾、突出階級意識來使暴力斗爭合法化，如“革命”“解放”等詞語，就是舊詞新用。

　　第二階段：本土化的開始——紅色話語的準備期(黨的六大——八大)。第一次國民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特別是放棄了“改良”“合作”等幻想，尋求在中國開展無產階級武裝革命的現實道路，因此必然要在社會輿論和話語體系上進行改造和創新。黨的六大由于大革命失敗及白色恐怖的的原因被迫在外海召開，但從黨的六大的會議報告內容來看，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紅色話語的本土化、中國化、民族化探索，在間隔11年的黨的七大，以及間隔29年的黨的八大后，可看到紅色話語趨向完善豐富。例如在黨的六大報告中“社會主義革命”“政治教育”“支部生活”“土地革命”“先鋒隊”“民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無產階級意識”“形式主義”等詞語大量出現，特別是反映中國共產黨尋求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團結工農等革命舉措的概念大量被創造出來，具有鮮明的本土特色。

　　話語不是權力的附庸，其一旦被創造出來并運用后，又會能動地影響權力的生成和發揮。在六大后中國共產黨已逐漸開始探索其獨特自身的革命目標和斗爭策略，因此其話語策略自然要發生轉變。在隨后的黨的七大和八大報告中，可進一步體現。在政治行動方面，“人民戰爭”“游擊戰爭”“民主改革”“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建設”“和平解放”“和平改造”“和平談判”等概念先后提出，反映了建國前后中國共產黨謀求執掌政權、穩定社會、贏取人心的政治主張和政治理念;而在政治主體或政治組織的稱呼方面，如“聯合政府”“新人”“國民代表大會”“工農聯盟”“富農階級”等概念頻繁出現，也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于社會各階級的劃分以及相應改造政策;與此同時在政治理念方面，如“三民主義”得到重新演繹，“為人民服務”成為新國家政府的宗旨，“宗派主義”“官僚主義”也相繼出現，成為新國家建設面臨的重要障礙;此時以“團結”“自愿”“穩妥”等相對開放積極的字眼頻繁出現，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積極心態。

　　第三階段：走向變型和極端——紅色話語的低異化期(黨的九大——十大)。在通過無產階級武裝斗爭的方式奪取政權后，中國共產黨狹義上的“政治革命”取得了徹底勝利，但作為“革命型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仍沿襲著“革命”的慣性，甚至于將“革命”一種生存狀態、一種價值追求[6]，因此就出現了“繼續革命”的呼聲。在此階段，紅色話語和政治話語同時走向了變型，成為個人崇拜和階級斗爭的語言符號。

　　此時紅色話語走向歧路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其本身成為了執政黨內部權力爭奪的話語工具，因此在具體的政治理念和實踐中都貫徹了其“極左”的指導思想，其建設性、發展性被政治性、階級性所取代。在政治行為方面，“革命風暴”“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專政”“階級斗爭”“革命大批判”“黨內矛盾”等政治運動頻繁上演;而具有強烈斗爭傾向的主體名稱也紛繁多樣，如“走資派”“資產階級右派”“資產階級司令部”“反動階級”“反黨集團”“革命委員會”等字眼顯得異常刺眼;與此同時，為強化階級斗爭而宣傳的思想主張也偏向極端和攻擊性，如“修正主義”“大毒草”“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資產階級唯心論”“生命線”等;而此時形容社會情緒的詞語如“偉大”“警惕”“猖狂”“義憤”也在文中多次出現，為黨代會報告渲染了濃重的斗爭色彩。

　　第四階段：現代化的探索——紅色話語的轉型期(黨的十一大——十四大)。長期的階級斗爭營造了中國近代史的浪漫革命歲月，也造就了紅色話語的斗爭性與殘酷性。在“四人幫”被粉碎之后，中國共產黨結束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工作路線，民眾對于紅色話語的認可與使用，也不再是通過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或政治教育，而是基于現實物質利益的滿足程度以及紅色話語對于時代問題回答的準確程度。因此在黨的十一大報告中，既可以看到紅色話語的登峰造極，也可以明顯看到紅色話語的“革命”成分正在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