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在對近年來中外學者有關中國電影史研究的爭論進行梳理的基礎上，追溯了中國學者所提出的主體性思想的源頭及發展，分析了跨國電影史和民族國家電影史兩大研究框架所蘊含的解構與建構的思路，并對如何建構中國電影史研究的主體性進行了思考。
關鍵詞：中國電影史研究;主體性;爭論;跨國電影史;民族國家電影史
《電影創作》堅持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嚴謹學風。
2014年至今，在中國電影史乃至整個中國電影研究領域，一個備受關注的中心議題就是國內外數位學者就中國電影史寫作和研究方法所展開的幾次爭論。這場爭論波及范圍之廣(中外多種學術期刊上刊登了30余篇討論文章)、參與者之多(先后有約二十余名中外學者參與進來)、延續時間之長(前后達三四年)，為近年來海內外的中國電影研究界所僅見。甚至可以說，這場爭論是1978年至今40年來，中國電影史學發展中影響最大、最重要的一場學術觀點大討論。本文將沿著此次爭論的方向，重新梳理并尋找“主體性建構”這一命題在中國電影史研究中逐步生發的歷程和意義所在。
一、爭論過程及主體性思想溯源
這場論爭源于《當代電影》雜志2014年第4期發表了魯曉鵬教授和中國農業大學李煥征副教授名為《海外華語電影研究與“重寫電影史”——美國加州大學魯曉鵬教授訪談錄》的對談。魯曉鵬對“華語電影”和“重寫電影史”等問題發表了一些觀點，認為“以往的電影史研究有一個支離破碎、凌亂的感覺，需要一個整合，重新寫電影史的理論框架要搭起來，不僅需要挖掘新的史料，還需要新的理論模式”，“‘重寫中國電影史’，就要反思傳統的國族電影研究模式”。[1]
文章發表后，《當代電影》雜志邀請幾位國內電影史學者進行學術上的回應，以期達成學術上的對話，于是就有了酈蘇元《平等對話共同推進——中國電影研究在國內與海外》，丁亞平《論中國電影史研究的嬗變及其新走向》，李道新《重建主體性與重寫電影史——以魯曉鵬的跨國電影研究與華語電影論述為中心的反思和批評》，石川、孫紹誼《關于回應“海外華語電影研究與重寫電影史”訪談的對話》等幾篇文章。均載《當代電影》2014年第8期。
在上述回應文章中，酈蘇元、丁亞平對魯曉鵬的觀點分別委婉地表示了不贊同，石川、孫紹誼在對談中傾向于支持魯曉鵬的觀點。李道新則不僅不認同魯曉鵬的觀點，還十分尖銳地指出魯曉鵬的“跨國電影研究”“內含著對‘民族電影’及其‘國家認同’的否定”，并堅持“不能以此來評判、指導甚至取代中國本土的中國電影研究，更不能以這種建基于歐美學術傳統的電影理論的‘先進性’為由，來度量、責備甚至輕慢已有自身學術傳統的中國電影史寫作及其不斷‘重寫’的努力”。他進一步指出：“在重寫中國電影史的過程中，也必須努力擺脫仍被西方文化理論所構筑的話語權威，重建中國電影及其歷史研究的主體性，并將一個多世紀以來的中國電影史整合在一種差異競合、多元一體的敘述脈絡之中。”[2]由此，直接導致接下來持續了數年的爭論。
表面上看，這次論爭圍繞“華語電影”這一概念展開辨析，但實際上，“跨國電影研究”和“中國電影史研究的主體性”才是論爭的兩大關鍵詞和焦點所在。其中，尤以“中國電影史研究的主體性”為爭論的核心而被反復提及。從歷時性的角度來考察，此番以李道新為首的中國本土電影史學者對中國電影史研究中主體性的強調，并非空穴來風，而是由來有自。
以其他學科為參照，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國的文學界和史學界就曾先后掀起過關于“文學主體性”和“史學主體性”的討論。張英進就曾將此次爭論跟之前文學界的相關爭論相聯系。實際上，“從1985年開始的關于文學主體性問題的大討論是新時期最重要、影響面最廣的文學論爭之一。它最先從哲學界開始，涉及美學、文藝理論、文學批評、音樂美術、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有大量的理論家、知識分子、作家、學生參與到討論中區，截止到1991年，就有400余篇相關論文發表，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3]
近年來，對西方理論和研究方法的批判性反思也再次成為中國學者的共識。例如，在文學界有人提出：“中國立場、中國觀念，是在跨文化交流的層面上，借助他者(外國文學)看自身文化發展的時空向度，以展示出我們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念及其演變軌跡，關注點是中國當下的社會發展以及與傳統文化比較的參照系，借此建立一個學術史研究的公共文化空間。”[4]在歷史學界，有學者認為：“中國歷史發展的理論應建立在中國歷史實際的基礎上，而非套用西方經驗的模式。”[5]在美學界，有人呼吁：“需要用一種不同于西方的、其自身特有的研究方式。這么做主要是要樹立中國美學思想和智慧的主體性與自主性，真正實現中國美學史研究的本土化。”[6]在漢學界，葛兆光指出，外國的中國研究的“問題意識、研究思路乃至方法常常跟它本國的、當時的學術脈絡、政治背景、觀察立場密切相關。”“一看到西方的新方法、新理論，經常會有一種震懾感，于是無法在平等的平臺上彼此對話、互相批評。”鑒于此，他提出了“批評的中國學”，“就是希望推動一種能夠跟海外中國學真正互相理解和對話的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