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數字人文對檔案資源的高包容度及其分析與展示等技術的多樣性，為檔案資源開發提供了轉型契機。文章在分析數字人文指導檔案資源開發現實依據的基礎上，構建了一個以檔案館、數字人文研究團隊和社會公眾為主體，以檔案材料的多重脈絡解讀，人、物、事關系網絡揭示和社會記憶建構為目標的合作開發模式，并指出應通過專題檔案開發試點、項目委托和任務眾包來促進模式的具體實現。

　　關鍵詞：數字人文;檔案資源;合作開發

　　《檔案春秋》雜志由上海市檔案局主管、上海市檔案館主辦，是一本以豐富的檔案信息資源為依托，以滿足廣大人民群眾對檔案信息的知情權為服務宗旨，充分展示檔案與社會、歷史、人生密切聯系的綜合性檔案文化月刊。

　　我國長時間的數字檔案資源建設，為公眾利用檔案資源創造了便利的條件。但就目前來看，數字化僅改變了檔案資源的存在形態與保存場所，尚未達到對其內容的深度挖掘和價值的充分實現。檔案資源的深度開發意味著檔案材料的粒度從文件級轉變為數據級，從信息單元轉變為知識節點，完成數字化的進一步延伸與拓展。數字人文是一個將現代計算機與信息網絡技術應用于傳統人文研究而產生的新型跨學科領域，能為傳統人文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法與范式[1]，并在根本上改變人文知識發現、注釋、比較、引用與展示等的方式[2]。數字人文以人文研究中的問題意識為導向，通過計算機技術與數據處理技術等，一方面幫助人文學者從資料查找與標注等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為人文學者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多維與差異化視角，在定性與定量研究中取得平衡與突破，并從中發現新的問題。數字人文與檔案資源開發有著內生的契合度。與此同時，隨著互聯網技術及科研眾包的發展，科研活動的主體不再僅僅局限在具有專業素養的科研人員上，擁有多元、異構且廣泛的群體智慧的社會公眾也逐漸參與到科研活動中來[3]。如何在我國既有的數字檔案資源基礎上，綜合考慮內外部環境，將檔案館、數字人文研究團隊和社會公眾協同一致，構建檔案資源合作開發的可行模式，是本文意在探討的問題。

　　1基礎支撐：數字人文指導檔案資源開發的現實依據

　　1.1檔案資源深度開發的切實需求

　　我國檔案資源開發工作正穩步推進，但仍處在較為初級的階段，以檔案文獻匯編為主的開發形式，不僅內容不夠豐富[4]，而且知識體系的深度也有所欠缺。這種傳統的資源開發模式難以滿足社會公眾的資源與信息需求，更不利于檔案價值的充分實現。數字人文運用數字技術對人文文獻資源進行整合、組織和利用，通過概念模型的構建、內容映射與轉換，呈現新的知識體系，實現資源的深層次開發與利用[5]。借助數字人文技術，將粗粒度的檔案信息轉化為細粒度的知識單元，并優化重組，可以以更直觀的方式深入挖掘檔案資源中隱藏的信息。數字人文的研究結果，既能快速給出海量文獻中存在的各種關聯，達到“望遠鏡”的效果，也可以幫助發現各類細節和不易察覺的蛛絲馬跡，達到“顯微鏡”的效果[6]。

　　1.2數字人文理論與技術體系的不斷成熟

　　“數字人文”概念自2001年提出距今才短短十余年，就已在人文學者中產生了熱烈反響。雖然學術界至今仍未能給出“數字人文”的明確定義，但“數字人文的主要范疇是改變人文知識的發現、標注、比較、引用、取樣、闡釋與呈現，實現人文研究與教學的升級和創新發展”[7]的觀點獲得了大多數學者的支持。數字人文的技術也處在不斷發展完善的過程中，它包括數字化技術、數據管理技術、數據分析技術和可視化技術等，共同構造數字人文的資源基礎、服務系統、應用平臺、直觀形象與交互環境[8]。現有的數字人文技術基本能實現人文材料分析結果的立體多維展示，為研究者提供更為開闊的視野。

　　1.3國際檔案領域數字人文項目普遍開展的示范效應

　　國際數字人文實踐發展較早，初期是以“人文計算”的形式存在，主要關注人文領域的文獻計算機索引編制、文本編碼標準化等[9]。隨著計算機技術的進步和人文研究者視野的逐漸開闊，國際檔案領域數字人文研究呈現出多樣化的態勢，開始涉及音頻、視頻、地圖檔案等。如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的數字音樂實驗室項目(Digital Music Lab)通過分析音頻、得分及其元數據，以開發用于探索和分析大型音樂收藏的研究方法和軟件基礎設施[10]。美國康奈爾大學的“說服性地圖”項目(Persuasive Cartography)通過預言、諷刺和繪畫作品等在地圖中投射說服性觀點[11]。目前，全球已成立數字人文研究中心的180余所高校的研究項目大部分都與檔案相關。國際檔案領域數字人文實踐的普遍開展為我國檔案資源的數字人文開發提供了寶貴經驗。

　　2要素分解：檔案資源合作開發的主體及其關系

　　數字人文視域下的檔案資源開發涉及檔案館、數字人文研究團隊和社會公眾三個主體，為充分調動三者的積極性使之協同有序，有必要明確各自的責任和定位，并理順三者關系。

　　2.1檔案館

　　檔案館作為一個區域、國家乃至民族文化遺產與記憶的主要保存場所，擁有豐富的檔案館藏，是官方指定進行檔案資源開發的機構。據統計，近5年(2013—2017)來，我國綜合檔案館館藏檔案從42454.5萬卷(件)增至65371.12萬卷(件)[12]，這些數量龐大且涉及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檔案資源是進行數字人文研究與開發的寶貴資源。目前，檔案館在檔案資源的數字化保存與編研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取得了相應的成果，但對資源的開發并未深入到內容層面，細粒度的知識組織與關聯尚在探索之中。事實上，檔案數字化將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持續，但長期停留在檔案資源開發的初級階段，不僅不利于檔案價值的實現，還會使檔案館逐漸喪失深入開發的主動性。

　　檔案館在合作開發中的具體職責包括：(1)制定統一的檔案數字化、數據化加工標準，元數據著錄標準和數據編碼標準等。(2)按照特定主題，整合已形成但分散的檔案資源，避免重復建設;遴選特色檔案資源以備開發。(3)構建檔案資源開發利用平臺，以開發出滿足用戶需求的信息產品。(4)開展檔案工作人員培訓，使其適應新的信息技術環境。

　　2.2數字人文研究團隊

　　此處將開發主體定為數字人文研究團隊而不是數字人文研究機構主要是出于實踐開展靈活性的考慮。一方面，一些對數字人文有興趣且進行過實踐探索的人文學者雖然并未加入相應的數字人文研究機構，呈現單兵作戰的狀態，但實力不容小覷;另一方面，檔案資源不同于文學、藝術作品的特質，要求數字人文研究者對相關內容的熟悉與理解達到一定的程度，因而需要對數字人文研究機構中的既有成員進行靈活調整，必要時吸納新的成員以形成新的研究團隊。在這種理解下，無論是現有的數字人文研究中心，圖書館的數字人文工作坊，還是特定科研機構，都可根據實際情況自由組配，形成數字人文研究團隊。

　　數字人文研究團隊的具體職責包括：(1)形成明確的問題意識與檔案資源開發工作整體預期，并圍繞問題組織、處理相應的檔案資源。(2)提供技術支持，將掌握的技術手段運用到檔案資源開發過程中并構建檔案資源開發利用平臺。(3)根據研究主題和數據的需要，引入相應的數據處理與分析工具。(4)提供貫穿合作周期的項目管理，以保證項目的順利進行并取得良好成效。

　　2.3社會公眾

　　隨著科學傳播范式的轉變，原先的知識普及、公眾被動接受的科學模式已逐漸演變為公眾參與并設計科學的新范式[13]。2014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檔案工作的意見》就提出“規范并支持社會力量參與檔案事務”;而我國檔案面向全體社會公眾開放，也意味著公眾有權參與到檔案資源的開發中。檔案資源的數字人文研究相較于傳統的人文研究，需要進行大規模樣本采集與海量計算，單憑機器自動處理和團隊成員間的協作，難以應對如此復雜的工作，群體智慧或將有助于其取得突破。

　　社會公眾主要承擔協作式檔案信息分析和輔助式研究開發工作[14]，既包括分類、編目、標引、糾錯等初級工作[15]，也包括主體匹配、語境化和數據管護等具有一定挑戰的內容[16]。雖然檔案資源的數字人文研究與開發面向所有公眾，門檻也較低，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開發團隊可能會根據公眾對檔案本身的了解程度與認知能力進行一定的篩選，或者通過競賽的方式對公眾貢獻進行排序，以保證研究成果的質量。出于資源整合與提高效率的考慮，檔案資源開發利用平臺也即公眾參與的平臺，參與開發后，作為利用者，公眾也可對開發成果提出反饋意見，以進一步完善開發流程。

　　2.4主體間關系梳理

　　多主體同時存在的情況下要保證檔案資源合作開發的有序有效運行，必須先明確各主體之間的關系。各主體間關系如圖1所示。

　　檔案館與數字人文研究團隊是檔案資源開發的主力，它們是溝通。數字人文研究團隊擁有相對領先的技術優勢，且其團隊成員來自不同的學科，具有長期從事相關研究的經驗，因而能為檔案資源的開發提供創新視角與技術支持;檔案館掌握著數量龐大的檔案資源，是數字人文團隊進行檔案資源開發的堅實后盾。同時，檔案館中的專業人才可通過融入數字人文團隊成員的開發過程，將相關理念與技術引入到檔案館，促進檔案館檔案資源開發能力的提升。

　　社會公眾處于檔案資源開發的次要位置，對檔案館和數字人文研究團隊的工作起輔助作用。公眾承擔檔案館或數字人文研究團隊在眾包平臺上發布的任務，在一定的激勵機制下貢獻自己的智慧，檔案館或數字人文研究團隊接收眾包分析的反饋后，對結果進行匯總或遴選，并根據需要及時調整分析思路或方案。有意愿參與到檔案資源開發的社會公眾往往對相關的檔案知識有所了解，在輔助開發的過程中能實現自身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