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文獻綜述的研究方法，在對我國檔案學基礎理論的研究現狀進行梳理的前提之上，指出目前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存在內容表面化和問題混淆、選題脫離實際與論者功力不足、文獻來源單一及研究方法匱乏等問題，提出我國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必須重視學術成果及其原創性、學科體系和學術共同體、重視學術評論和研究方法。

　　關鍵詞：檔案學理論研究學術評論

　　《檔案記憶》(月刊)(原：湖北檔案)，創刊于1986年，由湖北省檔案局(館)主管主辦。1986年下半年改名《湖北檔案》，2016年2月更名為《檔案記憶》。雜志是一份開發檔案信息資源，走進大眾日常生活的文化月刊。

　　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也是新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騰飛的70年。為展示70年來新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烘托學術界百家爭鳴的良好氛圍、勾勒各學科研究的前景與發展趨勢，《黨建》雜志網絡微平臺推出《思想中國》欄目，集中刊發《70年哲學社會科學學科發展回顧與展望》系列文章，按照哲學社會科學不同類別約請各領域專家撰寫文章，筆者忝列其中[1]。由于網絡文章的篇幅限制和組稿要求，許多問題沒有展開，有些意猶未盡。故借用《北京檔案》雜志一席之地對新中國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狀況表達一些個人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檔案學基礎理論的研究狀況

　　一般認為，所謂檔案學的基礎理論是區別于檔案管理應用技術、對檔案學領域中的基本理論問題進行高度的概括和抽象，是普遍性、規律性的總結和歸納[2]。這種理論在檔案學的研究中起著支撐作用：它可以是一座大廈的基礎，決定著大廈的高度和負荷;它更像生物的基因，左右著一種生物最終是成為大樹還是小草。因此，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關乎檔案學研究的前途與命運，應該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關注。

　　(一)文獻中的檔案學基礎理論線索

　　筆者以“主題=檔案學基礎理論”或者“題名=檔案學基礎理論”或者“v_subject=中英文擴展(檔案學基礎理論，中英文對照)”或者“title=中英文擴展(檔案學基礎理論，中英文對照)”為檢索條件，在中國知網查到涉及此類的文獻共922篇。其發布年份如下：

　　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大體呈逐年增長趨勢，但在2016年之后出現拐點;進入21世紀后，文獻維持在年均40篇左右，約占檔案學研究年均文獻量的十分之一[3]。這大體反映出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在總體檔案學研究中所占的分量及檔案學的研究態勢。如果剔除文獻中的一些名文不符的文章，真正研究檔案學基礎理論的份額還會降低。在這些為數不多的文章中，擇其要者包括了以下觀點。

　　王英瑋、周艷在《中國檔案》2003年第5期發表了《檔案學基礎理論的建設與發展》一文，對如何認識檔案學基礎理論建設和發展中研究成果的多樣性、統一性問題，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成果中有無至善理論的問題，檔案學基礎理論建設與發展的基本走向等問題提出了看法[4]。周耀林、朱玉媛、張曉娟、顏海、周路在《圖書情報知識》2009年第4期發表了題為《我國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的價值、存在的問題及發展趨勢》的文章，提出了我國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對檔案學科發展的活化作用、對提升檔案學科地位的促進作用、對檔案學應用理論的指導作用、對檔案工作實踐的推動作用”等四種價值表現，并指出了檔案學基礎理論原創性研究成果不多、對檔案學基礎理論深層次研究較少等六個方面的問題，從指導性、拓展性、創新性、交叉性等十大方面預測了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的發展趨勢[2]。

　　吳晨菁在自己的碩士論文《2006-2016年我國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的狀況與趨勢》中，指出了在檔案學基礎理論蓬勃發展的同時，也存在研究方法運用不均衡、跨學科研究協同能力較差、無效研究過多、缺乏學術思想創新、中外對比研究成果較少、研究人員發展后勁不足等問題[5]。此外，朱玉媛[6]、張煜明[7]、宗培嶺[8]、傅榮校[9]、何嘉蓀[10]等也發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見。從這些文章的內容和發表時間可以看出，我國檔案學界對檔案學基礎理論的研究相當重視且起步較早，體現出一種學術共同體的自覺。

　　筆者于20世紀90年代末跟隨王傳宇教授研讀檔案學基礎理論的博士學位，導師是從“學人”“學史”“學論”等三個方面指導我們學習的。這些內容，奠定了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的基本方向。

　　進入21世紀之后，我國以檔案基礎理論研究為內容的學術圖書出版物逐年增加。其中，包括了由筆者主持編修的《檔案學經典著作(叢書)》第一卷至第六卷。這部叢書收錄了19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10年代31位作者的30部作品，內容涵蓋1949年之前的13部“舊著”、中國臺灣地區的代表作、中國大陸地區的“學史”和“學論”部分，以及歐美檔案學的早期著作。

　　目前檔案學基礎理論的學術圖書除“學人”部分尚無系統專著以外，《檔案學經典著作(叢書)》第五卷[11]，即檔案學基礎理論的“學史”部分，收錄了吳寶康的《檔案學的理論與歷史初探》、李財富的《中國檔案學史論》、仇壯麗《中國檔案保護史論》和丁海斌的《中國科學技術檔案史》;《檔案學經典著作(叢書)》第四卷[12]，檔案學基礎理論的“學論”部分，收錄了陳永生的《檔案學論衡》、何嘉蓀、傅榮校《文件運動規律研究——從新角度審視檔案學基礎理論》和胡鴻杰的《化腐朽為神奇：中國檔案學評析》。

　　在此基礎上，由筆者主持的《檔案學經典著作評價研究》(17ATQ011)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并在鄭州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成立了“檔案職業與學術評價中心”，開啟了我國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的“組織行為”。截至2019年10月，該中心成員已經發表《檔案學經典著作評價研究》(17ATQ011)階段性成果十余篇[13]，不斷豐富著我國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

　　(二)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中的問題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說的是許多起步早的人并不見得領先于他者，馬拉松選手不在乎“輸在”起跑線上。我國檔案學研究的許多領域都存在這種上手比較快、結果不理想的情況，究其原因主要是沒有持續跟進的毅力和深入研究的能力。大家滿足于將口號當做結果，把激情視為能力。于是乎就出現了上述論者指出的問題。

　　1.內容表面化和問題混淆。早期的許多研究檔案學基礎理論的文章，大體遵循著基本情況、主要問題、未來設想的套路，你方說罷我登場，雖然沒有什么新奇，但也算“水過地皮濕”——沒有什么大的問題。至于這些問題背后存在的原因以及解決問題的路徑，那就留給后人去評說吧!如此一來，實際上是把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做成了夾生飯，將來誰也無法在這個“膚淺”的地基上建筑高樓大廈。筆者曾經比喻，有些研究者就像散養的柴雞四處刨食，乍一看范圍不小，卻沒有一處深入過。這種類似娛樂新聞的選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傷害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

　　許多論者將所有檔案學研究的問題都當做基礎理論去研究。比如，有一篇題為《近五年我國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進展》[14]的文章，內容涉及“公共檔案館的內涵、公共服務功能，價值取向;數字圖書館知識管理含義、內容及其實現策略;高校檔案學師資團隊的打造策略、研究生基礎課程設置改革及創新型專業人才的培養;檔案管理體制的特點、存在的問題以及改革的建議;檔案工作者素質核心價值觀的培養、需具備的素質及提升途徑”等內容，其中一些問題不屬于檔案學基礎理論的研究范圍。這種“廣種”的方式，勢必帶來“薄收”的效果。就像有些人“滿大街的認親戚”，結果等于沒有“親戚”。

　　2.選題脫離實際與論者功力不足。近年來，有些論者提出了一些十分有趣的想法。比如，有文章稱：“檔案情感價值是指檔案(客體)對人們(主體)所具有的情感方面的有用性”“在檔案服務中，應該培養檔案工作者情感意識，建立檔案與社會之間的情感聯系;認識檔案情感價值，重塑檔案工作業務環節”[15]，這種源于西方的后現代概念有其產生背景和思維脈絡，但是如果說用其“重塑檔案工作業務環節”可能言之武斷。我國的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應該植根于我國的實際情況，而非國外的只言片語。正可謂，“后有學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國之情，遠復不察歐美之實，以所拾塵芥，羅列人前”[16]，長此以往，這種脫離國情的所謂檔案基礎理論研究勢必成為學界和業界的笑談。

　　筆者始終認為，任何理論的狀態都是其論者學歷、經歷的真實表現。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中的許多問題之所以不能深入、無法展開，與其論者的學術功力不無關系。檔案學基礎理論代表著對檔案學的哲學思考，是理論體系中的“上層建筑”，僅僅憑借常規判斷和經驗總結是不易成就的。前述問題，無論是“表面化”“內容混淆”還是“脫離實際”都是論者學術功力的一種表現，即不能思考、不會思考、不敢思考。湯一介先生曾經自謙天資不夠，遺憾于沒有形成自己的理論(學說)體系。其實，許多像湯先生這樣的智者，都在用自己的行動激勵后人。作為一種相對“小眾”的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者，同運動員一樣并非大眾職業，其先天條件、規訓水平、技戰術素養和意志品質決定著其最終的成就。對于檔案學基礎理論的研究者來說，除了“人貴有自知之明”以外，沒有“提高素養”“勤能補拙”以及自己的后天的努力，只能出現與自身學術功力相當的研究成果。

　　此外，一些知名學者的文章水平多取決于其合作者水平，也是一種比較危險的傾向。

　　3.文獻來源單一及研究方法匱乏。包括筆者在內，大家已經習慣了以中國知網的論文為研究問題的文獻來源，將影響因子作為衡量文章的標準。因此，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就成為單一“原料”的結果。然而，檔案學理論，特別是基礎理論更多的是體現在學術專著當中。無論從研究領域、理論體系還是學術成就、文字容量，檔案學基礎理論專著都是學術論文無法比擬的。從目前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成果的參考文獻中就可以發現，很少有檔案學基礎理論專著被引用。有時即便出現圖書的注釋，也多為教材類普及性讀物。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的發展水平。

　　檔案學基礎理論成果的文獻來源單一，實際上就是一個研究方法匱乏的表現。檔案學基礎理論的研究方法匱乏，至少可以說明檔案學基礎理論的研究者尚不具備提升學術水平的渠道與手段。按照丁海斌教授的觀點，包括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在內的檔案學研究方法匱乏“究其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我們并沒有這方面的自覺認識，沒有一個倡導科學認識方法的‘運動’;二是研究隊伍的素質有欠缺，很多研究者沒有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研究方法不規范，甚至很多人不懂得什么是科學認識方法，缺乏學術規范意識和科學態度的現象較為普遍”。

　　雖然任何科學的研究方法都必須依附于特定的具體研究內容，但沒有科學方法也不可能成就科學的內容。如果說情報學界的研究成果比檔案學界有什么優勢的話，至少情報學界關注了被檔案學界長期忽視的研究方法。這就是許多情報學的研究成果更像學術論文的原因之一，也是檔案學界不太講究的失落之處。因此，缺乏科學方法的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很難出現神形兼備的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成果。

　　需要說明的是，檔案學基礎理論中存在的問題，并不是單一因素作用的結果。包括上述問題在內的列舉，應該被視為一個多維的空間。就像應該從內容、形式、效果等維度評價一部學術作品一樣，其中任何一個因素都是其他因素(維度)作用的結果[18]。此外，學術環境等因素也會對檔案學基礎理論研究產生一定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