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目的在于揭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社會關系的剝削本質, 而時間恰好構成反映資本主義剝削的重要范疇之一, 因此它理應成為理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的重要維度。馬克思一方面通過對“工作日”這一顯性時間尺度的分析, 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非人性、剝削性和實質從屬性;另一方面又通過“物化的勞動時間”這一隱性的時間尺度, 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關系所具有的物化本質、同一性邏輯及其內在自反性。最后, 馬克思以“自由時間”開啟了勞動解放的現實之路, 奠定了未來社會的財富衡量標準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現實基礎。

　　關鍵詞：　馬克思; 政治經濟學批判; 工作日; 物化勞動時間; 自由時間;

　　《黨史文苑》(半月刊)創刊于1981年，由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江西省中共黨史學會主辦。自創刊以來，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

　　在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批判理論中, 政治經濟學批判無疑占據著至關重要的位置, 關于這一點, 我們可以從他畢生最重要的著作《資本論》的副標題中領會到。正是基于“政治經濟學批判”, 馬克思才真正深入“歷史本質性的那一度”中, 從而揭開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本質, 并說明了其走向滅亡的內在必然性。在以往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研究中, 學者們大多圍繞“商品”“勞動”“資本”“貨幣”等基本范疇展開討論, 并形成了以下研究路向:一是以商品為視角, 遵循了從“商品的二重性”到“人的存在的二重性”、從勞動對資本的“形式從屬”到“實質從屬”的研究進路, 揭示人在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中的迷失與異化;1二是著眼于“勞動”范疇, 通過分析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剩余價值論”, 揭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規律和支配邏輯;2三是以“貨幣”為線索, 按照從“交換價值成為目的”到“中介物的獨立”再到“物的世界體系的形成”的線索, 揭示“貨幣拜物教”的形成與人的主體地位的不斷失墜;3四是立足于“資本”這一基點, 通過剖析資本的整個運動過程, 把附著在資本之上的種種“真實”的假象層層剝離下來, 最終撥開資本的迷霧, 還原人間現實的本來面目, 為人的發展找尋方向。

　　以上這些研究雖然深入, 但有時卻只能展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的某一方面, 難以實現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的整體性把握。而要想做到這一點, 就必須引入另一個重要范疇——時間, 因為時間作為人類生存、活動和發展的基礎性維度, 所有的經濟范疇都是時間的展開, 并可以從時間這里得到說明。如果我們仔細閱讀相關著作就會發現, 馬克思向來注重以時間為線索來揭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生產與經濟運行狀況。尤其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 馬克思更是以“工作日”“必要勞動時間”“剩余勞動時間”“物化勞動時間”“自由時間”等范疇向我們呈現了一幅資本主義社會運行的全景圖, 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兩個維度剖析了其展開剝削與壓迫的內在機理和秘密, 同時為人的解放和發展找到了現實基礎。以時間這一嶄新視角來把握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 對于我們深刻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 探尋未來社會的發展規律具有重要意義。

　　一、“工作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顯性尺度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就其內在旨趣而言, 透過社會生產過程和生產關系來批判資本主義制度應構成其核心題域。在對這一題域的說明與解答中, 時間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馬克思正是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與交換中涉及的“工作日”“物化勞動時間”等時間范疇的揭示, 闡明了資本主義制度所內含的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矛盾。而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時間尺度上, 最為直觀和顯著的便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工人受勞動時間剝削的闡發和批判, 故“工作日”構成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顯性尺度。在資本主義社會, 工人的勞動時間以工作日的形式表現出來, 它是工人一天“勞動時間的絕對量”。5在工作日中, 工人既要生產自身勞動力的補償價值, 又要為資本家創造剩余價值。為了謀取剩余價值, 資本家首先會從市場上購得工人的勞動力, 然后再通過調控工作日的長度及其內部劃分來實現剩余價值的最大化。通過對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作日的界限及其內部劃分的分析, 馬克思向我們揭露了資本主義生產的非人性、剝削性以及實質從屬性。

　　1.馬克思以工作日批判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非人性

　　在《資本論》第1卷中的“工作日”部分, 馬克思將工作日 (勞動時間) 分成了不同質的兩部分, 即生產勞動力價值的必要勞動時間和生產剩余價值的剩余勞動時間。資本主義社會中, 資本家作為人格化的資本, 他們天生對剩余價值有著“狼一般的貪求”, 在這種境遇下, 工作日自然而然獲得了一個最低限度, 即它必須得超出必要勞動時間, 否則資本家將面臨無利可圖的局面。但與此同時, 工作日也有一個最高限度, 這個最高限度受以下兩方面因素的制約:一是身體界限, 因為工人一天中可以支配的時間只有24個小時, 它不可能全部被用于生產活動, 而必須留出一些時間用于吃飯、盥洗、穿衣等;二是社會道德界限, 因為除了生存必需品的滿足, 工人還得“有時間滿足精神需要和社會需要”。6然而, 無論是身體界限還是社會道德界限都不是被限定死的, 而是具有很大的彈性, 因此, 工作日本身并不是一個不變量而是一個可變量。正是因為工作日是可變可控的, 所以如何最大限度延長工作日, 以及最大程度提高工作日期間的勞動效率就成了資本家們持之以恒的追求, 為此他們會采取各種手段來突破工作日的身體極限和道德極限, 從而把工人拋入一種非人的生存境地之中。

　　當資本家從市場上購買來勞動力之后, 為了獲得更多剩余價值, 他首先想到的是盡可能延長工作日的絕對量。資本家會盡可能地擠壓工人的生活時間以降低勞動時間的非生產性損耗, 他們“零打碎敲地偷竊”工人的吃飯時間和休息時間, “這里撈一點時間, 那里撈一點時間”。7即使是這樣, 依然無法滿足資本家對剩余勞動時間的渴求, 因為他們所希望達到的目標是在一個晝夜的24小時內都占有勞動, 于是工作日最終突破了自然日的界限而延伸至夜間。可是, 對于任何一個普通勞動者來說, 他都不可能不眠不休、夜以繼日地為資本家提供服務, 在這種情況下, 換班制度便產生了。資本家通過讓不同的勞動力在白天和夜間實行無縫銜接地輪流工作, 從而擦去晝夜的界限, 實現對工人無休止的榨取。工作日已然被延長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不僅如此, 當工作日的延長碰到了客觀自然條件的限制時, 資本家們又謀劃出另一套方案, 即通過提高工作日中工人勞動強度的辦法來達到“相對”延長工作日的目的。在這一過程中, 工人勞動時間的“外延量”雖然沒有發生絲毫改變, 但其“內涵”和“密度”卻大大提高了, 因為只有讓工人在相同的時間內以更多的勞動消耗生產出更多東西, 才能補償資本家因無法延長工作日而減少的剩余價值。隨著勞動強度的一步步提高, 工人的肌肉和精神也同機器的運轉一起加速消耗、加速磨損, 由此所造成的后果無疑是工人身體的嚴重透支和健康的嚴重損害, 導致他們不得不將原本就十分有限的工作日以外的時間更多地花費在勞動力的恢復上, 以便能投入新一天的生產過程中去。這也就意味著, 工人的非勞動時間實際上也被卷入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之中, 成為工作日得以不斷實現的預備期和附屬物。

　　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工作日的界限及其內部時間分配狀況的分析, 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創造財富的過程實質上“就是剩余勞動的吮吸”, 8而這一切又都是建立在盜竊工人勞動時間的基礎之上的。在這種情況下, 工人的所有時間都只是作為可供資本吮吸的勞動時間而存在的, 而他們自身則和單純的生產資料全然無異。工人既沒有時間呼吸新鮮空氣, 也沒有時間接觸陽光, 更別說可以用來休息、娛樂、教育、交往以及履行社會職責、參與公共事務、自由施展體力和智力的時間了。由于工人用來正常活動和發展的時間基礎被徹底剝奪了, 從而導致他們的生命陷入一種極度疲乏和萎縮的狀態, 甚至出現提前衰老和過早死亡。雖然工人階級為了爭取合理的工作日展開了一系列斗爭, 當時英國也制定了一系列的工廠法來強制縮短工作日的時間, 但法律始終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 資產階級只是想實現統治的穩定, 并無從實質上改變工人階級勞動狀況的意圖。于是, 英國的工廠法也只是流于表面形式, 它的內容貧乏、修改與推廣時間過長、執行力度差, 工人階級仍然處在一種非人的勞動與生活狀態之中。

　　2.馬克思以工作日批判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剝削本質

　　當馬克思揭露了資本家肆意沖破工作日的界限并提高勞動強度的事實后, 他又做了進一步的思考和追問:資本家究竟是如何獲得這種權利的?他們之所以能這么做, 在其背后起支撐作用的是什么?對于這些問題, 資本家給出了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辭, 即他們是以商品交換規律作為依據, 以公正的市場原則為基礎來購買勞動力的, 而勞動力一旦被購買就應該由其支配。這聽起來似乎有一定的道理, 但當馬克思對所謂公正的市場原則做進一步考察時, 其剝削的本性就立即赤裸裸地呈現出來了。

　　按照資本家的說法, 工人的勞動力是他們按照勞動力的“日價值”從市場上購買的, 而一旦他們購買了工人的勞動力之后, 工人在這一個工作日內就理所應當歸他們所有, 就該為他們做工, 這是對公平市場原則和契約精神的遵循和履行。與購買其他商品一樣, 資本家有權從買來的商品的使用價值中獲得盡可能多的收益, 因此, 他們完全可以延長工作日, 可以在一個工作日內最大限度地使用勞動力, 以便獲得更多的剩余價值。而如果將勞動力閑置在那里, 或者是讓工人利用他的可供支配的時間來為自己做事, 那就等于“消極地浪費”, 等于“偷竊了資本家”。按照這一邏輯, 資本家似乎有充足的理由來堅持他作為一個購買者的權利, 于是他們肆意將工作日延長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甚至恨不得把一個工作日變成兩個工作日。

　　面對資本家這種看似十分合理的獨白, 馬克思獨辟蹊徑地指出, 只要我們稍稍轉換一下視角, 即從工人 (勞動力的出賣者) 的立場出發來對問題加以重新考察, 就會發現資本家口中的所謂公平市場原則是根本站不住腳的。誠然, 對于工人來說, 既然他把勞動力出賣給了資本家, 就確實應該為其提供勞動, 但工人的勞動力究竟是被使用還是被掠奪卻不能混為一談, 它需要我們加以細細地思考和辨明。如果說在適當的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下, “一個正常工人平均能活30年”, 那么他每天從資本家那里獲得的勞動力價值就該是總價值的1365×301365×30。但現在, 由于受到資本家的過度壓榨, 工人一天內所消耗的勞動量是三天內都無法恢復的, 他們的身體也因此加速磨損從而使勞動力縮短到只能維持10年, 可資本家每天付給他的報酬卻沒有發生任何變化, 仍是其勞動力總價值的1365×301365×30, 而并不是1365×101365×10。這就意味著, 在長時間和高強度的勞動條件下, 資本家只支付了工人一天的勞動力價值卻使用了他們三天的勞動力, 從而在不知不覺中偷走了工人勞動力價值的2/3。由此可見, 資本家所依據的用來延長工作日的所謂公平市場原則對于工人來說是徹頭徹尾的不公平, 資本家通過商品交換規律所賺得的, 實際上正是勞動者在勞動時間上所損失的。

　　3.馬克思以工作日批判了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實質從屬性

　　通過對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工作日的分析, 馬克思使我們清楚地看到, 資本家之所以要窮盡一切辦法來延長工作日或改變工作日的內部劃分, 其目的只有一個, 那便是盡可能多地吮吸剩余勞動以便實現剩余價值的最大化。對剩余價值的追求分為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兩種不同的方式, 其在工作日這個時間載體上的表現形式也有所不同:絕對剩余價值生產依靠的是延長工作日, 相對剩余價值生產依靠的是改變“工作日中必要勞動與剩余勞動的劃分”。9從絕對延長工作日到改變工作日的內部劃分, 這一變化從表面上看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不斷自我調適與發展, 可實際上它所隱含的更深層次的影響卻是勞動對資本由形式從屬向實質從屬的轉變, 也就是使工人實質地從屬于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

　　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階段, 資本家主要是依靠延長工作日來獲取絕對剩余價值。在這種情況下, 勞動顯然是從屬于資本的, 因為工人將自己的勞動力作為商品出賣給了資本家, 勞動力就同其他生產資料一樣, 都只是作為資本家所擁有的生產要素而存在。但這種從屬尚且處在形式從屬階段, 它只涉及勞動在經濟形式上的規定, 即勞動與資本的社會關系, 并未涉及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勞動方式的變化及其給勞動者帶來的影響。因為勞動對資本的這種從屬關系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生前就已存在, 在資本主義社會初期, 生產方式并未發生實質性變化, 勞動過程也未發生大的改變, 只是成了為資本服務的過程而已。在這種形式從屬中, 雖然工作日被延長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工人也被要求盡可能地將所有時間都變為勞動時間, 但這并不只是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才出現的獨有現象, 而是一切私有制社會的通病。相反, 較之于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各種統治和從屬關系, 工人反而具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 至少在勞動力買賣的形式上具有“自由平等”性。

　　但當資本主義有了進一步發展時, 即從絕對剩余價值生產進入相對剩余價值生產階段, 也就是當資本家從絕對延長工作日到改變工作日的內部劃分時, 勞動對資本的形式從屬就發展成了實質從屬。相對剩余價值生產通過縮短必要勞動時間來相對延長剩余勞動時間, 從而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而要達到這樣的效果, 就必須提高社會的勞動生產率, “使勞動的技術過程和社會組織發生徹底的變革”, 10這就使勞動借以進行的方式發生了深刻變化, 獨特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出現了。對此, 馬克思分析道:“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以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為前提;這種生產方式連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條件本身, 最初是在勞動在形式上從屬于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自發地產生和發展的。勞動對資本的這種形式上的從屬, 又讓位于勞動對資本的實際上的從屬。”11

　　在這種實質從屬中, 工人首先同他在形式從屬中的境遇一樣, 喪失了獨立生產的地位, 因為工人的一切生產資料都被剝奪。但比形式從屬更為嚴重的是, 工人還失去了獨立生產產品的能力, 且生活更加貧窮困苦。由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采用的是機器大生產, 工人完全成為機器的附庸, 完全是作為“自動的機器體系的有意識的肢體”12而存在的, 他們從事的永遠都只是單調而重復的局部性操作, 只是作為整個勞動過程中的一個環節而存在。長此以往, 人在這種機械、麻木的生活中漸漸遺忘了自己是誰, 應該過什么樣的生活, 以及如何才能創造性地釋放自身所蘊含的巨大能量。此時, 雖然勞動生產率提高了, 必要勞動時間壓縮了, 剩余勞動時間相對延長了, 但工人卻已然喪失了包括經濟獨立性、勞動獨立性在內的一切獨立性, 完全從屬于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這就是為何工人遭受如此剝削和非人待遇, 卻擺脫不了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且當工作日中的必要勞動時間被不斷壓縮的同時, 工人所獲得的生活資料也相對不斷減少, 工人的生活變得愈發貧苦。

　　二、“物化勞動時間”: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隱性尺度

　　通過考察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工作日的界限及其結構劃分, 馬克思以直觀的顯性時間揭露出資本主義制度對勞動者的剝奪和生命的摧殘。但這種揭露還主要是停留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領域, 并未深入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之中。為了從社會關系的總體層面更加深刻、透徹地批判資本主義的剝削本質, 馬克思又從最基本的商品交換關系入手展開了對資本主義社會運行機制的剖析, 并最終發現了資本主義網羅一切、布控一切的秘密——“物化的勞動時間”。13與感性的工作日不同, 物化勞動時間是抽象的一般勞動時間, 它隱藏于商品的內部, 決定著商品的價值, 并使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交換關系成為可能。借助于物化勞動時間這一隱性的時間尺度, 馬克思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物的關系對人的關系的遮蔽與吞噬, 同時也廓清了這一物化的社會關系的發展邊界。

　　1.馬克思以物化勞動時間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物化本質

　　在《資本論》的一開始, 馬克思就鮮明地指出, 商品是構成整個資本主義社會財富的基本要素, 因此也是我們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起點。商品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結果, 兼有使用價值和價值雙重屬性。從商品的使用價值來看, 它是一個“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物”, 14而且這種有用性只有通過人的消費或使用行為才能實現。但對資本主義社會來說, 商品生產的目的并不在于直接消費, 而是為了交換, 因為只有交換才能使商品所包含的剩余價值得以實現, 才能為資本家帶來額外的價值增殖。那么, 在種類繁多的不同質的商品之間, 交換究竟如何才能達成, 又該按何種比例進行交換, 這成為資本主義社會必須著手解決的首要問題。

　　對于這個問題, 馬克思指出, 實現商品交換的關鍵是要將不同種類的商品統統轉化為某種共同的東西, 從而使它們之間只有量的不同而無質的差別。很顯然, 這一要求無法在使用價值那里實現, 因為使用價值所表征的只是商品的各種自然屬性——幾何的、物理的或者是化學的, 它們本身并不具備任何可通約性。那么, 除去使用價值, 就只能到商品的價值, 即凝結在商品內部的無差別人類勞動之中去找尋互通比較的依據了。馬克思指出, 商品之所以具有價值是因為有抽象的人類勞動凝結于其中, 且勞動量的多少直接決定了價值量的大小。而就勞動量本身來說, 時間構成了衡量它的天然尺度, 可以依據勞動所持續的時間, 即以小時、日等時間尺度來計算勞動量的大小。從這種關聯性出發, 只要將不同的商品先轉化為同一的勞動時間, 然后再以一定的勞動時間量去和其他勞動時間量相比較, 那么它們的自由交換便具備了可能性, 而交換的比例就是在其各自身上所實現的勞動時間量。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這種由商品轉化而成的勞動時間“不是處于運動形式, 而是處于靜止形式;不是過程形式, 而是處于結果形式”, 15是一種抽象的、靜止的、剝去了外在具體形式的“物化的勞動時間”。正是依托于物化勞動時間, 物與物之間的交換關系才得以可能, 勞動產品才最終成為商品, 資本主義才找到了可以通約一切的坐標。

　　在以物化勞動時間為通約坐標的資本主義社會, 每個勞動者都必須把自己的私人勞動產品拿到市場上去交換, 才能獲得自己想要的各種東西, 才能證明自己是社會總勞動的一部分。人們之所以使自己的勞動產品作為價值發生關系, 不是因為這些物都是同種人類勞動的不同物質外殼, 而是因為只有讓它們作為價值彼此等同起來, 才能使私人勞動作為人類勞動彼此等同, 才能使私人勞動獲得社會的性質。也就是說, 人的勞動的社會性是以物的交換的形式實現的, 生產者之間的關系不再表現為勞動過程中所發生的直接性社會關系, 而表現為他們之間的產品的關系和產品之間的社會關系。這樣一來, 人與人的關系就被物與物的關系所替代和湮沒了, 整個資本主義處于一種社會關系的物化狀態。

　　2.馬克思以物化勞動時間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體系的同一性邏輯

　　資本主義以物化勞動時間為尺度賦予了商品以交換價值的一般效用。但就實際的交換過程而言, 兩個不同的商品能否直接交換以及交換比例如何, 還受時間、地點以及商品占有者的需要等各種偶然性因素制約。面對這重重的阻礙, 到底怎樣才能讓商品作為交換價值一下子就和其他一切特殊商品直接交換呢?馬克思指出, 要想做到這一點, 商品首先得“和一個第三物相交換, 而這第三物本身不再是一種特殊的商品, 而是作為商品的象征, 是商品的交換價值本身的象征”, 16這個第三物就是貨幣。貨幣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化身, 關鍵就在于它是符號化了的物化勞動時間, “它代表勞動時間本身”。17作為物化勞動時間最為恰當的表達, 貨幣繼承并增強了物化勞動時間所具有的同一性力量, 它可以購買任何東西, 可以占有任何對象的一切特性, 因而具有“普遍的效用關系和適用關系”。18

　　伴隨資本主義社會分工的日益精細化發展, 勞動和產品的普遍交換已經成為每個人的生存條件, 與之相適應, 人和人之間的關系也越來越突出地表現在交換價值上, 越來越以貨幣的形式表現出來。為了獲得滿足自身生存和發展需要的各類物質資料, 每個人都必須將自己的勞動或產品轉化為交換價值的形式, 轉化為貨幣, 然后才能繼續以這種物的形式獲得對其他產品的支配權。也就是說, 不管個人以何種形式展開他的活動, 也不管他的活動產品具有何種特性, 這些活動以及活動產品都必須轉化為“物化勞動時間”的符號表達——貨幣, 如此才能自由地買賣。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就好比一個巨大的蒸餾器, 它將一切進入到里面的東西統統蒸餾成貨幣的結晶。而一旦產品以貨幣的形式表現出來, 它所具有的一切質的差別就全部消失了, 因為我們“從貨幣身上看不出它是由什么東西轉化成的”, “貨幣作為激進的平均主義者把一切差別都消滅了”。19可見, 作為物化勞動時間化身的貨幣具有使一切同質化的魔力, 它可以抹去一切人類勞動和勞動產品所具有的外在形式, 從而使世界作為同一化的世界而存在。

　　在資本主義社會關系中, 物化勞動時間借助貨幣的形式吞噬、同化著一切。一方面, 金錢關系成為統治社會生活的絕對的、唯一的關系, 從而把現實生活中的一切豐富內容和人的生命價值都蒸餾和還原為“交換價值”。由此一來, 人的生命活動所彰顯出來的豐富性、獨特性和個性統統都被抹平了, 從而降格為一般性的東西, 變成平面化的存在。不管個人的活動采取什么樣的鮮活形式, 也不管他的創造物具有何種特性, 它們最終都將被還原為貨幣這個漠視個體的一般社會存在物。另一方面, 這種“同一性”“總體化”的控制力量還表現在物化勞動時間借助貨幣的金錢關系具有了操控一切、扭曲一切和顛倒一切的魔力。一個人不管他是美還是丑、是善還是惡、是聰明還是愚笨, 只要他擁有貨幣, 那么一切美好的字眼都可以加諸其身, 因為貨幣是受尊敬的, 所以“它的占有者也受尊敬”。鑒于此, 馬克思尖銳地批判道, 在資本主義社會, 貨幣“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換, 從而是顛倒的世界, 是一切自然的品質和人的品質的混淆和替換”。20可見, 作為物化勞動時間代表的貨幣操縱著一切, 它把自然和人的品質都變為他們的對立物, 世間的黑成了白、丑成了美、卑賤成了尊貴, 總之, 一切都發生了扭曲和顛倒。

　　3.馬克思以物化勞動時間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自反性

　　在資本主義社會關系中, 物化勞動時間不僅表現為商品和貨幣的形式, 它還表現為能夠實現價值增殖的資本。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 資本“本身是被生產出來的, 本身是一定量的物化勞動時間”。21資本作為一種死勞動, 它可以從市場上購買到工人的活勞動, 并通過對活勞動的吮吸來創造出剩余價值。而剩余價值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的目標, 它實際上也只不過是工人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 “是物化的剩余勞動時間”, 22它的大小則“決定于一個生產階段中所物化的勞動時間”。23由此可見, 物化勞動時間既是資本運作的起點也是其終點, 資本的運動過程實際上就是以一定的物化勞動時間謀得更多物化勞動時間的不斷循環。

　　不過需要言明的是, 資本創造物化勞動時間的循環過程并不會無休止運轉下去, 因為在對物化勞動時間的追求中, 資本將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反面, 其內在的自反性也將最終一下子爆發出來。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物化的剩余勞動時間”, 資本的發展趨勢是采取一切手段來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一方面, 它會喚起科技和自然界的力量, 鼓勵發明創造;另一方面, 則會喚起交往和社會結合的力量, 實行科學管理。將以上兩方面的因素統統投入到生產中, 它們作用的結果將是以機器為主的“作用物”的力量逐漸取代人所耗費的勞動量以及勞動時間而最終成為財富創造的關鍵。隨著這種趨勢的不斷加深, 當達到一定程度時, 機器就會取代工人, 工人開始從生產過程的主要作用者變成監督者和調控者。也就是說, 當生產力發展到相當水平時, 財富的創造將不再取決于工人勞動時間的長短, 由此物化勞動時間也就無法再充當財富的衡量尺度了。但此時此刻, 資本主義卻依舊沉醉于原有的以物化勞動時間為標準的價值坐標中, 依然“想用勞動時間去衡量這樣造出來的巨大的社會力量, 并把這些力量限制在為了把已經創造的價值作為價值來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內”。24這樣一來, 矛盾便產生了:生產力的發展已經打破了原有的價值創造形式, 但舊的價值評價標準卻依舊在維持。更為確切地說,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再也不能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需要, 它最終只能被徹底摧毀, 并帶來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滅亡。

　　通過以上敘述,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 資本一開始出于對物化勞動時間的追求而迫切要求發展生產力, 但隨著生產力的日益發達, 它便開始違背自己的意志, 使得物化的剩余勞動時間不再是一般財富發展的條件, 物化勞動時間也就無法繼續成為社會財富的表達, 于是, 以物化勞動時間為基礎而搭建起來的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系統便走向崩塌。這就是資本本身所具有的自反性和內在超越性, 而物化勞動時間則構成了這一內在的自反性與超越性的深層動因。

　　三、“自由時間”: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價值尺度

　　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的考察, 馬克思使我們清楚地看到,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 工人正受到來自顯性的工作日和隱性的物化勞動時間的雙重控制。面對這種局面, 如何使人擺脫時間的雙重規訓便成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目的和旨趣。為此, 馬克思提出必須以一種全新內涵的時間——自由時間, 來打破勞動時間和物化勞動時間對人的強制與奴役。只有在自由時間里, 人們才能不受外部的干擾和強制, 才能自由自在地活動, 并最終走向自由全面發展。借助于自由時間, 馬克思為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與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指明了前進道路, 從而實現了其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完成和價值完成。

　　1.馬克思以自由時間開啟了勞動解放的現實道路

　　在馬克思的理論中, 自由時間指的是可供人們自由支配的時間, 它是全部人類社會時間中刨去勞動時間的剩余部分。與勞動時間不同, 自由時間并不是用于直接性的物質生產活動的時間, 而是在勞動之余供人們休息、娛樂和自由活動的時間, 因此它構成了實現人的自由的基石與載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 工人與自由時間是徹底無緣的, 究其原因就在于資本家在剩余價值的吸引下, 采用了各種手段將工人的時間統統變成了勞動時間, 從而使工人沒有絲毫可供自己安排的自由時間。在這種情況下, 工人們無時無刻不在資本家的奴役之下從事緊張而繁重的勞動, 因此, 勞動之于他們始終是強制的, “是令人厭惡的事情”。25也就是說, 在資本主義社會, 勞動不是人的本質力量的積極展現, 也不是給人創造幸福和快樂的過程, 恰恰相反, 勞動之于人的意義僅僅在于它是維持肉體存活的手段, 它簡直變成了一種詛咒, 給人帶來無盡的痛苦和折磨, 如果有可能的話, 人們會像逃離瘟疫一樣逃離勞動。

　　那么, 工人怎樣才能得到勞動解放呢?馬克思指出, 解放的關鍵在于自由時間的獲得, 在于自由時間的不斷生成和普遍享有。從自由時間的生成過程來看, 要想創造自由時間最為首要的就是縮減勞動時間, 而要想縮減勞動時間, 就必須采用更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機器化大生產, 提高生產力水平。隨著科學技術的應用在生產過程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 它所提供的巨大效率使得財富的創造越來越取決于“對人本身的一般生產力的占有”, 26而不再是工人剩余勞動的多少以及剩余勞動時間的長短。一旦剩余勞動不再構成一般財富發展的條件, 資本也就不能通過吮吸活勞動的方式來實現自身增殖了。這時, 以資本為基礎建立起來的, 以剝削和壓迫工人為主要特征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便走到了盡頭, 工人的勞動解放也就隨之成為現實。與此同時, 高度發達的生產力還將極大地縮短人類生產的必要勞動時間, 從而游離出大量自由時間以供人享有。

　　除了推動生產力發展之外, 自由時間的創造還取決于社會勞動的普遍化, 而這又將進一步推動勞動解放的實現。馬克思指出, 創造自由時間必須縮短工作日, 而“工作日的縮短的絕對界限就是勞動的普遍化”。27所謂勞動的普遍化是指讓一切有勞動能力的社會成員都無一例外地參與到生產過程中去。這樣, 一方面, 勞動的普遍化使所有社會成員都成為勞動者, 從而保證在一定的生產力水平下每個人所承擔的用于物質生產活動的那部分時間實現最小化, 那么在勞動時間之外可以自由支配的自由時間就實現了最大化。另一方面, 勞動的普遍化還為工人擺脫資本主義勞動的剝削和奴役創造了條件。這是因為, 在勞動的普遍化條件下, “任何個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產勞動這個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中所應承擔的部分推給別人”。28原來的有閑者 (資本家) 要和工人一樣勞動同樣多的時間, 他們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游離于勞動之外而靠竊取工人的勞動果實生存下去。一旦資本家無法將自身所必須承擔的社會勞動轉嫁給別人, 勞動自然也就不能繼續充當他們剝削和奴役工人的手段了, 勞動解放也就具備了現實可能性。

　　2.馬克思以自由時間確定了未來社會的財富衡量尺度

　　在資本主義社會, 物化勞動時間構成社會財富的衡量尺度。與之相對應, 財富創造的關鍵則在于赤裸裸地掠奪和強占工人的剩余勞動時間。這種財富創造方式將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分割成兩個完全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由于資本主義將社會財富的創造完全奠定在階級剝削和奴役的基礎之上, 這勢必會造成小部分資本家的富裕要以大多數無產者的絕對貧窮為條件, 整個社會財富的創造要以工人們的過度勞動和悲慘生活為條件。

　　針對資本主義以物化勞動時間作為財富的衡量尺度, 馬克思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這表明財富本身是建立在貧困的基礎上的”, 29并指出隨著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的不斷發展, 財富的衡量尺度將最終實現從物化勞動時間向自由時間的轉變。在馬克思看來, 機器的采用雖然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工人勞動強度的增加, 但這并不影響其本身作為一種“具有巨大效率的動因”而存在, 機器大工業發展的最終結果將是財富的創造越來越少地取決于勞動時間, 而較多地取決于科技的進步, 隨之而來的是生產和財富的基石將不再是人所完成的直接勞動, “也不是人從事勞動的時間”。30這就說明, 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時, 工人的活勞動最終不再成為財富創造的源泉。到那時, 占有他人的勞動時間已經再也無法形成或創造財富, 物化勞動時間也就不能繼續擔當社會財富的衡量尺度, 以“物化勞動時間”為坐標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就徹底崩塌了。

　　當資本主義制度滅亡以后, 資本和階級都將不復存在, 人的生產過程也將擺脫剝削和對立的形式, 到那時, 社會個人的需要成為人們必要勞動時間的尺度, 并且這一必要勞動時間由于生產力的高度發達而被縮減到了最低限度。如此一來, 在必要勞動時間之外, 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就被創造了出來, 這就為每位社會成員的自由發展提供了機會、創造了條件。在自由時間里, 人們完全根據自己的意愿和喜好來選擇活動內容、組織活動形式, 人的體力、智力以及各種社會屬性都能得到全面的確證和施展, 而在馬克思看來這才是真正的財富所在。正如他所指出的:“如果拋掉狹隘的資產階級形式, 那么, 財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換中產生的個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產力等等的普遍性嗎……不就是人的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嗎?”31由于自由時間恰好構成了人的自然力發展和創造天賦發揮的現實基礎, 所以在此意義上, 我們說獲得了自由時間也就意味著獲得了社會財富本身。循著這一思路, 馬克思總結道:到了未來社會, “財富的尺度絕不是勞動時間, 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32屆時, 自由時間將成為衡量社會財富的唯一標準, 一個社會以及該社會中的每個成員所擁有的自由時間越多, 就說明其越富有。

　　3.馬克思以自由時間奠定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基礎

　　在馬克思看來, 自由時間與勞動時間一同構成了人類社會時間的總體。但與勞動時間有所不同, 自由時間并不用于從事直接性的物質生產活動, 它是社會時間中去除了勞動時間的部分, 是供人們休息、娛樂和自由支配的時間。可以說, 自由時間的獲得不管是對個人的發展, 還是對整個人類社會的進步都是至關重要的。在這一點上, 馬克思說:整個人類的發展“無非是對這種自由時間的運用”, 其“前提就是把這種自由時間的運用作為必要的基礎”。33可見, 自由時間直接關系到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由此成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價值旨歸。

　　自由時間之所以構成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基礎, 原因就在于它既消除了人的發展的強制性因素, 又提供給人以廣闊的發展空間。首先, 自由時間消除了人類活動的內在必需與外在強制。馬克思曾根據資本主義生產活動的具體內容, 將工人的勞動時間分成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兩部分。在必要勞動時間里, 工人因受到自身生存發展需要的推動而必須勞動, 而在剩余勞動時間內, 工人又不得不為資本家創造額外的剩余價值而被迫勞動。總而言之, 工人在勞動時間內要么服從于自身的生存必需, 要么服從于外在的被迫強制, 根本沒有所謂的自由可言, 就更談不上全面發展了。而在自由時間里, 人們活動的目的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換, 既不是為了謀生, 也不是為了創造剩余價值, 而是為了“發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實踐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會的潛力”, 34是為了“造就他自己”。所以就人的活動過程而言, 它表現出一種深深的“屬己性”“為我性”和“自由性”。這樣一來, 人就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那種純粹自然主體和勞動主體中脫身出來, 一躍成為具有真正自主性、自為性和自覺性的社會主體。其次, 自由時間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自由時間作為可供人們自由支配的時間, 絕不是“無事可忙”的代名詞, 也不是“隨意打發、無所事事”的同義語, 它的意義在于給人提供了無限的機會和可能去駕馭那些“外部世界對個人才能的實際發展所起的推動作用”, 35使人培養和發展自身的一切社會屬性。人們可以用自由時間來休閑和娛樂, 也可以用它來從事各種較為高級的活動, 例如接受個人教育、參與社會事務、開展交往活動、提高智力水平以及從事科學和藝術創造等。通過這些活動, 人的身心得到了放松, 才華得到了展現, 潛能得到了激發, 個性得到了張揚, 能力得到了提升, 精神得到了滿足, 關系得到了豐富。總之, 人的一切獨特個性都在自由時間中得以生長和鍛造出來, 并通過不斷地自我更新、自我發展、自我完善以及自我超越最終成長為一個獨具一格、不可替代的全新主體。

　　正是由于自由時間培育了人之為人的一切社會屬性, 并把人的本質力量盡可能全面、豐富地調動和激發出來, 它才成為人的自由發展的現實基礎。在深刻領悟到這一點后, 科西克指出:“馬克思把自由問題與創造自由時間聯系起來是完全順理成章的。”36這就意味著, 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問題完全可以歸結為對自由時間的占有, 而人類占有自由時間的“長度”也就代表了他們實現自由全面發展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