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特別是隨著全球化導致的各國相互依賴水平的提高，尤其是經濟領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榮損與共局面的形成使各國不必過于擔心軍事威脅的隨時發生，而從長期的對抗中解脫出來，著手解決因對抗而貽誤的經濟社會發展時機，對地方政府的控制隨之相應減弱，甚至鼓勵地方政府走出國門，拓展國際利益。這大大促進了地方政府在經濟文化、環境保護、醫療衛生等所謂“低級政治”議題領域開展國際合作交流。

　　首先，國際體系結構穩定為地方政府國際拓展創造了有利的國際條件。國際體系與國內政治互動的一般規律顯示，“國際體系動蕩的可能性越大，國內行政權力就越可能趨向高度集中，反之，當國內領導集體對國際體系潛在穩定性的預期越強時，其就越可能采取向地方分權的政策。”冷戰結束后，兩極對抗的國際格局崩潰，國際體系走向多極化，人們對國際局勢的穩定性預期增強，從而使得因東西方對抗而關閉的邊界被打開，這大大擴大了地方政府的國際活動空間，促進了對外貿易與自由投資，那些曾經是冷戰前沿地區的軍事重地甚至成為次區域經濟橋頭堡。國際體系結構的穩定還促進了各國權力下放趨勢的發展，使各國中央政府權力高度集中的局面被打破，地方政府獲得了大量參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機會，國際化的程度越發提高，從而增加了地方政府開展國際可能性。

　　另外，由于國際體系結構走向多極化，全球安全結構由全面對抗走向相互依賴，時代主題由戰爭與革命演進為和平與發展，經濟文化交流合作成為后冷戰時代國際議題的主流。在兩極國際體系格局與東西方對抗的全球安全格局下，安全議程及避免國家之間發生武裝沖突尤其是大規模戰爭成為國際關系的首要議程，確保相互摧毀而保持勢力均衡是國家乃至國家集團的首要目標，因而追逐權力便是各國的最主要關注對象。為了增強國家的防御能力，各國都將大量的資源優先用于發展軍備，用于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資源相應減少。另外，受到傳統外交觀念尤其是秘密外交理念的制約，中央政府總是擔心地方政府國際交往破壞了的大政方針，地方政府并無參與國際合作交流的可能性。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宣告冷戰終結，盡管世界各地武裝沖突不斷，但是和平與發展已經取代戰爭與革命成為新時代的主題，各國安全焦慮得到了普遍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