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怎樣才能跨越公民與國家之間的距離呢?在這時代中，經常有人會以焦慮的口吻提出這個問題。他們覺得現代的國家越來越無動于衷，越來越不能滿足公民的需求與欲望，越來越受到自己內部的權力運作、官僚程序、或精英政治所左右。
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教授是當代西方有影響的哲學家、政治理論家。近年來，他致力于研究當代西方社會的民主理論及其面臨的挑戰，發表了〈吁求市民社會〉、〈承認的政治〉等重要論文，對「市民社會」、「公共領域」、「文化多元主義」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本文是泰勒教授為本刊撰寫的專論，它以「公民與國家之間的距離」為中心，研究民主自由社會的構成模式。這顯然是對上述論題的進一步考察。
「距離」所象征的意義，是表示政府機關已經與普通公民脫節了。換言之，公民覺得自己越來越無力影響政府的作為，也無法使自己的聲音為政府所傾聽。在過去半個世紀中，這個問題是否變得更糟似乎仍可討論，但無庸置疑，這確是當代西方民主國家的狀況。不可否認的是，許多人覺得這個問題確實存在于當代西方民主政治中，而這種感覺本身也確實對我們的民主政權構成了相當的威脅。例如，它使得許多人對政治避而遠之，不再參與，甚至不去投票，而最終使得這個制度的合法性大不如前。
這是「距離」的一種意義，它顯然是負面的。然而，有時人們想對同樣問題如無動于衷的政府作出反應，但他們不是設法改進權力機構對公民需要的敏感度，反而是想大幅削弱政府所扮演的角色。這是由某些右派政治運動，尤其是英語世界所提出的補救之道。最典型的范例便是英國撒切爾式的保守主義理念，或是由美國共和黨國會議員所提出的新版「與美國定契約」的計劃。換言之，這些人希望拉大公民與國家間的「距離」，即他們想大幅減少政府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干預。他們的目標是「讓政府別找麻煩」，讓人民「過自己的生活」。這是他們所廣為宣傳的兩句口號。
我們不清楚他們是否有切實可行的計劃，但我以為這條路最終是行不通的。不過我暫時還不想對這個問題預下判斷。事實上，的確有人希望順著這條路走。因此，「距離」在政治領域中的形象并不一致。
在這兩種形象的運用背后，其實存在著兩種民主自由社會的構成模式。現在所有人都同意，政治自由的關鍵乃在于一個積極主動的「市民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公民通過政府控制之外的各種組織與活動來相互連系。然而，共識也僅只于此。有一種觀點認為，市民社會的唯一角色便是限制國家的權力，界定出一個國家權力起作用的領域，從而劃定國家的界限。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雖然市民社會的消極限制功能不可忽視，但其結合公民與國家的功能也同樣重要。它為公民得以共同努力來影響政治活動的運作過程提供了一條管道。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針對民間組織在美國民主運作中的角色所發表的一篇重要文章，是這種觀點的典范說明。
在任何有所作為的市民社會中，都存在著兩種機制。自從十八世紀以來，相關議題的著作便對這兩種機制賦予十分崇高的地位。其中一種是公共領域。在公共領域中，整個社會透過公共媒體交換意見，從而對問題產生質疑或形成共識。另一種則是市場經濟，主要功能在于經由談判達成互惠的協議。藉由僅存的知識分子，以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如今在政治上的破產，每個人都認識到這兩種機制對自由社會的重要性。
然而當我們試圖界定其重要性時，差異便出現了。西方民主世界中即形成了兩大陣營，各自擁護兩種不同的距離形象。有人認為，上述兩種關鍵機制最主要的意義乃在于限制可能無孔不入的國家權力，因此，只要它們越趨近完全獨立的完美形態，其運作便益趨完善。讓市場經濟盡可能免受國家的干預。讓公共領域盡可能與政治領域全然分開，完全由宣稱絕對政治中立的媒體來組成。持這種觀點的陣營深深以為，政治以外的力量是保衛自由的主要堡壘。
反對者則形成了另一個陣營，他們認為不能把關切的焦點完全集中在限制權力的嘗試。自由主義也必然蘊涵自治，它必然會努力爭取權力，并且促使我們的生活環境能夠因應集體的決定。將焦點完全集中在限制權力上，會阻礙這個目標的達成。
顯然，將市場自由化視為最關切的焦點，會造成這樣一種環境，它對許許多多的人民造成不利的影響;在設定的干預界限太過狹隘的情況下，人民無法改變這種狀況。
這第二種傾向，也與作為集體自治系統是否健全有關。從這個觀點出發，公共領域不僅扮演限制權力和揭露弊端的角色，它同樣可以提供或破壞、升高或降低、支持或阻礙公共辯論與意見交流。而公共辯論與意見交換，正是構成自覺而有見地的集體決定所固有的一部分。
這兩種觀點得以區分，部分是由于他們對自由社會所追尋的兩項主要善行——個人自由與自治——有孰先孰后的不同爭議。顯然，極力爭取限制權力的人認為前者比后者更為重要。兩大陣營對于平等條件的理解也時有出入，而他們對自由民主政體的穩定性與合法性狀態的評估也有重大的差異。
在托克維爾之后，許多人都主張自治是現代自由社會中最主要的理想之一。的確，要不那么認為也很難。公共領域是政治外的公共活動空間，政治權力在此必須傾聽。我們只要將促成公共領域的相同政治與文化變革再向前推進一步，便可得到人民應該自治、主權在民的命題。如果現代社會真的能夠廣泛并深刻感受到這個理想，那么自治的式微便會危及自由社會的穩定性，從而危及其所護衛的自由。因此，消極自由的命運，便與托克維爾所謂「政治自由」的命運息息相關。這位有遠見的思想家不斷強調，后者的式微會危及前者。如果你也持這樣的觀點，那么你便更有理由加入第二陣營，并將自己與集體決策的品質好壞牽連起來。
但在現代的民主社會中，我們卻又會因此而大惑不解。當我們自己參與集體決定的品質好壞時，到底我們所要評估的是甚么?要表達對民主的需求很簡單：左右我們的規范與決定，應該交由人民來訂定。這意味著：(1)人民大眾對于自己何去何從應該表示意見，而不是一味聽命于人。(2)這些意見必須真正出自他們的心聲，而不是經由宣傳、誤導、非理性的恐懼產生。(3)這些意見所反映的，應該是他們經過一定的思考所產生的想法和愿望，而不是在信息不足和本能反應下的偏見。
經過這樣的說明后，真正的民主決策制定對許多觀察家而言彷佛是烏托邦一樣。
有人認為第三項條件在大眾民主中幾乎不可能達成，因為一般選民獲得的信息太少、興趣太低，以致很少經過深思熟慮后再投票。對這一現象的反思，導致二戰后「修正主義」民主學派的出現。他們主張，只要大眾能夠在候選的統治精英間決定競爭的勝負，那么便能充分達到民主的程度。不論他們的選擇是多么的非理性，精英對人民的依賴會迫使他們注意到人民的喜惡。
此外，對大眾民主的決策制定，還有來自于另一個方向的批判。他們質疑第二項條件是否真的能達成。他們懷疑利益集團會經由掌控媒體、主要政黨、以及宣傳工具操縱民眾，從而將公共辯論導入符合其目的的狹窄管道中。
嘗試評估這些主張是很困難的。我們應該采取甚么樣的理性標準來評估第三項條件呢?媒體何時在引導或控制公眾，何時又在反映大眾的偏見?然而在這一切背后，還存在著一個最主要的困難。這個困難導源于這種大眾決策的根本性質，以及根深柢固的哲學偏見，而這種偏見使得大眾決策的性質難以適當地表述。
我所指的是一種經常被人拿來與公共領域相提并論的特性，我也曾在別的地方討論過這種特性。特性的一部分是參與者具有共同的理解。公共領域所產生的「公共意見」是經由公共的討論而來，即使參與者從未在同一時間地點聚會。但在那些面對面的小團體中，印刷資料相互流傳，而散布其間的交流也會形成討論，進而形成共識。要產生這種分散的「公共意見」，必須有一項基本條件，那就是參與者必須了解自己的所作所為的意義。
相似的觀點支持著現代政治中的民主決策制定。除了在瑞士某些地區的值得贊美的例子外，要聚集所有人民開會是未曾發生也不會發生的。而真實的狀況則是一連串分散的過程，包括透過媒體的公開討論，投票選舉議會議員與行政官員，于是由他們作出的決定便具有公共決策的價值。這一套分散過程的結果，必須被視為國家或社會的決策。這對政治現實而言是十分重要的。達成某種形式的共同理解是必要的條件。
雖然是必要的條件，但當然不是充分的條件。事情總有出差錯的可能。辯論可能受操縱，不同意見可能因信息錯誤或決策管道受控制而遭到人為的打壓，但我們很難了解到底為甚么會出錯，因為我們連正確的狀況都還沒有完全掌握。有人會這樣聲稱：某件事應該是未受強迫的真正公共決策。這種聲明可能是假的。我們通常可以了解到要評判這類事件會牽涉到哪些部分：我們將此聲明與獨立事實做比較，看看兩者是否相符。但在此，事實并非全然獨立。在部分成立的事實中也包含了人的認知在內。而當我們害怕受操縱，或感到整個過程已經由于缺乏真實的信息或理解而遭到破壞時，我們便要挑戰這種錯誤的認知。
為了避免這種困擾，重新塑造民主決策模式的誘惑于是應運而生。我們將現象簡化，進而改變成功的標準。其中一種與左派相同的做法，是根據盧梭的理念，認為真正的民主決策是產生普遍的意志、達成一致的目的。在某些時刻，針對某些議題，全體人民是會有強烈一致的共同感受的，尤其在對外國的政策上更是如此：例如1940年的英國，以及在波斯灣戰爭高峰時期的美國。我們知道當時的狀況如何，我們也知道這些狀況幾乎不容置疑，因此我們將其視為民主決策的標準，而將那些意見不一的多數決定，貶抑為人為操縱和假民意的結果。
當然，自我認知是造成社會現實矛盾的部分理由，而由此矛盾衍生出的哲學懷疑在此并不是唯一的動機。起源于雅各賓民主主義與布爾什維克傳統的一股獨立勢力，主張真正的人民意志必須是全體一致的。意見分歧不過是由某種扭曲的形式所造成，如階級統治，或黨派運作。然而，趨向統一也是部分地在趨向透明化。把一個多樣化社會中的集體決定置于中心位置的哲學懷疑，就強化了這種趨向。
為了更容易掌握議題而采取的另一種重新塑造模式的方法，則是由多元化的事實出發，并且聲稱以客觀的方法來評估民主決策。在訂定決策前，人們有各自的利益立場。決策制定后，則必然有利于一方而不利于他方。若是有利于大多數的人民，便達到了民主的目的;如果不是，那么就是受到了精英的非法統治。
然而，這些觀點所提出的判別民主決策的有效標準，并不適合于我們所生活的這個社會現實。雅各賓民主主義的觀點無法接納真正的多元意見、需求與理念，而客觀利益的觀點則無法完全接納那些通常反映我們的道德觀，卻沒有明顯眼前利益的決策。更嚴重的是，它沒有考慮到人民的意見會因為相互交流而改變，有時共識便由此產生。公民經常會視自己為共同體的一份子，因此并不單只是為了個人的利益而投票。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雅各賓的觀點無法接納多元化;利益觀點則容不下其它不具利益的事物，尤其是它未能考慮到政治社會作為一個共同體的功能。
構成真正民主決策的條件，不能由自我理解的抽象方式界定。這些條件包括了：
(a)相關的人民要了解自己是共同體的一份子，這個共同體擁有某些共同目的，并且認定其它成員也分享這些目的;(b)公民的各種團體、形態與階級的心聲能夠真正被傾聽，并在辯論中也能發揮他們的影響力;(c)由此所產生的決定，是真正為大多數人民所喜好的。
在一個彼此互不相干，只顧自己前途的社會中，人們要求的條件就只有(b)和(c)(甚或只有(c))而已。在這種社會中，的確只需要客觀利益的標準就夠了。但這并不像是現代的民主。人民主權的理念乃在于由自主的人民形成某種形式的統一共同體。他們不是由歷史所拼湊的烏合之眾，共通點連一架國際班機的旅客名單都比不上。他們的組合絕非偶然。我們很難想象一群彼此毫無瓜葛的人會廣泛接受并遵守民主決策的結果與規范，只有那些具備康德式超強良心的人才會服從與自己毫不相干的多數人。
就是順著這個民主社會的方向(a)，才使得自我理解有其相關的意義，因為一個不了解自己的社會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是一個共同體。然而這個事實也影響到我們對條件(b)的履行。在我們所能想象的彼此互不相干的群集里，條件(b)可以用完全客觀的方式加以衡量。例如對某種立場的報導在報紙上占多少版面，或是在電視上曝光的時間。但我們若想超越于此，詢問某種觀點是否曾真正被傾聽，或是否因為偏見而遭到事先打壓或排擠，或是其倡導者未獲承認，我們就不清楚這要如何加以評估。的確，對于真正彼此互不相關、只顧自己前途的個體，我們是會懷疑他們是否考慮過傾聽他人的觀點。在這樣的世界中，你的觀點如果沒有獲得支持就會被忽略，兩者之間并無其它可能性。因此，獲得同意是在此判別真正傾聽的唯一標準。
在共同體之中的情況則是相當不同的。在此，獲得傾聽的意思并不只是基于某次特定的交流，而是基于整體的關系。我們可以說，一個人之所以感受到自己的意見受到傾聽，是因為他知道自己受到了某種形式的評價，即使他的某些特定要求并未達成也沒關系。至于是否受到傾聽的感受，也端視他們的目標與公共目的之間的關系，以及他們與團結在公共目的下的其它團體的目標之間的關系。在這個脈絡下，對他而言某一提議遭到拒絕并不等于未被傾聽。例如，在具有共同理解的狀況下，我們可能會發現某一要求對于其它團體而言顯得太高，而其它要求就比較容易達成。
若是拒絕了容易的要求，的確會顯得無異于拒絕那些提出要求的人。但若是反對前者，就比較容易為人接受。
以上我僅就被傾聽的感受來說明，但關鍵是，我們不能將感受與現實一刀兩斷。
這并不是說感受不會出錯，而是現實無法全然脫離參與者的理解，因為現實包含了整個共同體之間的關系。我們能夠加以獨立判斷的事物，并不僅止于超越感受的狀態。決定某一團體的主張是否受到傾聽的因素包括許多方面，如該團體與大多數人民之間是否能分享共同的理解與尊重，以及對接納其要求的難易度是否能達成共識。
因此，大型社會的民主決策制定就有點像是公共領域;其成功與否和成員的自我理解有關。然而民主并不只像是公共領域。公共領域的運作顯然主要著重在過程的參與。雅各賓式的民主標準以及客觀利益的民主標準，則只要求我們以某種預設的標準，如普遍意志或個人利益等來衡量結果。若是我們揚棄這兩種標準，則我們就不只要考慮結果，還要考慮過程。這就是上述條件(b)的意義所在，亦即在辯論中，公民的各種團體、形態、與階級的意見真正得到傾聽。然而，現在很清楚的是，在現代社會中，狹義的政治系統(政黨、立法機構與政府等)是無法單獨進行充分的辯論。僅在這些管道中進行辯論，會使廣大的公民與團體置身局外。在我們所謂的公共領域中，也必須篩選過濾各種議題。公共領域是透過非直接隸屬于政治系統的媒體，或政治立場中立的媒體，進行分散討論的公共空間。
眾所周知，蓬勃發展的公共領域是民主的基本條件。這也就是為甚么連當代的極權政體也覺得非得要裝模作樣一番，就好象過去曾有過的許多例子一樣。然而如今我們了解到，這不僅是因為自由的媒體能夠扮演守門人的角色，小心翼翼地檢視權力，在它逾越權限時發出警告。這項功能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全部。公共領域的媒體品質與功能，還可以深深決定公共辯論的品質與范圍。而揭發內幕的重要功能更賦予媒體一種氣息，這是其它任何功能所無法比擬的。水門事件的傳奇已成為年輕一輩美國記者的夢想。然而毫無止境的挖掘內幕，卻可能阻礙了對重要議題進行健全的辯論。正如最近美國大選的過程所顯示的一樣。
以上這些對真正民主決策的說明，也暗示了民主決策可能失敗的不同方式。條件(b)可能無法達成，不同的團體或階級可能被排除在外，或是他們的聲音沒有受到真正的傾聽，他們所關切的議題難以影響國家的計劃。又或許是條件(a)無法達成，因為不同的團體、階級或次級社團感覺自己被排拒在外，或是在其它方面不再認為自己與其它同胞能團結成為一個共同體，以共同的理解來做成決定。一個民主的社會——也就是一群「自主的人民」——會發現，他們創造真正民主決策的能力，會因為參與程度的降低或政治共同體的分裂而有所衰退。這兩種失敗的模式顯然會緊密的相互作用，使彼此的效果更為加重。不過這兩者在觀念上是不同的。在某些案例中，其中之一可能會成為主導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