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學派”的失敗明顯與當時的時代潮流和思想大趨勢有關。五四新文化運動使開放、革新的思潮銳不可擋，使保守立場聲名掃地，張君勱提倡回歸宋學，顯然是不合時宜，逆潮流而動;中國面臨列強的侵略欺侮，不可能不走倚重科學技術、富國強兵之路。這時貶斥科技物質文明，倡言東方精神文明，不僅是徒托空言，簡直是腐儒誤國之論。

　　自牛頓力學問世以來， 科學 對于促進人類物質進步和精神文明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中國 人自五四新文化運動起就把科學當成破除迷信、擺脫貧窮、實現 現代 化的有力武器。但是，科學的作用到底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利大還是弊大，從來就有不同看法。著名法國思想家盧梭曾對科學的影響發出強烈質疑，到了20世紀，更有尼采、海德格爾、胡塞爾等大哲人深入揭示科學的負面價值，流風所及，對科學持懷疑與批判態度不但在發達的現代、后現代社會，而且在 發展 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也成了風尚。

　　中國人一方面在科學技術上奮起直追，一方面也快速地吸收西方 哲學 家否定科學的思想。看來，對科學價值的評價，是我們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探討這個問題可以從兩方面進行，一是像西方人那樣，一般地談論科學的本質、作用、后果;二是在中國特定的語境中(即長期落后，實現現代化是當務之急)探討科學的價值。本文側重于第二方面，分析梳理自上世紀初直至今天中國人，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對科學的批判性態度，說明對科學基本上應該持正面肯定態度，同時也要真正懂得科學的精神、性質及其范圍，以科學的態度對待科學。

　　東方文明古國的抗拒心理

　　鴉片戰爭使我們這個“中央之國”、“天朝上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摧枯拉朽般地粉碎了中國苦心構筑的海防邊防，失敗首先使中國人領教到西洋槍炮的威力，然后領悟到科學技術的價值。但是，統治集團和上層知識分子的主流認識并無根本改變，頑固派把科學技術視為“奇技淫巧”，開明派也不過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一敗再敗和對西方了解的增加使中國 政治 、文化精英發生分化，一部分人提倡學習西方，利用科學技術救國;另一些人依然拒斥科學，對之表示鄙夷不屑，認為固守傳統以維系道德人心才是根本。從宏觀角度看，這個古老而落后的大國既驕傲、又沮喪，對科學既羨慕、又抗拒，但向往也好，排斥也好，大家都對科學知之不多，了解不深。從微觀角度看，肯定科學價值的新派人士往往是熱情有余而素養不足，當他們以科學為武器反對迷信和無知時，他們的口號和姿態似乎可以概括為這樣：“我們什么都不迷信，我們只迷信科學”，這當然是與科學精神不符的、自相矛盾的態度;而那些頑固守舊的人一方面輕視和敵視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把西方名流批判自身文明，稱贊東方傳統的片言只語視為知心話，當成抑西揚中的得力證據。

　　比如，辜鴻銘就最愛引用各種西方人對中國文明的贊揚來為他那抱殘守闕的立場辯護。他在“中國人的精神”一文中說：“著名的 藝術 評論家勃納德·貝倫森先生在比較歐洲與東方藝術時曾說過：‘我們歐洲人的藝術有一個致命的、向著科學發展的趨向。而且每幅杰作幾乎都有讓人無法忍受的、為瓜分利益而斗爭的印記。’……我認為歐洲文明也是為瓜分利益而斗爭的戰場。”①

　　梁啟超的看法也很引人注目，他在膾炙人口的“歐游心影錄”中寫到：“記得一位美國有名的新聞記者賽蒙氏和我閑談，他問我：‘你回到中國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帶些回去?’我說：‘這個 自然 。’他嘆一口氣說：‘唉，可憐，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了。’我問他：‘你回到美觀卻干什么?’他說：‘我回去就關起門老等，等你們把中國文明輸進來救拔我們。’”②

　　一個 歷史 悠久的文明古國中的人文知識分子具有以上看法，是可以理解的，當然也是狹隘的、于國無益的。但是，時至今日，還有一些中國人抱持著前世老冬烘的態度，把科學理解為只具有工具性、物質性、機械性，聲稱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時代，原因無他，因為我們的文化和傳統是精神性、倫理性的。對照近一個世紀前國門初開時國人幼稚而一相情愿的想法，我們真應該盡快用開放的心態取代那種狹隘的心態。

　　重審“科學玄學論戰”

　　中國知識界在上世紀20年代初爆發了一場“科學與人生觀”的大論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主將陳獨秀、胡適，著名學者梁啟超、梁漱溟，著名科學家丁文江、王星拱等人投入了論戰。這場爭論充分顯示了中國知識界當時對于科學本性的認識水平，以及面對科技文明和科技思潮時產生的分化與對立。

　　論戰起于張君勱在清華大學的講演“人生觀”，他的論點分兩個方面，第一，科學問題和人生觀問題判然有別，科學并非萬能，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的核心問題;第二，人類文明分為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前者是精神文明，后者是物質文明，物質文明依靠科學，導致人生觀的機械與簡單，中國人應該放棄科學的價值取向，回歸傳統，回歸宋學。

　　論戰以科學派大獲全勝，人生觀派(又被輕蔑地稱為“玄學派”，甚至“玄學鬼”)完全失敗告終。現在來看，這個結果是相當值得玩味的。

　　從學理上講，張君勱等人將人生觀與科學完全對立，否認二者之間有任何關系，是站不住腳的，是一種狹隘、因循守舊的見解。胡適辯駁說，人生觀隨經驗和知識而與時俱進，比如，根據天文學和物 理學 的知識，叫人知道空間的無限之大;根據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的知識，叫人知道時間的無窮之長;根據生物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競爭之殘酷。確實，達爾文的進化論問世之后，引起人們在世界觀和人生觀方面的深刻變化，就是明顯的例證。

　　“科玄”之爭對我們今天的思考很有啟發。它既彰明了科學的價值，又表明了它的有限范圍。我們今天特別應當注意，掌握科學知識決不能代替對人生意義的思考，決不能代替對審美能力的培養和向善情操的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