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制度存在的最重要的價值就是在司法制度的框架內設置一種制約的力量，以形成對公權力的制約，防止公權力的濫用。在這種制度理念的設計下，律師不畏強權的抗爭精神就是法治社會對律師的必然要求。

　　隨著中國律師行業的不斷發展，律師文化問題已經引起了社會各界及律師業內越來越多的關注。《2006年中國律師業發展政策報告》也已將建設律師文化作為了一項重要的任務。對律師文化的討論有助于弄清律師文化的內涵、特征、發展脈絡和發展趨勢，也有助于先進的主流的律師文化的培育、形成和發展。

　　然而，瀏覽目前可查閱的關于律師文化的論述，大多屬于泛泛之談，沒有觸及到律師文化的精髓。實際上，律師文化在有社會成員分化為律師的那一刻起便已經悄然產生了，因為，文化作為人類特有的現象，它是與人類的存在相伴而生的，不論這種文化是先進的還是落后的，進步的還是倒退的，只要有人類活動的存在，那么相伴的文化便隨之生成、發展和延續。

　　對律師文化來說，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是否已經存在了某種形態的文化，而在于我們需要一種怎樣的律師文化，什么樣的律師文化更有利于律師及其制度的健康發展，什么樣的律師文化應該成為先進的主流的律師文化。否則，我們在探索和建設律師文化的時候，就會失去建構這種文化的本來目的和方向。

　　筆者認為，律師文化的核心內容應該是律師的精神傳統，構建律師精神傳統應該是建設先進的主流的律師文化的首要任務和最終目的。

　　一、傳統的意義與構建中國律師精神傳統的重要性

　　傳統是指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所積淀的歷經延傳或者一再復現的在一定階段對人們的生活起統馭作用的社會或文化因素。美國社會學家愛德華.希爾斯在《論傳統》一書中將傳統的范圍描述為，“人類所成就的所有精神范型，所有的信仰或思維范型，所有已形成的社會關系范型，所有的技術慣例，以及所有的物質制品或自然物質，在延傳過程中，都可以成為延傳的對象，成為傳統。”⑴ 可見傳統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所發揮作用的廣闊領域。在人類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傳統作為一種文化的積淀一直維系著人類的存在，左右著人類的發展進程，盡管有時我們去反對某些既定的傳統，但當我們在否定或反對一種傳統時，我們已經在自覺不自覺地形成著一種新的傳統，因而，我們始終都是在傳統的籠罩之下生活，離開了傳統，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人類都不可能生存與發展。誠如中國因為有傳統才能上下五千年生生不息，美國因為有法治傳統才形成了高度發達的法治文明。這是我們在探討中國律師精神傳統時必須給予傳統的應有的歷史地位。

　　當然，我們在肯定傳統積極的歷史作用時，我們也不應忘記對消極的傳統給予應有的否定和批判，消極傳統力量對歷史的進步，對新思想、新觀念的形成起著非常巨大的阻礙作用，中國近代歷史給予我們的教訓可以為此提供豐富的佐證。這也是我們在探討中國律師精神傳統時必須給予關注的，因為正在形成的律師文化中已經暴露出的一些消極文化現象一旦形成傳統，其對構建中國律師精神傳統的破壞性將是非常嚴重的。筆者從正反兩個方面論述傳統在歷史和現實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其目的是為我們更清晰地透視中國律師精神傳統作好理論上的鋪墊，以突出構建中國律師精神傳統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所謂律師精神傳統是指在律師及其制度發展過程中所積淀下來的維系律師及其制度存在和發展并為律師所傳承、遵從的價值理念、道德模式和行為方式。與普通人或其他行業的精神傳統不同，律師的精神傳統是律師所特有的精神傳統，如普通人所應該具備的愛國主義等等品質或傳統是律師作為普通公民應該首先具備的。律師的精神傳統是建立在這些品質、傳統之上的精神傳統。它是律師與普通人、律師行業與其他行業相區別的標識，即律師在確認自己歸屬時對自己職業所作的價值判斷，所表現出來的精神風貌，以及律師之外的人們在判斷律師時的思維定式，因而，律師精神傳統構成了律師文化的核心。

　　構建中國律師精神傳統的重要性在于：

　　一是律師精神傳統的構建對推動國家的法治建設具有重大意義。作為法治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律師所承載的精神傳統對法治建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甚至關系著法治建設的成敗，一個沒有精神支撐、沒有精神傳統的律師隊伍是不可能承擔起法治社會要求其承擔的制約公權力、維護人權及其派生權利、創制法律以及為市場經濟提供優質的法律服務等重要使命的。

　　二是律師精神傳統的構建對律師及其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有著重要作用，一方面，它對律師的執業活動和日常社會生活具有重要的規范作用，另一方面，它對增強律師自身的凝聚力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三是律師精神傳統的構建對解決中國律師目前面臨的精神危機、心理危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中國律師是在法治和市場經濟發育都不成熟的情況下誕生的，在尚未形成先進文化、優良傳統的情況下，中國律師就已經開始蒙受著日益盛行的商業化傾向等等不利于中國律師行業健康發展的因素的侵蝕，急功近利的躁動情緒正在蔓延，如果說美國等法治國家的律師商業化傾向是逐漸形成的，那么中國律師商業化傾向就幾乎是與生俱來的，“一種獨特的信仰傳統或行為一旦被拋棄或長期處于受排斥和壓制的狀態，它就可能會完全消亡或接近于消亡，留下一個空白，人們將感到那是一種鴻溝，并以一種更加糟糕的信仰或行為來代替。”⑵ 因而，構建中國律師精神傳統不論從哪一個層面加以考量，都已經成為中國律師必須面對、必須思考的重大課題。

　　二、律師精神傳統的內涵

　　無論是哪個國度，只要是法治社會便有著一些共同的特征，律師的精神傳統同樣也擁有著某種共通的特質。律師精神傳統的淵源，一部分來自法治本身對律師的要求，另一方面來自于不同法治國度的律師及其制度經驗的積淀。在我們缺少這種自身精神傳統來源的時候，我們要確定中國律師精神傳統的內涵，一方面我們只能從法治本身對律師的要求中去尋找答案，另一方面，我們還要從法治國度的律師精神中去尋找線索。盡管中國有律師的歷史可以追溯百年，但當舊的法統被廢除的那一刻起，中國律師的精神傳統就形成了明顯的斷裂，討論這種斷裂前的律師精神不僅會冒著意識形態方面被否定的風險，而且我們僅能看到的也只能是一些模糊的影子和諸如“訟棍”、“魚肉百姓”、“上下其手”這樣的否定性的評價。因此，我們不得不從歷史的深處回到現實中，來探討我們要構建的律師精神傳統的內涵。

　　律師精神傳統的內容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法律至上的信仰精神。

　　法律信仰是構建法治社會最重要的思想和心理基礎，它是指法治社會成員將法律作為其信念、以法律規則作為行動準則并接受法律后果的心理狀態。美國社會學家愛德華.希爾斯在《論傳統》一書中指出，“傳統是根據對它們的擁護以及它們的實質內容來界定和確認的。同時它們也是根據人們世代宗奉的一組信仰來界定的，這些信仰具有某些共同的解釋主題，某些共同的概念，共同的評價。……從某個方面來看，一種傳統的界限就是由其信仰共同體界定的擁護者集體的界限;從另一方面來看，傳統的界限又是象征建構的界限。”⑶ 律師作為法律文化的主要承載者、捍衛者、傳播者，對法律應該有著比普通人群更堅定的信仰，我們能夠共同稱我們為律師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擁有共同的法律信仰。有共同的價值理念才能形成共同的傳統，因而，法律至上的信仰精神應是中國律師精神傳統的最重要的內容。

　　令人憂慮的是，在考察中國律師行業的現狀時，我們很容易發現律師這種必需的信仰精神正在經歷著危機。造成這種危機的原因，一方面來自于法律在現實生活中實現得不充分，打折扣，遭褻瀆，包括律師在內的社會成員對法律的作用產生了懷疑;另一方面來自于現有律師在選擇律師行業時的最初動機存在較大的差異，有些人因為自己的人生理想而選擇律師職業，有些甚至不在少數的人是因為律師行業可以給人帶來豐厚的經濟回報而選擇律師職業，于是在法律遇到現實困境時，便產生了對法律信仰的不同態度。于是為了適應生存和現實的需要，相信關系勝過相信法律，打官司就是打關系便大行其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