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運動的原始理念是什么?對于這一問題，與文化哲學相比，猶太教傳統作出更為確切的回應。……因此究竟是選擇正統思想，還是啟蒙思想?這一兩難“真理”問題最后以另外一種方式表現出來：是因循正統派，還是做一個無神論者?

　　在20世紀的政治哲學領域，列奧·斯特勞斯(Leo Strauss)是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他一生出版了15本書和大量的文章。這些傷口以深刻的哲思為核心，涵蓋古今西方思想史，輻射其它多門學科，諸如神學、古典文獻學以及中世紀學(medievalistics)等。同時，斯特勞斯在他所涉足的領域中，又是一位最有爭議的人物之一。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他崇尚古代希臘的風范，尋幽探古，挖掘其認識論理念;另一方面，他又追隨時尚，關注當下話題。我們在建議他的思想蹤跡時，很難找到一個確切的術語來界定其思維方式。

　　就其政治態度來說，我們姑且用“超保守”(ultraconservative)這個詞(當然，此詞還有待進一步地解釋和說明)來加以界定。我們的立論正是以此為基礎的。斯特芝斯的思維方式有別于20世紀早期的現代哲學，其特點表現為，它一方面轉向猶太傳統，另一方面又遵循一定的內在邏輯，且依照神學起源的世俗化模式對這種邏輯進行重組。有鑒于此，本文將重點探討他那鮮為人知的早期作品，以及成熟的中期作品，至于其后期作品，因其影響還有待了解，本文中稍作提及。

　　斯特勞斯反對依據文本的背景對哲學論爭進行說明，因為他視其為“歷史主義”的遺風。盡管如此，他在晚年多次把開高他思維大門的鑰匙交給讀者，引導讀者了解其思維方式的起源與變遷。因此，他在討論斯賓諾莎一書(美國版)的“序言”中寫到，他的思想源起于魏瑪共和國時期，以當時的猶太哲學(赫爾曼·科恩，弗朗茲·羅森茲威格)為背景，與啟蒙運動的緊張關系自不待言。他在自傳中借用社會學的觀點，認為猶太人當時身處日益世俗化的基督教包圍當中，其處境岌岌可危。他將這種險境轉換成猶太神學的啟蒙話語。

　　他說“解決有限、相對的問題容易，但解決無限、絕對的問題卻頗為棘手。無論從哪個角度看，猶太人不失為上帝的選民。在社會和政治問題范圍之內，猶太人問題相對整個人類所面臨的所有問題來說最為突出。在這種意義上，我們至少可以說猶太人不失為上帝的選民。”

　　要準確地理解斯特勞斯在1965年留下的這段文字，我們得回到20世紀20年代。在上面闡述的內容中，甚至在上述闡述的高度抽象的形式中，斯特勞斯再次強調了他早已確定的進行哲學思考的出發點：深奧博大的精神化活動;通過它(當然不是沒有一點強制性)一個具體問題轉換成思想史上的一個較為隱晦的象征，這樣就非常切合于政治隱喻的修辭話語了。關于斯特勞斯早期的編寫動機，我們既不能把它歸因于魏瑪共和國所面臨的實際危險，也不能歸因于斯特勞斯為解決猶太少數民族與日耳曼人沖突在尋求一條政治途徑即猶太復國主義。

　　實際上，他為許多極為抽象的問題所困惑，如正統思想與啟蒙思想、啟示與理性、法律與哲學等之間的關系問題。正是它們促使斯特勞斯寫出了早年的那些作品。他在以下幾方在讓人嘆服不止：第一，作為一個十分年輕的學者，他能準確地切中思想史轉折的脈搏，而上述問題與思想史轉折直接相關聯;第二，在他的問題研究中，始終不乏哲學研究的氣勢與活力以及古典文獻學所不可缺少的細微與縝密;第三，他所選擇的方式雖然對于上述問題的解決來說于事無補，但卻成為深入研究思想史的起點。

　　他獨立完成的第一部著作的主題是討論斯賓諾莎的。該書是他在“柏林猶太研究所”辛勤耕耘的收獲。該書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抱負與雄心。他試圖從理論上對啟蒙運動起過決定性影響的哲學思想做純內在的研究。然而，斯特勞斯最后認為，他為此付出了太多而又不必要的代價，因此，他從此告別純粹的內在批判。

　　在他看來，猶太人傳統都可在《舊約·律法書》中找到，并且由上帝強制性地表述出來。然而，一旦人們擺脫正統的猶太教思想，這就意味著解構這種傳統背景，進而毀滅這一傳統本身。在這個意義上，他試圖證明，斯賓諾莎對圣經的研究并非為宗教批判提供基礎，而只是預設了這種基礎，而且斯賓諾莎對正統派的批評在邏輯上立足于對基本原則的探求之上，也就是說，用啟蒙運動的典型批判手法，如諷刺、嘲弄的方式和方法不足以完成對正統猶太教神跡信仰的批判。

　　在這本論述斯賓諾莎的書中，斯特勞斯展示了他對認識論問題所特有的興趣。這一點一直為人本人所恪守，并貫穿其整個學術生涯。他畢生致力于修復與重建被現代性搞得聲名狼藉的傳統。他錯誤地認為，現代化是傳統喪失殆盡的淵藪。在我們對啟蒙運動作出評價，認為它功不可沒時，斯特勞斯實際上從一開始就從傳統的衰微這個角度對之做出評判。這樣，斯特勞斯認為，斯賓諾莎對神學—政治學的論述是真正的自由、民主政治的根基。但斯特勞斯只關注其內在的缺陷，并得出以下幾個觀點。首先，他認為斯賓諾莎提出實在主義國家理論。

　　從起源上看，斯賓諾莎的實在主義國家理論在神學與倫理學之間搭建起一座橋梁，但這種實在主義國家理論又消融了他對烏托邦的訴求，限制了他追求啟蒙的靈感。其原因在于，他對人的形象的理解如同馬基雅維利一樣，認為人為激情所主宰。第三，斯賓諾莎立足于理性基礎之上，提出一種建立未來國家的哲學—歷史方案，這掩蓋了斯賓諾莎未能有效調解神學和倫理學之間關系這一事實;與此同時，斯賓諾莎認為，由于宗教已失去昔日作為絕對根基的功能，從而可以在相對意義上重新解釋宗教——宗教淪為教化人們的一種實用工具。所有這一切又暴露了斯賓諾莎思想的不成熟性。

　　由于斯特勞斯以極其抽象的思維方式進行研究，要搞清楚斯特勞斯在魏瑪共和國晚期的政治立場比較困難，也讓人困惑，最后則只好求助于推測。一方面，他在研究啟蒙運動的時候，并不回避自己的立場，由此人們認為他“保守”，甚至是一位“原教旨主義者”;另一方面，斯特勞斯也是最早筆伐卡爾·謝密特(Karl Schmit)的人物之一。卡爾·謝密特提出了當時最有影響的原教旨主義理論。與斯特勞斯不同，謝密特毫不掩飾自己的觀點，并極力主張把自己的理論直接運用于政治實踐。眾所周知，謝密特的敵友觀被視為一種世俗化的政治神學，并不失時機地、以切合于相應時代情境的方式得到應用和轉化。起初，這種敵友觀被視為拯救魏瑪危機的靈丹妙藥，但在1933年以后，演變為一種立足于種族主義之上的秩序觀。斯特勞斯站在他自己的自由主義的立場上駁斥了這位嫉恨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稱他為“動物式野性的崇拜者”。在他的這些批評中，斯特勞斯在尋找“一種超越自由主義的視角”。然而，他的學說仍然未能擺脫抽象的色彩，而且從歷史事件的進程來看，他的學說在政治上顯得很不成熟。

　　他那超越自由主義的視角在他移居美國后出版的小冊子中初顯端倪。這本書的題目為《哲學和法律》，于1935年在德國出版。他對中世紀的猶太經典的分析，展示了他研究古文獻的過人才華。步赫爾曼·科恩的后塵，斯特勞斯認為，邁蒙尼德實為一位理性主義古典作家，原因在于邁蒙尼德的法哲學思想與神學的哲學根基相得益彰。邁蒙尼德還饒有興趣地研究了阿拉伯人對亞里士多德的研究。因此，神學傳統主義在他的這本書中得到延續和進一步的強化。猶太教正統派主張對神跡的信仰和世俗的立法是統一的，兩者在預言學那里得到了整合。他對猶太教正統派這一核心教義的關注，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另外，斯特勞斯依據原教旨主義的觀點，對他個時代所出現的危機進行了揭示和說明。在這一點上，他與謝密特難分伯仲。值得一提的是，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多少顯現了宗教研究中敵友以販蹤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