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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論文發表期刊塵埃未定時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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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中國文化中,魯迅似乎是另類。中國的民族主義幾乎從沒突破“狹隘”的囿限。“一代天嬌成吉思汗”,幾乎被我們視為民族英雄。在內蒙成陵成吉思汗坐像后面,掛著橫跨歐亞的巨大元帝國版圖。但這位英雄在中亞地區制造的屠城事件,卻每每被忽略了。其實,這是如同德日法西斯一樣的殘暴行為,只是時代久遠,無人提起吧了。我在日本福岡,見到過多處紀念挫敗元入侵者的紀念標志。如果當初元帝國攻陷了日本,那我們更可自豪一番了。而同樣是這個日本,在張揚民族主義的同時,卻在不時地回避他們對亞洲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原因無它,就在日本國內的極端民族主義仍有市場。當初日本軍國主義之所以膽敢發動侵華戰爭,正是由于得到狹隘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普遍支持的。兒子參軍,母親要送一把刀,不是用來護身,而是讓他效忠天皇,關鍵時刻自裁。從這個角度講,中國人是很吃過狹隘民族主義苦頭的。今天,當我們抗議日本篡改教課書、抗議日本首相參拜精國神社時,不就是在批判日本的狹隘民族主義么!與此同時,我們難道不該反思一下自身的狹隘民族主義么!

  --從雙塔慘劇論及狹隘民族主義及《東方學》

  2001年9月11日,我幾乎是在第一時間便知道了美國紐約發生的慘劇。慘劇使我震驚,更引起我久久的沉思。

  20世紀是人類邁入現代文明之后最為慘烈的世紀。上半個世紀有德日法西斯反人類的滔天罪行,下半個世紀有中國文革反文明的悲劇加鬧劇。進入21世紀,人們曾天真地認為,人類將告別慘痛歷史迎來新的紀元。但隨著紐約世貿中心的雙子塔樓被兩架挾持的波音客機所摧毀,新紀元的美好藍圖已被撕碎。雙塔慘劇,將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人類21世紀的生活方式和游戲規則,現在尚難預料。但作為一個學者,我相信,它的沖擊波,必將會對社會科學對人文學科對文學藝術產生深遠的影響,成為21世紀永恒的反思主題。

  眼下,塵埃尚在,驚魂甫定,絕不是做理性反思的恰當時刻。但看到中國各網站上洶涌噴出的狹隘民族主義言論,這里,只能請雙塔之下的怨魂寬容,容我提前做這樣的理性分析,以供各方人士參考或批判。是為“塵埃未定時的反思”,其重心將放在對狹隘民族主義和《東方學》的反思及批判上。

  一、對雙塔慘劇的反思

  雙塔慘劇,是對人類文明的摧殘,也是對構成人類文明兩大基石:科技與理性的挑戰[1] 。慘劇的發生,以更直白的方式暴露出人類現代文明內在的深刻危機,包括不同文化和文明間的沖突與危機。

  在對20世紀人類悲劇的反思中,現代學者早已提出了科學異化的概念。凡是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武器,無一不是高科技的產物。高科技本身是雙刃劍,它給人類帶來了福祉,也帶來了生態災難和生存恐懼--核按鈕一旦掌握在戰爭狂人手中,人類將陷入滅頂之災。但在那種異化分析中,武器的邊界還是清晰的。只要將核武器的秘密守住,或只要能制造出相應的反導、反核武器,如此等等,根據矛與盾原理,高科技本身最終會制止高科技所帶來的災難。但雙塔災難卻粉碎了這一理念。雙塔是現代高科技的象征,摧毀雙塔的兩架波音飛機更是現代高科技的結晶。它們間沒有矛、盾的概念。恐怖分子可能僅僅動用了最原始的刀具,便將巨型客機變成巨型武器,而巨無霸般的大廈本身,接下來又變為大屠殺的工場:大樓的每一塊碎皮每一片玻璃都變成為銳利無比的兇器,大樓軀體變為巨大的墳墓。就這樣,兩個高科技的產物,瞬間都變成了能量巨大的殺人武器。這樣的思路一旦被打開,那些人類文明視為驕傲的許多高科技成果,可能都將成為懸在人類頭上的達摩克斯之劍!這便意味著人類現代文明生活,就建筑隨時可塌陷的萬丈懸崖之上!想到此,真讓人不寒而栗。盡管雙塔慘劇后,有科學家說,現代科技會應對這樣的挑戰,可以避免類似的慘劇。但我相信,類似情況,是防不勝防的。只要世界上存在喪失人性的恐怖分子和極端分子,這樣的風險便只能隨著高科技的發展而越來越越大。因此,更重要的還是要建構起強大的理性的心理防線。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雙塔慘劇最令人顫栗的,并不是慘劇本身葬送了多少人的生命,而在于這一慘劇制造者對人類理性底線的徹底否定和揚棄。人之為人,不在他能制造工具,更在他是理性的存在。而這一理性的底線,就是他對人的屬類性即人性的價值認同。通常所謂的人權、自由、平等、正義或民族尊嚴、民族獨立等等價值概念,都需要建立在對人性價值的理性認同上。不把自己的同類視為人,還有什么“人權、自由、平等、正義”可言!凡異族皆可殺,還有什么民族尊嚴和民族主權可言!人類幾千年文明進步的主要標志,就是建立起了被普遍認同的人性概念和把人當人對待的人道準則,以及相應的民族尊嚴與主權原則。無論人與人之間有存在怎樣的權勢差異,人也不能象對豬狗牛羊那樣隨意將人殺掉;無論民族與民族之間有怎樣的政治經濟文化差異,一個民族也不能隨意侵略迫害另一個民族。

  當然,由于人類生存資源的稀缺,由于各種不公平制度的存在,由于種種價值觀念的沖突,具有理性的人類或許更善于理性地對他人(或其它民族)進行抗爭、報復或劫掠,各類革命、戰爭或暴亂便是不可避免的。但理性的人類在進行革命、戰爭或暴亂時,都會給出正當的理由,都不會承認自己是滅絕人性、慘無人道的,而都要將相應的責任推給對方。這便表現出人類對共同游戲法則的認同:基本人性,是不能扼殺的;基本人道,是不能踐踏的。只不過,在法西斯字典中,普遍人性,被優勢和劣勢人種所取代;在文革的語錄中,共同人性,被對立的階級性所替代。這便是人類大悲劇大慘劇的理性淵藪--既然對手已失去屬人存在的價值合理性,那怎樣從精神和肉體上消滅便只是個技術問題了。好在歷史不是某個強勢集團所書寫的,最終的結論必將還原正義。正因如此,在20世紀末葉的局部戰爭中,盡量不濫殺無辜,便成為對戰爭本身正義性的衡量尺度--即便你是打著正義旗號的入侵,但只要造成了無辜平民的傷亡,那就也應承擔戰爭罪責,并應接受正義的審判。美國自然也不例外。

  二、對狹隘民族主義的反思

  必須看到,民族主義從來都是雙刃劍。理性的民族主義,抵御外來入侵,捍衛民族尊嚴,促進民族進步,是捍衛人類基本價值規范的正義之劍。狹隘的民族主義,盲目自大、因循守舊、仇視異族,則往往是踐踏人類基本價值規范的邪惡之劍。但我們長期來,并沒注意劃清這兩者的界限。我對魯迅尊崇有加,就是因為他是近代中國真正的理性主義愛國者。魯迅深深愛著我們國家、我們民族,但他卻絕不狹隘,不夜郎自大,更不盲目排外,對于民族的劣根性,他深惡痛絕,絕不護短。最使我感佩的,是他對美國傳教士明恩浦的態度。他生前多次希望能將明教士的《中國人的素質》翻譯過來,讓中國人照照鏡子,認識自己。他甚至這樣說:外國人“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國人的肉的”[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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