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中國文化中，魯迅似乎是另類。中國的民族主義幾乎從沒突破“狹隘”的囿限。“一代天嬌成吉思汗”，幾乎被我們視為民族英雄。在內蒙成陵成吉思汗坐像后面，掛著橫跨歐亞的巨大元帝國版圖。但這位英雄在中亞地區制造的屠城事件，卻每每被忽略了。其實，這是如同德日法西斯一樣的殘暴行為，只是時代久遠，無人提起吧了。我在日本福岡，見到過多處紀念挫敗元入侵者的紀念標志。如果當初元帝國攻陷了日本，那我們更可自豪一番了。而同樣是這個日本，在張揚民族主義的同時，卻在不時地回避他們對亞洲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原因無它，就在日本國內的極端民族主義仍有市場。當初日本軍國主義之所以膽敢發動侵華戰爭，正是由于得到狹隘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普遍支持的。兒子參軍，母親要送一把刀，不是用來護身，而是讓他效忠天皇，關鍵時刻自裁。從這個角度講，中國人是很吃過狹隘民族主義苦頭的。今天，當我們抗議日本篡改教課書、抗議日本首相參拜精國神社時，不就是在批判日本的狹隘民族主義么!與此同時，我們難道不該反思一下自身的狹隘民族主義么!

　　--從雙塔慘劇論及狹隘民族主義及《東方學》

　　2001年9月11日，我幾乎是在第一時間便知道了美國紐約發生的慘劇。慘劇使我震驚，更引起我久久的沉思。

　　20世紀是人類邁入現代文明之后最為慘烈的世紀。上半個世紀有德日法西斯反人類的滔天罪行，下半個世紀有中國文革反文明的悲劇加鬧劇。進入21世紀，人們曾天真地認為，人類將告別慘痛歷史迎來新的紀元。但隨著紐約世貿中心的雙子塔樓被兩架挾持的波音客機所摧毀，新紀元的美好藍圖已被撕碎。雙塔慘劇，將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人類21世紀的生活方式和游戲規則，現在尚難預料。但作為一個學者，我相信，它的沖擊波，必將會對社會科學對人文學科對文學藝術產生深遠的影響，成為21世紀永恒的反思主題。

　　眼下，塵埃尚在，驚魂甫定，絕不是做理性反思的恰當時刻。但看到中國各網站上洶涌噴出的狹隘民族主義言論，這里，只能請雙塔之下的怨魂寬容，容我提前做這樣的理性分析，以供各方人士參考或批判。是為“塵埃未定時的反思”，其重心將放在對狹隘民族主義和《東方學》的反思及批判上。

　　一、對雙塔慘劇的反思

　　雙塔慘劇，是對人類文明的摧殘，也是對構成人類文明兩大基石：科技與理性的挑戰[1]　。慘劇的發生，以更直白的方式暴露出人類現代文明內在的深刻危機，包括不同文化和文明間的沖突與危機。

　　在對20世紀人類悲劇的反思中，現代學者早已提出了科學異化的概念。凡是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武器，無一不是高科技的產物。高科技本身是雙刃劍，它給人類帶來了福祉，也帶來了生態災難和生存恐懼--核按鈕一旦掌握在戰爭狂人手中，人類將陷入滅頂之災。但在那種異化分析中，武器的邊界還是清晰的。只要將核武器的秘密守住，或只要能制造出相應的反導、反核武器，如此等等，根據矛與盾原理，高科技本身最終會制止高科技所帶來的災難。但雙塔災難卻粉碎了這一理念。雙塔是現代高科技的象征，摧毀雙塔的兩架波音飛機更是現代高科技的結晶。它們間沒有矛、盾的概念。恐怖分子可能僅僅動用了最原始的刀具，便將巨型客機變成巨型武器，而巨無霸般的大廈本身，接下來又變為大屠殺的工場：大樓的每一塊碎皮每一片玻璃都變成為銳利無比的兇器，大樓軀體變為巨大的墳墓。就這樣，兩個高科技的產物，瞬間都變成了能量巨大的殺人武器。這樣的思路一旦被打開，那些人類文明視為驕傲的許多高科技成果，可能都將成為懸在人類頭上的達摩克斯之劍!這便意味著人類現代文明生活，就建筑隨時可塌陷的萬丈懸崖之上!想到此，真讓人不寒而栗。盡管雙塔慘劇后，有科學家說，現代科技會應對這樣的挑戰，可以避免類似的慘劇。但我相信，類似情況，是防不勝防的。只要世界上存在喪失人性的恐怖分子和極端分子，這樣的風險便只能隨著高科技的發展而越來越越大。因此，更重要的還是要建構起強大的理性的心理防線。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雙塔慘劇最令人顫栗的，并不是慘劇本身葬送了多少人的生命，而在于這一慘劇制造者對人類理性底線的徹底否定和揚棄。人之為人，不在他能制造工具，更在他是理性的存在。而這一理性的底線，就是他對人的屬類性即人性的價值認同。通常所謂的人權、自由、平等、正義或民族尊嚴、民族獨立等等價值概念，都需要建立在對人性價值的理性認同上。不把自己的同類視為人，還有什么“人權、自由、平等、正義”可言!凡異族皆可殺，還有什么民族尊嚴和民族主權可言!人類幾千年文明進步的主要標志，就是建立起了被普遍認同的人性概念和把人當人對待的人道準則，以及相應的民族尊嚴與主權原則。無論人與人之間有存在怎樣的權勢差異，人也不能象對豬狗牛羊那樣隨意將人殺掉;無論民族與民族之間有怎樣的政治經濟文化差異，一個民族也不能隨意侵略迫害另一個民族。

　　當然，由于人類生存資源的稀缺，由于各種不公平制度的存在，由于種種價值觀念的沖突，具有理性的人類或許更善于理性地對他人(或其它民族)進行抗爭、報復或劫掠，各類革命、戰爭或暴亂便是不可避免的。但理性的人類在進行革命、戰爭或暴亂時，都會給出正當的理由，都不會承認自己是滅絕人性、慘無人道的，而都要將相應的責任推給對方。這便表現出人類對共同游戲法則的認同：基本人性，是不能扼殺的;基本人道，是不能踐踏的。只不過，在法西斯字典中，普遍人性，被優勢和劣勢人種所取代;在文革的語錄中，共同人性，被對立的階級性所替代。這便是人類大悲劇大慘劇的理性淵藪--既然對手已失去屬人存在的價值合理性，那怎樣從精神和肉體上消滅便只是個技術問題了。好在歷史不是某個強勢集團所書寫的，最終的結論必將還原正義。正因如此，在20世紀末葉的局部戰爭中，盡量不濫殺無辜，便成為對戰爭本身正義性的衡量尺度--即便你是打著正義旗號的入侵，但只要造成了無辜平民的傷亡，那就也應承擔戰爭罪責，并應接受正義的審判。美國自然也不例外。

　　二、對狹隘民族主義的反思

　　必須看到，民族主義從來都是雙刃劍。理性的民族主義，抵御外來入侵，捍衛民族尊嚴，促進民族進步，是捍衛人類基本價值規范的正義之劍。狹隘的民族主義，盲目自大、因循守舊、仇視異族，則往往是踐踏人類基本價值規范的邪惡之劍。但我們長期來，并沒注意劃清這兩者的界限。我對魯迅尊崇有加，就是因為他是近代中國真正的理性主義愛國者。魯迅深深愛著我們國家、我們民族，但他卻絕不狹隘，不夜郎自大，更不盲目排外，對于民族的劣根性，他深惡痛絕，絕不護短。最使我感佩的，是他對美國傳教士明恩浦的態度。他生前多次希望能將明教士的《中國人的素質》翻譯過來，讓中國人照照鏡子，認識自己。他甚至這樣說：外國人“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國人的肉的”[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