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在推翻清政府、建立資本主義國家上層建筑、掃除封建生產關系、促進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發揮國家政權的現代化功能等方面毫無疑問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辛亥革命對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作用是有限的，資產階級革命不可能使中國走上獨立、富強的道路。

　　研究辛亥革命對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意義，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其一，要把現代化研究范式與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結合起來。學術界以前用革命史“兩條線”研究范式研究中國近代史，肯定了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有其合理性，但是也存在局限性。新時期開始用現代化研究范式研究中國近代史，對辛亥革命歷史意義有新的審視，豐富了對歷史的認識。實際上，這兩種研究范式都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學說。前一種研究范式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變更學說，肯定了辛亥革命在社會形態變更中的作用。后一種研究范式更多是從強調了生產力變化來研究社會形態的變遷，從而肯定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我們只有從世界近代史角度，從長時段和世界范圍把辛亥革命放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框架下研究，運用比較研究方法，才能使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有個合理的定位。

　　其二，從晚清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看辛亥革命的歷史必然性。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全國規模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障礙。因為研究晚清的歷史，可以看到，15世紀以后，歐洲開始了現代化浪潮，到20世紀初，全球自由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資本主義全球化已經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中國近代化的關鍵是工業化，如何進行工業化是個大問題。19世紀60年代開始的洋務運動是在強調“中體西用”，即維持封建統治不變的情況下，運用“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方式來發展資本主義。甲午戰爭宣告了這種工業化嘗試的失敗，它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西方是通過自由資本主義發展起來的，清政府采取的發展方式有問題，“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的政策壓制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晚清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很薄弱。真正能使中國近代迅速工業化的是民族資本主義，因為民族資本代表了中國的自由資本主義經濟。二是靠封建專制主義統治是不能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清政府的腐敗注定其官僚體制無法擔當領導近代化的責任。正如美國吉爾伯特•羅茲曼在《中國的現代化》中所說，晚清時期，“政治上的失敗乃是解釋中國對現代化起步緩慢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只要封建統治存在，民族資本主義就不能發展，就不能迅速工業化，國家就不能富強。

　　其三，不能把辛亥革命對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局限于民國初年。關于辛亥革命對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影響的延續時間，過去學術界有四種看法：第一，辛亥革命似乎只留下了一塊“民國”的招牌，對于資本主義的發展，沒有重大作用;第二，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不久即為北洋軍閥所取得，因此，辛亥革命對資本主義工業的推動作用局限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初期，至多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第三，辛亥革命對資本主義工業的推動作用不限于民國初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仍有相當影響;第四，辛亥革命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幾年為止”。這四種看法各有其合理性，但仍然有討論的空間。筆者認為，辛亥革命對民族資本主義的影響一直延續到抗日戰爭爆發。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為民國時期資本主義發展掃清了政治障礙。后來，雖然被北洋軍閥接過了政權，但是辛亥革命的余緒仍在。資產階級革命派、改良派等各政治派別和團體分歧重重，但在振興實業、發展經濟這個問題上相對一致，能夠達成共識。振興實業、實業救國、實業建國等口號表達的觀念和愿望，已成為資產階級和廣大民眾的迫切要求，并形成了比較廣泛的“振興實業”思潮。并且，日本同為封建落后國家，由于較早實行以民間企業為中心的政策，資本主義發展迅速，資產階級政權很快建立，很快發展為資本主義強國。而辛亥革命是遲到的資產階級革命，在世界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時代，很難使中國趕上世界發展步伐?？谷諔馉幨切梁ジ锩晒目倷z驗，是辛亥革命這種資產階級革命道路在中國是否行得通的真正驗證。也就是說，辛亥革命對民國時期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具有長遠的影響。

　　其四，判斷辛亥革命對北洋政府時期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影響的標準有三：一是要看此時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束縛是否比晚清有所減輕。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即號召國民參加建設，振興實業;辭去總統后，仍然堅決主張興實業為救貧之藥劑，為最重要之政策。南京臨時政府雖然存在僅91天，但是頒布了一系列符合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原則和保護工商業的規章措施，鼓勵興辦實業，獎勵華僑在國內投資等。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后，仍然繼續振興實業方針。繼南京臨時政府之后，北洋政府也頒布了一系列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策、法令和條例。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劉揆一和張謇先后擔任工商、農林和農商總長期間，即1912年8月—1913年7月和1913年9月—1915年9月這段時間，北洋政府在對清末法規延續及修改的基礎上，比較系統地新訂與頒布了大量經濟法規則例，繼清末新政中國近代經濟立法的第一次高潮后，形成近代中國經濟立法的第二次高潮。這些政策法令解除了開辦企業的若干限制，逐步廢除了封建性的專制壟斷，允許一般商人開辦實業，有利于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辛亥革命所喚起的民主精神和人民的愛國熱情也為資本主義工業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二是資產階級地位是否提高。袁世凱竊取政權后，吸收一些資產階級人物參與組閣，革命黨人仍然掌握著一些省份的地方政權，在中央也保有一定實力。三是民族資本主義是否有所發展。辛亥革命后，中國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往往歸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帝國主義忙于戰爭，無暇東顧，而忽略了辛亥革命的作用。從甲午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段期間，是民族資本的初步發展時期，在一次大戰到20世紀20年代間，是民族資本的進一步發展時期。辛亥革命使資產階級“發起工廠企業得到很大推動，幾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冊”[1]454。據農商部統計，辛亥革命前后歷年設廠數，1910年為986家，1911年為787家，1912年為1 504家，1913年為1 378家，1914年為1 123家[1]454。在大戰期間，1913至1915年，平均每年注冊工廠就有41.3家，1916至1919年，平均每年達124.6家 [2]284。特別是中小資本獲得較多發展，如自1914至1924年的10年間，上海民族機器工廠從91家增加到284家(絕大部分是小廠)[3]。1914—1925年間，“每年中國民族工業的年平均名義投資額相當于政治和國家財政尚未穩定的1840—1911年間的11倍”[4]11。

　　其五，從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10年，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繼續發展時期。這個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照樣可以看到辛亥革命的影響。一是國民黨通過北伐戰爭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了必要的條件。二是南京國民政府繼承了臨時政府振興實業的方針，貫徹了孫中山發展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的思想，采取措施發展資本主義。一方面建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另一方面鼓勵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國民黨統一國家以后，相繼制定和頒布了一系列經濟法規，實行了諸多財經舉措。據有關專家統計，抗戰之前國民黨政府制定和頒布了200多項經濟法規，其時間較為集中在1928—1933年間。這一大規模經濟立法活動與上述近代經濟立法的第二次高潮相比，不僅法規數量上約多了一倍，而且涉及范圍擴大，內容也有很大改變，法規的影響力大大增強，稱得上是近代中國的第三次經濟立法高潮。這些法規和政策在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同時，對私人資本經營的企業給予鼓勵和扶助，對民營工礦業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如1929年頒布了近代中國首部通行全國的《工廠法》。

　　《礦業法施行細則》，1932年頒行了《獎勵工業技術暫行條例》，還先后頒布《小工業及手工業獎勵規則》、《工業獎勵法》等，獎勵和扶持民營工業企業，提倡企業改良和采用先進工藝，增強競爭能力。三是按照孫中山權能分治思想建立起來的國民政府實現了國家的統一，發揮了現代化的領導能力。當時的國民政府不僅有實現工業化的愿望，還做了大量改善環境的基礎工作，排除了大量不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政治障礙。比如，收回了關稅自主權，提高了關稅;采取了保護國內產業的政策;裁撤了厘金，開辦了統稅;發行了法幣，取消了銀兩在流通領域的貨幣功能等，都有利于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四是抗戰爆發前10年，中國工業發展達到了民國建立以來的高峰。這主要表現在工業投資總量的增長方面。其中，國有工業的投資增長遠低于私營工業投資增長的速度。“中國居然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工業擴張。據章長基(John Chang)所編制的工業產出指數，1912—1934年間中國工業產出年增長率為10%”[4]11。有專家指出，說抗戰前10年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一直處于破產半破產的狀況是不正確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并非一直處于破產和半破產的境地，而是有一個曲折的發展過程：即1927—1930年有發展;1931—1935年，因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而發展停滯;1936—1937年又獲得再發展。整個過程是發展—停滯—再發展的過程”[2]478。1936年中國的國民經濟出現了復蘇的局面，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也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的最高峰。

　　當然，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我們也應該看到，抗戰前10年，國民黨提出的一系列發展國有工業的計劃有很大部分沒有得到實現。資本主義雖然有所發展，但是水平不高。即使是發展最好的20世紀30年代中期，仍然沒有達到實現國家工業化的程度?，F代工業化的主干，鋼鐵、電力、煤炭、冶金、機械、化學工業的基礎都非常落后，它們在1933年全國GDP中所占的比重極小。整個現代部門和現代制造業所占比重分別只有7%和2.2%，幾乎完全被占比重60%的農業部門所遮蔽了[4]11。也就是說，與主要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工業發展比較，民族工業還有相對落后的一面。抗日戰爭前我國近代民族工業仍處于工業化的初級階段。有專家指出，在1933年全國國民收入中，61%來自農業，僅9.1%來自制造業[5]59-61;而制造業收入中，27%屬于工廠所得，即手工業及工場手工業的產值約為工廠總產值的3倍[5]135。“其工業生產也低于八百萬人口的比利時。”[6]“其發展水平遠不及十月革命前的俄國、30年代的匈牙利等東歐國家，在不發達國家中亦落于印度之后。”[7]更加嚴峻的事實是，中國的工業化大大落后于日本。到20世紀30年代，日本已經進入壟斷資本階段，擁有發達的工業。擁有強大工業支撐的日本很快就走上了侵略中國的道路，而日本侵華戰爭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現代化的道路。

　　參考文獻：

　　[1]黃逸平. 近代中國經濟變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2]孫健. 中國經濟史——近代部分1840—1949年[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